袁世凯（公元1859—1916年），字慰庭，别号容斋，出生于河南陈州府项城县，故人们又称之为袁项城。因为袁世凯祖辈、父辈都曾在清廷中担任官职，所以袁氏家族在项城算是“汝南巨族”，极具威望。
由于从小过的是寄生安逸的生活，年少的袁世凯很早就染上了“游惰冶荡”的纨绔恶习。他平日追求吃喝玩乐，爱游山逛水，生性放荡，顽劣异常。他经常与无赖少年交往，或游荡市井，或单独骑马到风景名胜闲逛，而花柳繁华处所，他也不时涉足。因为那时的清王朝选取官吏仍沿用科举考试的老办法，所以袁家最初自然也希望袁世凯能够好好读书，将来以科举作为进身之阶，从而光耀门庭。然而，正如众多的纨绔子弟一样，袁世凯根本就不是什么读书的材料。虽然他前后两次参加了乡试，但结果都名落孙山，通过科举谋求荣华富贵的希望幻灭了，袁世凯羞愤至极，于是将诗书付之一炬，开始一门心思攀附与袁氏家族关系由来已久的李鸿章及其淮军集团。公元1881年5月，袁世凯前往登州，投奔了淮军统领吴长庆。由于在此前的1877年袁世凯曾跟随其叔父袁保恒到河南帮办赈务，这使得他很快学会了官场上那一套虚伪、阴险和腐朽的作风。而这种作风很快就在吴长庆的帐下得到了试验。在吴长庆及其幕僚面前，袁世凯总是“谦抑自下”，极尽恭顺。且时常伪装忧国忧民，“作激昂慷慨之谈”，很快就取得了吴长庆等人的好感，不久他便被提拔为庆军营务处帮办，踏上了仕途的第一步。
公元1882年6月，朝鲜发生了“壬午兵变”，清廷派吴长庆率军镇压，袁世凯也随军前往。从此，开始了他政治生涯上的重大转折。袁世凯在镇压兵变过程中充分地表现了自己。他严于治军，果断地将7名不服从纪律的士兵斩首示众。在军事行动上，他表现得十分勇猛，亲自带领清兵杀死叛党数十人……袁世凯出色的表现赢得了吴长庆的信任，朝鲜国王甚至亲自接见了他，而清政府也因其“治军严肃，剿抚应机”而对其大加奖赏。
然而，野心勃勃的袁世凯是不甘在吴长庆手下做一名偏裨小将的。为此，他将眼光直接对准了李鸿章这位位尊权高的三朝元老。他经常越级言事，在密告中说了不少吴长庆的坏话。李鸿章于是渐渐疏远吴长庆，并最终调吴率三营回国，而庆字军的另外三营则落入袁世凯手中。袁世凯如愿以偿，吴长庆则含恨而去。
袁世凯深知“朝中无人莫做官”的道理，于是以“述职”为由，回国拉拢各种关系。他精通钻营之术，首先便极力拉拢大官僚周围的人物，包括亲友、幕僚，以至于门房大爷和上房老妈子等。他经常从这些人口中打探当权者的习性、嗜好和其他特点，随后再携厚礼登门拜访。由于摸清了一切底细，所以他就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往往对答如流，讨人欢喜。袁世凯回国跑了一趟，果然誉满京华，北京官场无入不知李中堂（李鸿章）手下有这么一位“后起之秀”。而李鸿章也因而提升袁为三品道员，叫他留在朝鲜改任“驻扎朝鲜总理通商事务”，年方26岁的袁世凯成了清廷驻朝的最高长官。直至公元1894年日本挑起甲午中日战争，并最终占领朝鲜为止，袁世凯在朝鲜前后共呆了十二年。
清军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彻底暴露出中国旧军队的腐败无能。清政府从陆军的惨败和水师的覆没中看到，完全依赖于原来的军队维持统治已经无济于事，各方面人士也痛切地感到应迅速改革旧军队，组建新军。清政府准备训练新军，给袁世凯登上新的政治舞台提供了一个契机。袁世凯闻风而动，请人捉刀写了一部《兵书》，用他自己的名字发表，制造轰动效应。也有人传说，马关议和时，伊藤曾向李鸿章问起袁世凯的近况。于是又有人出来替袁捧场：“日本人如此重视袁世凯，可见此人必有非常之才。”以上这些话在北京广泛流传，致使军机大臣翁同解、李鸿章、荣禄等也称赞袁世凯“通晓戎机，才堪大用”。公元1895年11月，清政府正式任命袁世凯在天津督办“新建陆军”。于是这位年方37岁的红道台成了清政府建立新军的创始人之一。
袁世凯向来崇信“有兵则有权”。他认识到新建陆军为全国编练新军的模范，而自己则为新军开山祖，日后扶摇直上必会成为全国新军的总头目。对他来说，这支新建陆军才是他货真价实的政治资本。因此，他从一开始接管军队起便对之倾注全部心血，事无大小，常亲自过问。在新建陆军中，袁世凯采用德国和日本建制，聘请了大批德国军官担任教练，并且随营建立了步兵、炮兵、工程兵和德语等各随营军事学校，培养和造就军事人才。这支军队虽然人数不多，但在当时的中国，也只有张之洞的自强军在装备和训练方面能够与之匹敌。
在训练新建陆军的同时，袁世凯也特别注重建立一支以自己为核心的新军班底。他首先从在朝鲜的庆军中挑选一些老部下担任各级军官。除此以外，他还从北洋武备学堂和其他军队以及李鸿章的推荐的人员中物色了一大批人才，其中最著名的有徐世昌、冯国璋、王士珍、段祺瑞等。袁世凯属下的军官名义上虽然是朝廷的臣子，但实际上同袁的关系带有浓烈的封建人身依附性质。后来他们都成为袁的亲信、死党和北洋军阀武装政治集团的要员，即所谓小站系军阀。从驻朝到小站练兵，袁世凯在政治上开始崭露头角，军事羽翼也日益丰满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