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耽于科学精神的殉道者
一朵不经意间的生活浪花往往导致出乎意料的结果。王晋康先生走上科幻小说创作之路似乎就属于这种偶然。
按王先生所言，在上世纪90年代初，他因为被自己的十岁儿子逼着讲故事，不得已而编织一些具有科幻内容的故事应付之。由此，他开始萌发写作科幻小说的念头。
此前搞过一些创作，但都不是科幻写作的他，1993年在《科幻世界》发表了他的处女作《亚当回归》。此作一经发表，便引来同道好评和社会广泛关注，不久便斩获当年银河奖（此奖被公认是国内科幻小说最高奖）。那年一篇被广泛转载的报道题目就是《十龄童无心插柳，老爸爸一不留神成名》。很多时候就是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初衷可能带来完全意想不到的结果，正像他之后曾经多次感慨自己作品常常有截然不同的反响一样，“有时个人不满意的作品反而好评如潮，个人满意的作品却默无反响”。
尽管最初他闯入文坛好像有点实属偶然，但随着与他交往的深入，我却更愿意也有充分的理由坚信他这是文化积淀而厚积薄发的必然。毕竟，对于毕业于西安交大理工科的高才生、而且从小就对科技有着强烈兴趣并常常异想天开的他来说，从事科幻小说创作应该并不令人感到意外，那只不过是他多年科幻情结的宣泄罢了。
当然，即便不期然地做了文学之梦并且好梦连连，他也绝未曾始料得到或者说是奢望得到“90年代的中国科幻是王晋康时代”（姚海军语）那样高的权威评价。
实践证明，王先生寓科学于文学的艺术感悟及叙事魅力，以及他所意欲构建的科幻时空，拓展着人们以科学精神映照世俗社会的思维空间，并不断刷新他作品读者的理性感受，令人不得不惊叹他文本所蕴涵的科学理念。
然而事实上，至今很多人对科幻小说并不充分认可。
我至今不太理解科幻小说缘何被排拒在纯文学之外，除了题材体裁之外，是因为技法不够、艺术水准不高、缺乏普适价值，或是有什么其他另类的地方，还是受美国著名文学评论家伊哈布·哈桑的影响？因为他曾说过：“科幻小说可能在哲学上是天真的，在道德上是简单的，在美学上是有些主观的或粗糙的，但是，就它最好的方面而言，它似乎触及了人类集体梦想的神经中枢。解放出我们人类这具机器中深藏的某些幻想。”
人们是否据此或因个人的经验和好恶而对科幻小说抱有偏见，我不得而知且不好武断臆测。在我非常有限的阅读视野里，我所看到的许多科幻小说就其创作理念、叙事技巧、情节安排、思想深度等方面堪与主流小说一比。尤其是王先生的作品，无论从形式结构到故事内容、还是从思想内涵到语言形态，以及他严谨而富于哲理性的逻辑表达无不透出强烈的存在感。
实际上，科幻小说因题材的特殊性，它更多表达的是人类共有的科学思想，因而在某种意义上它更容易超越狭隘的民族文化、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的范畴，所以，它应该能够更好地体现出国际化语言的通行范式。
昆德拉曾说：“只有在超民族的语境中，一部作品的价值和创造性才能被充分发掘。”而王先生的作品正契合了昆德拉的这种判断。他文本所体现出的过于沉重的道德责任感和沉郁苍凉的风格，是王先生作为知识分子写作的一种自我体认，其精神维度涉及当今社会人与自然间的矛盾以及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和利益冲突。他用科学幻想方式对人类命运进行的这种现实描写，是他作家主体思想在科幻这个超民族特殊语境中真切、直观、具体的表达，从中我们也可以体味哲学、科学、文学的滋养，感受宗教、道德的力量以及中华民族文化价值体系的丰富内涵。
不仅如此，阅读王先生的科幻小说，还能感觉他作品与生俱来的一种悲壮并充满人文关怀的大情感，这种无须在社会和文化层面去牵强附会地寻求答案的文本创造，使灵魂拷问从苍穹而直达人的内心。这不仅成就着他作品的沉郁苍凉风格，也使得我们的认知延伸到更大的理性空间。当然，造成他作品这种风格的原因在我看来：一个是中国传统与现代科技伦理之间及东西方文化的冲突；另一个是科学思维总是淹没在对非理性的呈现上的错位；再一个是哲理性构思模式与浓郁的民族情感在表达上的差异。另外，与他对人生、哲学和科学的深切思考有关，还与他认为“科幻作品常常以上帝的视角看世界”的文学认识有关，更与他因出身而遭遇冷眼有关。
众所周知的原因，王先生因为出身而备受政治高压的摧残，那个年代他为此压抑到什么程度和付出了怎样的代价，从他最接近主流的小说——《蚁生》这部长篇中很多类似他生活经历的真实描写里可以看出或感觉得到。
当时十几岁的那个年龄段他是非常敏感的，而且正处于世界观的形成期，所以，因压抑被扭曲对他的影响至今还深入骨髓，每每想起他都意绪难平。多年后，他回忆说：“初小升高小……在南阳实验小学凡出身不好的学生一律淘汰，只有最出色的三四个作为备取生录取，我即其中之一。这些经历造就了我的性格特点：既自负又自卑，用自尊的甲壳紧紧包住自卑的内心。”平静的话语，仍让人感到灵魂的战栗，这种因他本人无法选择的出身问题而蒙受的屈辱感和异己感，不仅挫败他的人生，更甚或会改变情感走向和影响到他的人生观，当然，也可能会伴随他的整个写作生涯。
从写作的发生来说，创作确实存在一个心态和自身价值如何实现的问题。王先生要将这种挫败感转化为君子三不朽之一的“立言”的社会行为，他坦率地承认自己的写作：一是为了情感倾诉和表达对世界的思考，二是为了得到社会认可。
王先生成为著名科幻小说作家，除生活积累和实现自我价值的动力外，还得益于他青年时期充分的知识储备。他在“求学时代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大学时代，大量阅读国内外文学作品，在文学技巧上做了准备”，所以，他最初的写作赶巧碰到他“几十年的积淀开始起作用了”。因此，他刚刚步入文坛出手的“前十几篇小说写得非常轻松，而且几乎每篇发表以后都十分叫响”。
上世纪90年代，正是经济全球化浪潮对中国冲击最为激烈的年代，消费主义为时代打上深刻的金钱烙印。但对于写科幻的王先生而言，“由于创作题材的关系”，而且“南阳地域保留着一定的原生态，作家们可以吸收比较独特的生活滋养”。所以，面对经济带来的更大振荡，王先生对自我重新定位——决心用科幻解读人生，把想象未来世界的小说创作进行到底。因而，处于写作上升阶段的他，更多考虑的是怎样使作品更加新颖别致、特色鲜明和显现出更为犀利的语言和如何使自己的文本避免重复和进一步开掘更多的创作资源。
其实对创作枯竭、原创性不强、太拘泥于形式创造等问题的担忧，每个人都可以为自己的偏好或观点找出很多种言之凿凿的说法，但我认为根本原因在于思想贫乏和观念陈腐。所以，那种缺乏深度、缺少人文关怀的语言碎片，是杂乱无章的文字堆砌，仅仅依靠形式的变换无论如何也变换不出更为鲜活的内容和伦理的意义。
王先生对如何看待和处理作品内容和形式的关系态度是非常明朗的。他说：“我不认可形式大于内容的观点，也不认可作为语言的哲学取代作为认识的哲学这一观点。相反，我在创作中非常自觉地实行相反的观点——文学技巧是为内容服务的。”自认为他的“作品比较沉稳凝重，一般来说算得上‘言之有物’”，并且“如果能用最简单的技巧能表达我想表达的东西，我就会毫不犹豫地用最简方式”。由此看来，他不可能与那时风头正盛的所谓“元小说”式的叙事有丝毫的牵连。
事实上，他是那种喜欢先构思后动笔的作家，常常他是先有一个哲理上的灵感，或者说有一个好的科幻构思的基本梗概，然后据此来结构故事情节，但有时他也会在写作中突然改变文本走向或重新进行人物设置，植入新的情节，以增加故事的悬念和可读性。
而且，他喜欢在设置人物、虚拟情节、营造人文氛围、烘托科幻气氛中深深地切入现实生活，这当然与他占有材料的翔实和理性剖析的深入有关，得益于他科技知识和科幻想象力的丰富。特别是人文思想将他作品的文体特征、语言风格与伦理诉求融会贯通在一起，使他能够在表现生存困境、满足审美创造、体现文学价值中特立独行。尤其他在文本中关于宗教对人类起源的影响、不同种族和国家价值观差异的突出体现、对东西方文化体系的评价以及科技递进方式的阐发给予人类什么作用等重要问题的探讨，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和深度。这当然除了才情之外，与他秉持科学精神不无关系。
实际上，“四十五岁之后的这第三个阅读高峰，即真正开始科幻创作后对西方作品的大量阅读，加深了我对世界的理解，让我很多比较朦胧的观点明晰化”。这时候他已经从车间实习技术员做到了石油二机集团的主力设计师，是石油专用底盘的开拓者，负责国务院重大项目“沙漠修井机”的研发工作并最终获得成功和奖励，事业正可谓如日中天。而此时他写作虽然刚刚起步却也已屡屡获奖，本职工作和业余创作这种双重价值的充分体现相得益彰并共同激励着他，激发他更大的创造欲望并促使他力图在科幻小说领域里走得更高更远。
我们知道，科幻小说诞生于19世纪，是欧洲工业文明崛起后的特殊文化现象之一。它所体现出的科学精神，是它有别于其他文学作品的特质。按科幻小说的传统分类，王先生的很多作品似乎应属于硬科幻（当然，他并不赞成软硬科幻之分，而倾向于“核心科幻”的提法，认为“它比软硬科幻之分更能反映事物本质”。依我来看，他这种分类标准更利于社会大众厘清科幻的文学品性和社会价值）。像《生命之歌》《替天行道》《生存实验》这些作品，注重了对科技本身和物理定律的阐述和应用，彰显了科学技术的力量。但他的《三色世界》《魔环》等则是以科学猜想来架构情节，这似乎又显现他驾驭软科幻小说的能力。而在《母亲》等作品中则主要是以人文理念来推动故事发展。实际上，他既“善于用最简化的语言不动声色却饱含激情地描写科技在创造世界方面的无限潜能”（吴岩语），向精神世界的自由王国挺进，又能在软科幻中很好地运用中国的传统文化来体现拯救世界的责任，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很多时候，他的作品用凸现人文精神与科技进步的冲突来诠释人生、观照现实、推崇科学。而他更多的作品在情感宣泄和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抱有积极乐观态度的基础上，把科幻构思与现实情节有机结合，用科学的眼光来看待事物，使本就充满烂漫主义的科幻小说对未来的预见和人文思想的充沛表达，显得更加绚丽多彩、意味深长。
同时，他的软科幻小说的突出之处，是他能够在科学原理的宏观层面而不是具体微观技术层面去阐释自己的观点，尽管他也认为“生存的需要就是最高道德”，并且在《水星播种》中以科学的名义强调“生物的本质是自私的，每个个体要努力从有限的环境资源中争得自己的一份，以便……延续自己的基因”，但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对他的浸染，又使他不由自主地张扬着利他的牺牲精神。这虽然淡化了他科学判断的影响力，但正是这种不可否认的科学判断的客观性与作为文化背景出现并隐含于文本中的利他精神的冲突，才使他的作品更本质地呈现出沉郁苍凉之感。
王先生虽然始终肯定科学对于人类社会的巨大推动作用，但也绝不否认科学本身所内禀的负面影响，这使他的科幻小说有了五味杂陈的复杂意味和对于整个人类文明进行反思的精神。应该说，他的作品像《善恶女神》《替天行道》都表达了他对世界的这种看法，他说，“科幻作家认为没有永恒的人性。永恒的是生存欲望。当生存要求人类两性繁衍时，爱情就是美丽的”，“保存自己，繁衍后代是生物界最本元的发展动力，人性、道德、伦理等，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前者是永恒的，后者只是暂时性的架构。只是后者发展得太精致，以至于文学家们身陷其中而不自知。科幻作品常常以上帝的视角看世界”。这些观点往往言简意赅、一语中的，具有浓郁醇厚的科学意味。
当然从另一面看也反映出他的纯自然主义观点。这不奇怪，理工科的学习背景使他对自然科学的深入理解更为得天独厚，他的思维方法使他往往习惯于使用自然科学去剥离社会领域的抽象问题。这种思维的简约、明快、清晰，是他为自己科幻小说赋予的另外一些风格。如他用科技进步并不都与人文同步，来证明人类脆弱的情感和人性的缺憾，也是他偏重于理性思考的又一见证。又比如他的作品《三色世界》中，对美国人种族歧视的批判昭然若揭，无情地揭露出他们“可以向别人普洒仁慈的优势，而绝不能落到依赖别人仁慈的软弱地位”的虚伪根源在于人的趋利避害本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