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的广泛应用，广泛也在修饰科技。一项先进技术的使用，造成产品供给过多，怎么样消化多余产品哪？提高产品质量的技术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产品使用寿命的延长使相同时间段所需消费的产品数减少。只有在舒适度、美感方面的技术才会直接提升社会的幸福水平。科技与美这次直接联系上了，还可以是固定产品的提升，这样社会的骨架就更宽广、高大。对于处在固定产品与直接消费品之间的产品链，一种技术所引起的产品增多，催生该链上其它产品生产技艺的提高。注意，这里产品的增多是指单位生产时间内的产出物，若不延长劳动时间，增加劳动投入（强度与人手），要满足上一层供给或下一层输求的产量，就只能提高工艺了。随着这个过程的展开，整个社会生产、消费网络在变化，我们说它就进入了下一个社会时间段。
基本单元的活动形式、目标受上层的制约。我们不能犯被马克思嘲笑过的那些人的错误，说什么追求利润最大化是亘古不变的。历史揭示了封建制度对厂商的压制，也将展示巨大生产力释放的新时代。现在，让我们先只往上迈一步，看看各地区的发展情况。
地区发展
地区处在基本单元与国家之间，大企业可以把业务扩展到不同地区，小国家可能只被当做一个地区。当你在大国内徜徉时，会从一个地区走到另一个地区。有很多种划分地区的方式，按国家的行政划分，在中国的农村你还会发现村与村间的界碑；你也可以按空间区域，如沿海与内陆，东部与西部；还可以用经济发展程度；若某些地区形成了其独特文化，也可以以文化来区分，如齐鲁文化与中原文化。
地区是比企业更高一级的群集，因为它已不再只包含经济生产、消费这一层次，虽然这仍然是最主要的，事实上这一基本出发点将贯穿始终。若我们从产品链这一层次来考察地区，那样就形成了当今的经济开发区，产品链上的企业都落户于其中。
国家中的地区，受上一层次国家的制约。当这种制约是地区的基础，同时地区又有足够的能动性，可以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其差异性，地区就是比抽象的国家更高一级的群集，但这样的结果也丰富了国家的内涵，如果没有出现尾大难掉的情况。
现在让我们来考察一下地区怎样发挥其能动性。这种说法本身就假设地区有某种政府行为，有宏观调控的权限。在地区上一层次的国家给地区的趋向、行为制定了大方向。这样我们就发现在中华文化背景下，即使国家分裂、诸侯割据，每个地区的信念也是一统天下，而不是要保持分裂状态。我们还可以举子游治理小城的例子，用弦歌导民风，使得孔子笑说“焉用牛刀”。更美好的例子是苏东坡公治理杭州，苏公堤的修建留下了千古风流。在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与过渡期中，地区的政策是服从全局的发展，优先发展东部沿海地区①。
注：① 此特指期间的一段时期，我国区域发展重心是有变化的。
无论地区政府是议会制还是行政长官制，他们或个人制定的政策可以分为两类，国家所基本需要的，国家趋向与鼓励的。完成前者是循例，后者是良。前者是某种执行政策的行为，与某种基于国家现有经济、文化需要而在本地区具体做的工作，这如同推磨。后者是地区示范性的工作，探索性的，一旦成功则成为国家的标榜。
除了上述地区政府的行为，地区作为包含诸多基本单元的上一层群集，它能否体现某种自治性哪？也就是通过某种机制，让其内部单元自由活动。首先如果没有监督机制，我认为显现的景象将是霍布斯所设想的，人们为了自利而处于相互争斗之中。越自由，内在所包含的被扬弃的内容积累得就越多。这样的说法也适用于国家中的个人。
当我们在这里谈论地区时，是认为地区通过其上的地方政府或民意代表而表现出某种意志力量。地区只有与其它地区相分离与接触，才会显现出其存在性。这就产生了地区间的合作、竞争以至战争。现在的时代报道最多的是某些地区要求独立。有的是由于国家执行的长期偏离政策，使这地区长期处于被牺牲与压榨状态。有的却是由于别国的幕后怂恿，试图削弱地区所属国。要理解后一情况，我们需要全球视野。对于前一种情况，我们也不能仅从平均主义角度着眼，但归根结底还是国家的发展，如果国家停滞，政策向某些地区的稍微倾斜将会导致其它地区的不满，国家发展了，某些地区暂时牺牲获得国家以后的补偿，则国家仍然团结。
以上我们是从行政划分的角度来考察地区的，这种划分多是由于历史的沿例。在信息革命压扁等级制后，地区行政管理的保留应以在最小代价下促进该地区全面发展为评价指标。地区政府这样的上层建筑设置不当则会阻碍经济发展，即使不，也要考虑它们对经济的消耗，特别是在“面子”工程建设上。
但是这样的划分有时过细分割一大地区，有时又是过宽，使一地区又包含若干小地区。当然以这种偷换标准的方式贬低政治是不恰当的，而政治本身也是有弹性的。
处在一个地区久了，容易产生对地区的狭隘观点，即使考虑其它地区，也是从本地区的利益着眼。比如地区间的足球比赛，虽然反映两地区的最高水平，但也不要诋毁对方，而是欣赏足球运动本身的魅力，虽然我们为之高唱加油的确是本地区球队。除了这种感情，地区上的人们多是为了经济目的而在地区间流动。这种流动首先是由于发达地区劳动力需求存在缺口，这时的流动是积极的，但落后地区的劳动力一味向发达地区运动，造成劳动力供给过剩，工人恶性竞争引发社会问题，而移出地区生产建设滞后，的确是盲动力量引起的恶果，需要更高一级即国家的调控。在这里，国家主要根据各地区的市场供需状况，在落后地区兴建基础建设，把落后地区的资源加以充分利用，以求得地区间的协调发展。
虽然我们身处某地区，但在做思考时，却时刻能感受到上层国家的指导与约束，我们地区政策一方面是顺从国家的，这是基本面，另一方面是根据地区特色单独制定的，从而引领国家发展。现在让我们跳入更广阔的天地——国家。
国家
这是个严肃与丰富多彩的话题，即使在“勿谈国事”的禁令下人们也要凑在茶馆里三两闲谈。更何况我们已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残余的几个君主小国一个个在废除皇权，绝大多数国家都冠以民主标牌，政治家们高呼“国家是人民的”，可人民得到的只是巨额竞选宣传攻势下的一纸选票。
我还没有两千多年前希罗多德著述《历史》时的广博阅历，现在却又被这个主题所吸引。也许是形而上的与激情式的感召使我也接触它。可人民确实是由与国家的切身利益相关而感知国家。还有一类人就是国家政策的制定、执行、监督者。由这后两类人来讲述这个话题一定比我更有资格，我所要说的只是一介书生的泛泛浮谈，供大家取笑而已。
国家是个人造系统，可以类比于生态系统，但要加入发展与进化，有时是倒退与衰亡。“成也在人，败也在人”，国家是人类活动。个人主义不需要国家，一盘散沙绝不能标以国家的标签。
对于国家这个巨型的由人类活动所贯穿的有机组织，要分析它，我们将面临黑格尔所反对的活剥式。倘若我们头脑空虚站在大千世界中，所遭受的突如其来的变故更会使我们迷茫，转而要寻求理论的解释。最简单与便利的可能是从人类生理与年龄的角度看。人总是要休息的，可国家活动却不会因晚上大多数人要睡觉而停止，边防战士会值夜勤，工人为了扩大生产也会两班或三班倒，清洁工人为了城市的整洁也会在夜里清扫街道。那我们能以人类年龄这个角度看吗？儿童与青少年期是国家为了积蓄未来发展而进行储备，老年期是为了国家活动与风俗的延续，利用老年人来维护既有的国家结构，成年期一方面是为了正常国家运动，另一方面是应对突发事件与国家发展，然后分三层展开论述。可难道我们没有童工吗？成年人也面临失业风险，老年人哪？有些国家他们的犯罪与自杀率很高，以这种角度分析是不具有普适性的，也就是说没抓住问题的核心。
核心仍是物质与精神产品的生产与消费。马克思更强调物质的生产，当然他也注意到了产品的消费，现代西方的有效需求不足现象在他那时代就显现了，更加充分发挥这一理论的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经济学家。强调精神产品的生产与消费一方面是由于服务行业的兴起，如演出、出版业，另一方面是如软件、互联网这样的数字产品的出现，更重要的是要强调科学与技术也是一种生产力，它们能够极大的创造产品，增加其价值。
（1）我们之所以是生活于某一国度之中，而不是空间上的地区，是由于我们被涵盖于更广泛的独特物质与精神生产与消费网内。国家比地区更高一级，它的出现是一种进步，为国家服务要高于地区利益。生活于国家中并切身感受国家脉搏的人，他的眼界要更开阔，考虑问题要更宏观。当然，这样的人并不一定更快乐。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给我们留下多少慨叹。提到中国古代，我不由得要多说两句。因为他们论述地方与国家关系的政论实在太多了。但多数书生都要国乱则龟藏以保身，缺少平定天下的雄心，少数的还要小国寡民，只求得保一隅平安。但这样也有些积极含义，只要我们充分理解他提出的时代背景，而不胡乱来套。上述的反面，国治求乱的地方少数派如果只是为了地方分裂出去求得私己利益是不会长久的。
各地方能组成一个国家，一方面是由于有中央政府在上层的约束，另一方面是各地区间在国家的范围内进行产品与人员的交换交流。国家的经济发展更依赖于第二条。古代中华帝国的昌盛根源在此。德国19世纪中叶的发展也是由于去除了各邦间的对贸易的阻碍。第一方面也是必需的，底层的自由交流与上层的统一调度可以做到互补，并相互促进。
（2）在论述完国家的空间组成后，让我们从它的内部生理角度进行剖析。但这样的论述容易给读者一种印象，这些单位是真实存在的，是它们在运转，这只是表现，真正活动的是各单位内的人。柏拉图就把一国内的人分为几类：哲学王、武士和劳动者。中国古代就有“士”这样对人的划分。但我要说的不是阶级与阶层这个意义的，强调的不是对立与消灭，而是交流与“和”。一国中的人民按照社会职能而劳动，其所得是享受他人劳动成果。
从生产论的角度，国防、社会秩序的监管等功能是对社会资源的一种浪费。它们的存在只是为了防止破坏社会的行为。这种行为的发挥蕴涵着革命，但是要在马克思的意义下，即革命者是代表着广大劳动人民群众，或是先进的生产力。目前的阶段多是些愤己者与谋地区少数派私立者，这样国家强制机关仍是必需的。它们消耗的资源要少于破坏带来的预期损失。我们目前仍能感受到以前计划经济体制带来的影响，人浮于事，过多的政府人员与机构。还是要回到柏拉图对政府的规范，政府是为了广大人民服务的。政府对社会的作用由两方面因素决定，它的存在对社会的贡献，减去政府人员的工资与隐性收入。税收是从前者中拿出一部分以支付后者。若前者本来就很小甚或为负，这样的政府就没有了继续存在的支柱，除非是由国家强制机关，我们要进入革命时代了。这是政府与广大人民的对立，更多体现在封建时代。对此的进一步细分，政府是由哪些势力组建，其维护并依靠它们，来压榨另外的人与势力，从而导致战争，进而是王权更替，永远处于底层被压榨的是劳动人民。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也存在这样的政府与人民的对立，不过这次是资产阶级政府与无产阶级劳动者。对于政权与所代表阶层的更替最生动的描述莫过于他的《法兰西革命》。用这种观点我们仍能考察现代西方的民主选举，只不过要透过文化宣传影响民意的薄层。
好了，让我们回归主题，深入探讨什么是政府的贡献。首先要明确的是贡献的对象不应是政府本身与政府官员。这样的行为是暴君的统治，末日帝国的垂死挣扎，并且会导致官员大面积贪污腐败，以公谋私。小处说，政府对自身歌功颂德的言行也是令人作呕的，而这是文化宣传工具被利用来做的。更高的要求是政府不应局限于局部行为，它要主管社会宏观层面的运行。当然这里的政府本身也是高层次的，政府的分级机制产生的各级地方政府要负责本地方的宏观运行，我们要表达的是政府退出由社会自行解决的领域，如经济领域中由市场能自行调节的活动，给市场以充分的活动自由，从社会的角度讲，就是给整个社会充分的活动自由。虽然埃及古代社会很发达，有森严的等级制度，行业划分也是充分的，但由于太多固着，社会缺乏活性，最终在社会时间轴上只留下一个点，而不是从这个高点一直向后发展延续。
政府人员的收入不应耗竭它对社会的贡献，如果这贡献还有的话。而要留存下社会发展所需基金，并投入社会以加以利用。它的定值我认为以略高于劳动人民的平均工资为宜。毕竟这是需要才能的，要鼓励优秀人才从政，但他们要有奉献精神，他们更多的补偿是精神方面的，是“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