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科学主义、历史主义的胜利进军相呼应的，就是实证的、功利的、大众的、民主的趋势不可阻挡。雅斯贝尔斯引用布克哈特和斯坦达尔的话说：“两院制”将不会去建造大教堂，而只会把钱用在投资上，“凡是想在这个世界里生活下去的艺术家，应该放弃艺术而去从事甘蔗的种植或陶器的制作，这样他们就更有可能成为百万富翁和议会的议员”。而成为这个时代的最杰出写照的，就是拉特瑙的《时代的批判》（１９１２）和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１９１８）。施特劳斯的《现代性的三次浪潮》也是从《西方的没落》这本“标题不祥”的书说起的。在他看来，“西方的没落”指的就是公元１０００年来、首先是西方现代文化的没落，“因而他断定的是现代性的没落。他的这本书是对现代性危机有力的文字指控”。
在我们大体上梳理了现代性的三次浪潮及１９世纪的哲学状况后，对１９００年出版的胡塞尔的《逻辑研究》到底对２０世纪意味着什么，才会有一种比较清晰的认识，这也就是施特劳斯之所以要把他的《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与政治哲学》放在他的《柏拉图式政治哲学研究》这一论文集的首篇的原因。
施特劳斯首先区分了政治哲学与政治：政治哲学关注的是人类所有社会中最好的秩序，而政治则关注的是某一特殊社会在特定时境中的状态。随着“形而上学精力的消耗殆尽和经验兴趣的蓬勃高涨”，政治哲学自然也就失去了它的信誉，而“政治自身却变得比以往更哲学化了”。施特劳斯说，“我们时代唯一伟大的思想家是海德格尔”（《现代性的三次浪潮》，第１１５页），但在海德格尔的着作中并没有政治哲学的位置，因为海德格尔相信人类的生活与思想是彻底的历史性的；历史性决定了人对历史的普遍结构或本质结构的认识也只属于历史的某一时刻。
面对这一根本性的历史深渊，人只好安于一种“无家可归的在家状态”，而超越这一状态的，就只能是渴望ｂｏｄｅｎｓｔｎｄｉｇｋｅｉｔ（植根于大地之中）而不可能是任何一种政治行为，“人们也许会说海德格尔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深刻地吸取了１９３３年的教训。他确实没有给政治哲学留下任何位置”。
但海德格尔的老师胡塞尔却与他不同。在胡塞尔看来，威胁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有两条思路，一是自然主义（实证主义），即把“自然”仅仅当成自然科学的对象，把一切规范（逻辑规范、伦理规范等等）都“自然化了”，其典型形态就是实验心理学；二是历史主义，其典型形态即世界观哲学，“世界观之观念是随着时代而不同的”，它把智慧概念化，以求反映习性（ｈａｂｉｔｕｓ）的本质，海德格尔哲学本身就证明了这种世界观哲学的难以抵挡。
施特劳斯说，胡塞尔对自然主义与历史主义、对实验心理学与世界观哲学的反思本身就是对政治哲学的贡献；尽管他并未意识到哪怕都是世界观哲学，也可能最后只允许一种世界观处于主导地位。当然，１９３５年，当胡塞尔在布拉格作讲演时，已注意到不同的哲学道路之间的斗争也会在政治权力的角逐中体现出来，“在哲学的开端处迫害便已开始”。施特劳斯说，这种冲突与迫害所提出的其实就是政治哲学的问题，而“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那就无法在胡塞尔所谓的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的本质特性上达到明晰性”。
概括一下：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实在有赖于我们所接受的“正确观念”的“推论依据”。马克思说，“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是培根”，这一点体现在我们所有的西方哲学史的教材中，它告诉我们，“正确观念”的“推论依据”来自于经验的归纳；胡塞尔说，“笛卡尔不仅是近代客观主义的理性主义的创始人，而且也是破除这种理性主义的先验主义动机的奠基者”，“笛卡尔的怀疑考察方式为我们提供了起点”，哲学唯一可能富有成果的复兴运动，“就只能是重新唤醒笛卡尔沉思的复兴”，它告诉我们，“推论依据”只能来自沉思中直观的自明性；而施特劳斯则说：“没有霍布斯，近代哲学就不可能”，也就是说，没有霍布斯从人的“自然权利”出发，把人的主观诉求认作全部法律、秩序、义务的起源，也就谈不上近代哲学所确立的一切精神性原则。你到底听谁的？培根、笛卡尔、霍布斯，这三位几乎完全同时代的人，谁是近代哲学的“起点”？这取决于你怎样理解哲学，怎样看待当代——西方哲学的当代和中国哲学的当代状况，怎样设想未来——中国的未来与人类的未来，或者说，不再相信“未来”与人的“正确观念”的“推论依据”有关。不相信了，也就没有了“未来”，或者说，所谓的“未来”与“过去”都是无可捉摸的“偶然”。
社会的平庸与明显感受到的腐朽，政治的险恶与四下弥漫着的虚无，既可能使人“远离政治”，遁入玄妙的形而上学沉思，也可能使人萌动着某种抵抗的情绪，问题在于，这种抵抗真有道德立场上的根基吗？是我们原来就有（比如在孔子那里），只不过在以后的岁月中丧失了，还是我们从远古时候起在意识上就不曾有过客观的、普遍有效的“自然律法”的观念？本来就没有，当然也就不可能再有，但这就一定“不好”吗？施特劳斯说，自由民主制的理论，共产主义的理论，法西斯主义的理论都源于现代性浪潮，源于“人相信自己成了历史的主人”，所不同的，就在于前两种理论是现代性的第一、第二次浪潮的产物，而第三次浪潮的“政治含义已经被证实为法西斯主义”。问题不在于把现代性的第一、第二次浪潮与第三次浪潮区分开来，而在于必须越过这现代性的三次浪潮，到“前现代的思想”那里去寻找自由民主制的“推论依据”。但任何理论的“推论依据”都不可能在实践上导致必然的结果，包括自由民主制、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与“现代性的三次浪潮”之间的关系，这应该是一种基本的洞识，因为任何一种政制的形成与完善都有着太多的偶然因素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这一洞识是否又意味着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的巨大诱惑呢？是否意味着人真的无所作为了呢？但不管怎么说，施特劳斯的《现代性的三次浪潮》毕竟给了我们重读西方哲学史，重新思考我们自己的传统与当代的一种新的角度。
当然，如果它只是“一种新的角度”，也不可能对人有如此大的吸引力；作为一种对古典“政治哲学”的回复，这种“角度”却是要从根本上（也就是要从“推论依据”上）摧毁我们习以为常的有关历史进步、平民革命、社会平等的观念，这种摧毁不但有古典文本的依据，更是我们当下切近的现实感受。且不谈更远的中国，就是早十多年，比如８０年代中期，没有多少人会真把施特劳斯的学说当一回事，就是当一回事，也仅仅作为重新解读西方哲学史的“一种新的角度”。但现在却不同了。问题就在于人们忽然对伴随着人类社会的“繁荣”而来的“灾难”都有了一种真切的体会；换一句话说，也即就“现代性”而言，比如就以２０世纪而言，你是着眼于“繁荣”，还是着眼于“灾难”？就整个近代而言，当然既有繁荣，也有灾难，到２０世纪，这种繁荣与灾难更是都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这一切，是应该归功于还是归罪于“现代性的三次浪潮”？如果再着眼于信念、道德和价值观念呢？
“现代性浪潮”只是对社会的“繁荣”或“灾难”，对道德的“确信”与“空虚”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框架”，或理解为“范式转换”，并没有谁会真的相信古典的贵族等级制的生活秩序会随着这种“解释框架”的改变而得以重现。尽管在卢梭看来，就连“代议制民主”也要作为“选举制的贵族政治”加以废弃而代之以他的灾难性的“直接民主”；尽管我们都相信幸亏古代以来就有那么一个“贵族阶层”，我们才有了我们今天得以自豪的文化遗产，但“口号”（理想、范式）与“实际”（谋划、操作）的差距之大，早已让人相信了一种现实利益的不可动摇。这种现实利益是与某种权力结构相结合的，无论什么样的“口号”，它都会为我所需的吸纳进来，比如“现代性浪潮”就是一例。你可以从这个角度看，他也可以从那个角度说。我们甚至有足够的理由怀疑我们自己，会不会因为自己在权力结构与利益关系中不那么糟糕的地位而影响到自己直觉上的判断力。雅斯贝尔斯在《时代的精神状况·导言》中说，任何时代的精神状况本身都既包含着巨大的危险，也包含着巨大的可能性；早在好几个世纪以前，凡认真思考人类未来的人就都受到一种危机意识的激发，“人感到自己的未来受到了威胁。正像基督徒相信这个世界是失去的世界、因此紧紧抓住他的拯救学说以超越这个世界一样，许多认为自己的时代是被判决了的时代的人，则在一种关于本质的沉思的确信中寻求避难。黑格尔就相信这个时代是衰败的时代”，所以才认为哲学是一个孤独的圣所，它必须远离世界，直接地属于实践的事情不是哲学所关心的。当然，对黑格尔来说，还有他所要扞卫的思想的“真理”；对黑格尔后一百七十多年的我们来说，难道我们更有理由相信时代不再衰败、哲学不再孤寂了吗？而且，在繁荣与灾难、利益与权力的相互对应中，“时代的精神状况”难道不正在迫使我们学着承受精神的空虚吗？
也许走出一种悲观乃至绝望的思想状态的唯一出路在于对社会活动特别是政治生活的投入，海德格尔就迈出了这一步，但结果又是大家都知道的。今天，施特劳斯的学说也在试图让我们从时代的悲观与绝望中走出，至少，他要让我们从古人的书中去重新确立对于“美好生活秩序”的理想，就此而论，他仍是一种思想的启蒙——在当下时代中的思想启蒙。正如卢梭、尼采在对现代性的反抗中推进了“现代性浪潮”一样，说不定在以后的岁月中，施特劳斯极端的保守主义学说会被说成是“现代性的第四次浪潮”，因为尽管他粉碎了人类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在尘世建立“天堂”的幻想，给了我们古人的“应当”与“理想”，但这一切，又都是针对着生活在此岸并对现实中的一切深有所感的人来说才有意义，那么，生活在此岸并对现实生活深有所感的人能做些什么呢？先去读书吧，虚心地、潜心地去读古人的书吧，在那里，你会有全新的、合乎古人“本意”而不是被“现代性浪潮”所“诱导”了的体会。这话无疑有它的道理。就以中国而论，我们是多么可怕而悲惨地在“现代性”的“诱导”中“误读”了古人的书，又是多么渴望能通过重读古人的书来给时代精神的“单调与贫乏”增添几许色彩。但愿如此，唯愿如此，恐怕最好的，也不过如此。当然，能这样，它也就成了与现代性的断裂，而现代性的特征恰恰就是断裂与脱节。哪怕这种“断裂”只是为了延续久已逝去的“古代性”。让我仿照曾任德军总司令的瓦尔特·冯·勃劳希契陆军元帅在纽伦堡审判中的一段话来结束这篇文章：现代性是我们的宿命，这是无法逃脱的。所谓的“理想”与“应当”，只是为了使另外的被“现代性”所掩盖或遮蔽着的层面显现出来；而那些“层面”，原本就不是“现代性”这一概念所能涵盖的。“现代性”，作为一套相对完备了的学说，可能仍是西方世界对我们的一种“诱导”。我们反正不能企图知道上帝所能知道的，正如我们不能从“外面”来重新审视这个作为总体的世界一样，“最终，我们并不知道所是者，而只是试图知道所能是者”。因为我们自己只能是“所能是者”。这也是《时代的精神状况·导言》一节的最后的话。
原载《江苏社会科学》２００３年第１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