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因为主流小说反映的道德危机感来自传统与时代发展冲突的设置，所以，这种作品能够更为直接地体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科幻小说则不然，它是从科技进步与人们既有观念意识的矛盾出发，更大程度上是表现人与自然间的关系，有时甚至直接与上帝的自然法则对峙。所以，这种用以观照的文化人类学和关注具体的人格化倾向的矛盾更加突出，且分寸感并不好掌握。可是，王先生在这方面却善于从复杂的各种关系中，条分缕析地抽象出人的文化与自然之道两个极致的鲜明对比，即他能够把传统文化特别是儒道文化的经典与自然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置于一隅，而后使之发生强烈碰撞，这样更显得深邃而富有感染力和震撼性。所以，我们看他的科幻作品，经常能够从以下两极切入：一极是科幻与现实人情世故的联系，一极是科幻与人类终极目标的结合。前一极写出了深刻复杂的人性，揭示人性的秘密；后一极写出了人类的形而上思考的希望与梦想、探索与发现，彰显了人在诗意的文化创造中和历史演变中保持人之为人的高贵而独立的自我意识。
与之相连，王先生的作品叙述也内在地或隐或显出两条线：一条是用东方文化来观照社会的人情线，一条是理性演绎的科幻线。这两条线的对立、依存本身，表现出异质文化间异中求同的应有张力。在此，他以人之常情打动人，以科技求真的严谨托举出科学精神，在生存伦理寻找科技的坚实支撑中，发现自然中那易为人性所遮蔽的悖论，这两者的纠结扭曲、冲突错位使进退维谷、左右为难彰显陷入困境的历史渊源。而且，他笔触冷峻、镇定自若，在人物塑造上坚持儒家文化的熏陶，在科学潜能的幻想上借助上帝的眼光。既不给科学以过誉，也不消极看待人性；既用科学意识张扬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规律，又不拒绝人文思想的广泛介入，充分发挥和体现出科学精神在科幻小说中的灵魂和核心作用。
从哲学上说，人类的一切探险活动和对未知的探索过程始终是与文明进程相伴随的，而探索既是进化的途径，也是摆脱愚昧走向文明的必然，当然也是贴近更大未知的过程。王先生的很多作品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这种认知悖论，用科学与文化对生活诠释和解读的交替进行，来加大生活的诡异与文化的间离效应，给我们造成新鲜独特的叙事效果。他关于“时间旅行”的“孤独主题”和体现“死亡主题”的《生存实验》等，都曾多次唤起我们对“人从哪里来，到何处去”等终极问题重新认识和深切关注的更大兴趣。
在一些作品中，王先生驾驭和把握人的情绪、故事节奏、人物性格的主体意识显得特别强烈，既能写得千回百转、愁肠百结（如《生存实验》）而令人难忘，又能写得风生水起、荡气回肠（如《新安魂曲》），给人心灵的强烈震撼和耳目一新的感觉。他能够把已然的科学成果或定论放置在当代文化的背景下去审视，在人伦思想、道德规则与东西方文化的契合点上去找寻，而后放大甚至放逐这种冲突，用逻辑思维将其归纳而后推向极致，从而找出理性背后的荒谬和世相被异化的荒诞不经，有意造成一种东西方文化和古今科技观念的错位。从叙事上讲，他总是在以科学精神的内在表现去质疑人们惯常的观念意识，用演绎法使我们看到他在文化错位、科技异化、人性嬗变的呈现中带给读者独异的新奇感。同时，他对大自然深层的运行机理极为敏锐，选择题材仅仅依靠一个常被人忽略的科技信息，就能展开丰富的联想，从而虚构一个血肉丰满、内涵丰富、充满文化意味的小说。当然，他作品中的一些人性与文化冲突的错位都是在科技的旗帜下展示的，一方面印证了某种文化的虚伪，另一方面也表达了对人性嬗变的认可。
同时，王先生对太过于理想化的主人公，如《癌人》和《奔向太阳》中的人物，都赋予了他们健全完美的人格，使他们以儒家修身养性的典范出现，充满理想主义。实际上，作为个体的人有注定的命运，作为集体的人类也有必然的归宿，如果在荒诞、丑恶所酿造出的悲剧中，能够彰显出个体命运与整体走向的不同表现形式才更有另外的存在意义。他在《黑钻石》中引用罗素的那段话“一切时代的结晶、一切信仰、一切灵感，都要随着宇宙的崩溃而毁灭”，这使历史的沧桑感披上更为沉重的面纱，吟出辛酸而低沉凄凉的音调。这说明：人类诞生于一个偶然，虽不必为上帝洗刷自己的原罪，但却要承载不可抗拒的命运。人类果真走到那一步，生命又有什么意义？这种昭示，着实震撼人心并发人深省。
如果说欲望更能充分代表人性的本质，而人的存在说穿了就是他必须要直面他所不愿忍受的苦难。在这一点上，王先生的《生存实验》表现得最为典型，它所营造的悲壮气氛触及灵魂、摄人心魄。那群没有来历的孩子为人类的延续开始的“生存实验”行为令人欷歔不已，我们在心痛心酸、扼腕叹息之后，有着异常沉重和透不过气的紧迫感和酸楚感。那种大大超过生理极限的苛刻锻炼和对生命的敬畏，凸现的虽然是人与自然矛盾中人的生命的微不足道及生存的无奈，但却也反衬出人在逆境中对命运积极抗争的奋斗精神。这种带有宗教意味的牺牲精神，传递给我们一种救赎和不屈的信念，丰富着我们的感情世界。
当然，科学与宗教对人们影响的性质、方向不同，作用的方式和领域也很不相同。《水星播种》把科学启迪人的智慧与地球、水星、现代、将来的时空存在交织在一起，将宗教比及科学的差异同置一隅。王先生把他所倾力塑造的作品人物——洪其炎用“水星人把残疾作为标准，而把正常的地球人看成畸形”的奇妙绝伦的报复手法予以呈现，不仅把宗教的极端和人的自私、狭隘、善妒之心刻画得入木三分，而且在纯文学的层面上成为其人物形象独具匠心的非凡创造。无独有偶，尽管洪其炎精心照料和呵护他自己培育的生命，但命运终究没有给他应有回报的机会，最终使他暴尸于太阳下。这不能不说是对他所持守信念的莫大讽刺，更是对因人的缔造、神化反而成为自己顶礼膜拜的偶像——上帝的无情嘲讽。
从实践而来的理论不可能穷尽非理性的现实，形而上的观念容易与实际脱离而形成僵化的教条，就观念制约人的思想而造神的本身来说，规范的理论永远也无法全部涵盖和阐释世相、人性和基于创造原欲的革命性。于是，尼采面对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一声“上帝死了”的断喝，似乎就想把判定价值的标准交付世俗和民众，这使后人有了更为宽阔的思索空间，使异化的悖论呈现得更加清晰。
其实，人世间的存在有很多都是悖论，正像王先生在《一生的故事》中指出的那样：“人类殚精竭虑，胼手胝足，劈开荆棘，推开浮沙，终于找到了正确的文明之路，平坦，坚实，用整块花岗岩铺成。上面镌着上帝的圣谕：此路往达自由王国，令尔等沿此路前行，不得越雷池半步——这就是我们追求的自由？一个和宇宙一样大的玩笑。”而且，人世间很多悖论大都与集体无意识有关。作为个体的人行走在各得其所的必然轨道上，似乎并无过错但却为情势所逼而合力共同引发出一个大家都不愿看到的结果。这种无意识是产生暴虐、邪恶和极端的根源，它了无征兆，无声无息、无影无踪地出现却带来振荡，使人于不知不觉中受人摆布，而且，随着时间推移和空间改变，摆动的幅度越来越大，这种彰显集体命运和严重影响个人生存的集体无意识比直接的暴力更凶险、更让人猝不及防和令人无可奈何。同样，很多时候正是科学意义上的合理才孕育出社会伦理上的不正常。毫无疑问，科学是对上帝既定秩序的最为有力的挑战者，而世俗却在有意无意间维护着上帝的体面，比如《癌人》中的克隆技术对亿万年来遗传规律的改变是对既有秩序的否定，但从事这些实验的人又不得不遵守伦理的秩序，这种道德伦理与科技进步的错位而形成的悖论一直是王先生热衷表达的科幻主题，也体现他对存在的认识深度。
实际上，即便像王先生这样出手便不同凡响的科幻小说作家，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观的确立似乎也应是在写作达到一定水平之后。他说：“等肚里的货倒得差不多了，才逼着我重新大量阅读，这次是以西方的科普著作、科学人文著作为主。”这次重新阅读使他有了创作主流小说的冲动，也决定着他创作方向的更多改变。正是在这样的认识背景下，于2007年创作出了他最满意的长篇小说《蚁生》。并且他认为：“那里有我多年的生活积淀和思考。有评论家说这是中国第一篇反乌托邦的科幻小说，其实从内容上讲完全属于主流小说。”他之所以这样表达是因为在《蚁生》之前的作品几乎都是纯科幻小说，唯有《蚁生》才是他多年生活积淀和思考而创作的更为贴近现实的作品。《蚁生》讨论了人性与社会制度的关系以及人的异己行为和善恶极端，揭示了事物靠自身组织起来的生命力与既定社会力量对比扭曲的必然结果。虽然《蚁生》中仍不乏科幻元素，但我也认同王先生的观点，倾向于把它看作是一个描写现实生活的主流小说，原因就在于它并没有突破科技的边缘而进入到科幻的实质领域，它只是为了点缀或强化某些情节而有分寸地渗入了极其有限的科幻因子而已。
纵观王先生的作品，尤其从他的科幻小说中我们看到，他是一个极具反叛精神和自我意识很强的人。他的作品关注人类文明进程，他对伦理和历史的质疑从来都是建立在被中国传统文化浸润的基石上，因而他的思想观念没有舶来品的异域异味感，更没有囫囵吞枣的生涩感和似是而非的牵强感。他那自信而充满辩证法的思维，使他能够站在自然之道与科学之道必然交融的高度上，站在人创造文化而又被文而化之的矛盾本体上追问生命意识的伦理价值，站在理性与非理性、理论与实践相互对立依存的关系上来俯瞰人类，体现出在中国文化本土中生长起来的具有中式科学品位的人文精神，这显示了他思考的自省、独到和深刻。
然而最终，毕竟是存在消解生活、时间磨洗一切。存在、时间历来都是人们深入思考的命题，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指出“自西方思想肇始以来，人们实际上一直在对存在者的存在进行思考，而却没有对存在作为存在的真理进行思考”。而实际上，人们在对时间进行思考时，不能不借助存在与时间的关联来加深对时间本质的认识。由此，王晋康的“时间似乎已经淹没了一切痕迹”的感慨，使我们看到存在持续在时间中，是时间给予了人对存在把握的可能性。虽然时间可以归隐于虚无，但时间的缺失并不依赖存在的记忆，这样的时间无疑是对赫拉克里特的“醒亦一世界、梦亦一世界”的辨析，是对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认同，是对霍金的“时间是有方向，指向没有被经历的未来”的阐释。因此，无论王先生借助科幻而表现自然机理的《善恶女神》，还是借助科幻而言说现实的《三色世界》，在时间的存在中所迸发出的真理的逻辑力量却是强大而深远的。其文本论理的严密、推断的缜密连同艺术结构的周密，促使他的作品成为科幻小说品性不断进化和提高的典范，更不要说他那有着强烈现实品性的长篇小说《蚁生》了。由此我们有理由推断，他的四五百万字之多的六十余部短篇和十几部长篇小说中，那些有着较大影响并获奖的作品应该都与此不无关系。
不仅如此，王先生作品的艺术价值更在于使他能够站在时间前列，为人类由必然王国抵达自由王国承担引领思想和安放灵魂的使命。特别是他的那些摆脱了“科幻原来仅仅是为了承载科学普及作用”的观念束缚的作品，以及他的哲理性思辨呈现出的更加开放的写作态势，体现出一种文化观照的自觉意识。因而，这种为满足人们探秘求真心理的科学追求，必定能够为他在弘扬科幻小说独立价值和寻求科幻本体回归中，探索出一条更为崭新的创作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