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人都有并总在受难，肉体或精神上的——只要欲望存在，与他人和自然的纷争和冲突就在所难免。齐文高的苦难更是一种精神的受难，即便常人不屑的这种微不足道也成了他难以企及的奢望，他失去生活的起码条件（不能人道）、没有身份（政治上的），但他对肉体痛苦的不计较和对精神痛苦的坦然面对挺立出了人的尊严，并从仁者爱人中获得真正做人的资格。殷先生把齐文高的不幸与他始终如一的施爱言行结合起来，使齐文高的形象艺术而真实地升华出担当的价值品格，从而把人的梦想、希望和人生的意义从道德堕落的灭失中解放出来，使我们看到一个受难灵魂承担了怎样的一种救赎并显示出道义的无穷力量。
从古希腊苏格拉底到后现代主义，从中国诸子百家到现实各种文化思潮，各自文化的独特性造就了不同民族的苦难史，当然也映照了个体的心灵史。殷先生《无弦》的心灵史，体现出人性压抑、身体摧残、精神践踏和苦难承受中的人格升华。文化本来教化人明辨善恶是非，但世俗却在功利主义的权衡中彰显相反的结论，人创造文化却很多时候违逆文化，世上的悖论往往是对“始作俑者”事与愿违的验证，人确实会在共患难的应对中获得利他的精神满足，但更多的会在同命运中找寻同类作为垫背。人要真心向善并不难，但世俗总在明哲保身与集体利益冲突中游移、妥协，坚持真理便可能自讨苦吃。于是，“恺撒是恺撒，上帝是上帝”，大家各得其所、我行我素，“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劣是卑劣者的通行证”，高尚者直面人生和心灵、从善如流，卑劣者虚饰贪婪、行为龌龊，这实际上是人的文化宿命。
人生的苦难和精神痛苦，在西方被用原罪和赎罪来平衡、引导和消解，因而西方的人文作品更偏重于用精神分析或是注重心理描写来揭示人的内心世界的尖锐冲突。或许东方观察事物的方法更多是靠整体性的具象感觉，反映在文化乃至文学上则是用善恶因果轮回来淡化、释解。因而，多数人从圣贤那里也难以释怀，最后只能随波逐流或放任自我或求助于神灵、归化于宗教、释惑于上苍、寄托于来世，以求心灵慰藉。于是，人便有了找寻上帝的必要，不求功利，但求抚慰，给一个哪怕虚无缥缈、自欺欺人的理由便可心安理得。亦可从自己的精神境界中实现自救和在超越中救赎他人，使积极向上的社会责任蕴涵其中。也正是在这一点上给齐文高以安慰，齐文高既无法借助于政治，也不能指靠世道人心，他所遭遇的一切是可耻的恶对无辜善的凌辱和否定，他无怨无悔、一如既往地爱他周围的人，听他们的吩咐和指使，承接他们的白眼和羞辱，体现一种灵魂受难的光辉。
想象的文学创作积累表意的经验，哲学的抽象推理构成超验。一个人对救赎意识的确立和体味的深刻度，决定他文学叙事的想象力和厚重性。《无弦》是个性化极强的人的生存文化标本，它赋予齐文高悲悯、仁爱的人性，有救赎亦有天道、有决绝亦有感怀，是中西方文化融合出的一个受难形象的极致，鲜明、强烈地留存下人们对齐文高多重含义的各种理解、想望、期待也就不言而喻了。这显现殷先生把人拉上灵魂拷问的祭坛抖擞、翻晒、剖析一番的勇气，这种大爱的张扬和对苦难的深切体会是他写作的动力和期盼，也是一个作家真善美的艺术创造进入到想象空间而具有深邃思想的标志。这使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对受难和救赎品评、自省，并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对照灵魂、检点自己言行的欲望。
这个典型的中式救赎意义的文本缔造，打破东方缺乏犀利灵魂拷问和西方箴言式命运诅咒的先验创造，使殷先生在从文化原创的源头到人类共同精神性资源的运用中，体现出悲悯、仁爱、善良的人性光芒，使当下神灵对于灵魂昭示的辅助意义变得更为现实和真切，再现了中国政治与大众命运互动过程中人性与历史交织、递进、互促融合的境况，那种带有灵魂质询、文化拷问的控诉，阐释了社会动荡中人性张扬和压抑中的萌动、惊悸和嬗变，是集体无意识形成过程的艺术再造，对研究社会形态的诸多问题留下文学思考的印记。可以说，《无弦》体现出强烈的对集体无意识的质疑和对个人悲剧的社会渊源的问责意识，有着改变人的信仰的穿透力和引起人们进行文化反思的更大启示作用。它告诫人们不可以无视一个时代的荒诞，但更应该警醒集体无意识，它往往是导致邪恶的不自觉行为的一个文化基础上最易忽视、最为薄弱的环节，是造成社会悲剧的一个重要根源。人们啊，要时常拿起灵魂去真诚直率地观照你自己的应有的良知正义，校正你自己的言行举止，特别要警惕集体无意识对人类历史走向的深刻影响。
《无弦》所表征的中国人政治命运的历程，是中国式灾难经历的典型写法，体现出人类良知、博爱、救赎的伦理道德，这比中国传统文化承载的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等东方民族内在精神以及在公权之上派生出来的科学民主意识涵盖了更加宽泛的精神向度和更为深邃的理念。
使艺术真实地再现并高于生活的根本所在，就是指演绎故事必定要符合艺术逻辑，并在文本推进中给出细节真实的可信理由。叙事无疑是“怎样写”的主要体现，作家当然完全可以任意解构、拆解、割裂一个事件，而后按艺术规律拼凑、组合、打造成一个有内在张力和陌生感很强的新奇故事，也可以学习、借鉴各种叙事技巧。但仅仅依靠这些是远远不够的，它们终究不能够成为精神取向、价值形态和大众的情感归属。所以，我以为文学最能体现作家秉性天赋和创造力、制约创作水平的是观念、思想和语言，特别语言是作家带有“指纹”性质的标志，语言陌生化是作家最可宝贵的内在品性。我们知道20世纪以来的语言论，则重视主体间的平等关系及如何表达的问题，自索绪尔的语言符号说到维特根斯坦的语言观，都强调语言反映文化、社会、艺术及对我们看待问题方式的干涉作用，尤其在当下，作为承载更多内容的语言有可能引导我们的思维走得更远。
即便如此，找寻“言者”的话语权，仍然使意义和本质占据认知的重要位置。也因此，殷先生没有在使故事碎片化和时空变换等叙事技巧方面走得太远，特别是他《无弦》的语言形式就是偏爱一种冷峻、孤傲直击人内心的那种近乎纯客观白描的手法，是对大善、大恶充分理解后的从容和厚重，透出一种真理在握的恬淡自信，使伦理的意义昭然若揭，弥漫出一种上帝俯瞰的救赎气息，形象表述的伦理意义的主动性使叙事成为创设本身。
当然，殷先生的语言生活气息、时代感、个性化都很强，在雅俗间充满跳跃的活力，做到雅能阳春白雪，俗能“入乡随俗”。而且他在设置情节的交合点上阐释人类修为向善的精神向度，即便在表现梅有福的恶时，仍然是一种内敛的夸张、一种自如的收放，既不肤浅，也不尖刻、绝情，而是那种引而不发，即时引申而又宽厚、平和，像“好像专门等着欢迎梅有福的屁股似的”、“这是红旗生产队除了牛车外的第二个现代化交通工具”，等等；此类语言既符合人物性格和身份，又具有反讽意味，加大了现实观照性与当下情境对比的鲜明性。其实，一直以来殷先生语言的重组和结构都很见功力，个性鲜明的叙述对话，透出干脆利索、清秀简洁、沉稳幽雅的创作风格。即便平时自述性的文字如：“我就写一篇小传吧，放到书的前边冒充序”，那种幽默、风趣、自嘲也便带着人性的温暖和通达传递给我们，令人暖心、会心、慧心。
“前半生我几乎没有真正地笑过一次。”由于殷先生对世道人情的深切体会和对人的生存即苦难有着切肤之痛，因此，纵观他的小说，尽管他的叙述风格和言说方式相对稳定，但内心的异常丰富和激情荡漾使他的故事时常充满沉重感。他从没被生活的表层所迷惑，因而从《开山的女人》到《迷皇店》再到《马统领与徐县长的故事》，尤其《儿子》《磨盘村的诅咒》的话语充满生命体验的深沉、凝重、抑郁感。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各种艺术思潮的喧嚣中，似乎没能影响到他在作品中对人性的牢牢把握，他始终对文学的一些过于追求形式化倾向保持应有的警惕。他那富于个性化的生命体验，使他写作的自由度从没受语言和叙述的约束。从《贞节碑》到《冰冷的太阳》，再从《歪歪井有个李窑主》到《无弦》，由反映以血还血的复仇到担当、殉难意味的确立，是一个逐步走向成熟的过程。
最初他局限于在传统文化层面表现人的争斗、愤怒、绝望，缺乏救赎、受难隐含其间的终极追问，而到了《歪歪井有个李窑主》则有了一个提升，继而到了《无弦》，故事的演进直逼人的内心并对人类整体性命运充满关爱。对齐文高这种有诉求而不能、有怨愤而无音的哀莫大于心死的生存状况的昭然若揭，表现出一种受难而无悔的精神。这使他的叙述变得更加轻松、内敛，没有述说欲望的狂欢，也没有情节悬念的肆意张扬，更没有语言上的故弄玄虚。他的叙事始终氤氲在一片阳光中，在使灵魂和人生考量指向存在的同时给人更大的直面人生的勇气和希望，并延伸了一种意义——即生活价值和存在本质的相互转换所置换出精神不屈的永恒。
总体上殷先生的作品之所以显得内敛、低沉、忧伤，是因为他个人沉郁性格和救赎理念相互激荡、碰撞的结果，他本身有一种不甘命运摆布和奋进拼搏的力量内蕴作品其间。其实，无论是《贞节碑》的抑郁，还是《歪歪井有个李窑主》的激越，甚或是《无弦》的厚重，殷先生虽都不描摹庸常，但也绝不呈现异常和极端，这种与现实的不即不离、若即若离的疏离相间，表明他的文化诉求找到适宜自我的表达方式。尤其到了《歪歪井有个李窑主》之后，在恶中扬善、善中抑恶中建构了他自己的有关时空关系、因果轮回、精神彼岸等终极问题的叙事模式，在对人的邪恶、阴险、毒辣、残忍、贪婪、虚伪的无情揭露中逼视人的精神存在，对人内心的孤独、异化、焦灼的心理作了现代意义上的深层探讨，在人失落的精神家园中找寻人性善恶母题的普遍的意义。特别是《无弦》，挖掘出齐文高以德报怨、虽死无悔的人类宽容、善良的高尚和尊严的力量源泉，给人以美好、平和的期待，尽管缺了一点浴火重生的悲壮，凸显的是东方人的思维方式，但呈现殉难救赎的光辉完整而独立地体现了存在的价值。
正如叔本华所说：“欲求和挣扎是人的全部……但是，一切欲求的目的却是需要、缺陷，也就是痛苦。”所以，正视人的存在，写出人的精神痛苦，是作家具有深刻性的表现。无疑，殷先生做到了这一点，他以此阐释着自己的良知所在并体现出对存在的高度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