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烈的夏天在这个时段有了顷刻的喘息。蛋清般的日光，从百年讲堂的白色拐角处缓缓泄漏出来。一长排静穆的睫毛上，染着银亮的粉黛。北大三角地被这样一些素色的眼神冲洗得洁净了许多，再无此伏彼出的海报、装饰得宛如文学的广告，以及自我表演的社团。安静使人感到惊异，但一切都顺理成章。间或有毕业生拖着拉杆箱哀伤地向农园走去，轱辘摩擦柏油路面的声响渐渐消隐。那种谨慎而贸然的摩擦声与讲堂前的静，俨然两方异域。
这是一场与毕业无关的送别。不是简单的对人的送别，而是送别着美，送别着思想，甚至送别着东方的心情。这是灵堂开设的第二日，人并不多（躲过了闪光灯侮辱下的鹜群），气息清淡。这是我平生加盟的第一次吊唁，先前是送过一些同族人的，但从词义上看，回民显然没有凭吊的习惯。
从报纸上看到那行浓黑的标题后，我就开始盼望着这个仪式了。生不能受业，唯求在他无从知晓之时，作一次知义的相送。
一个百年孤独的人，应由一个孤独的民族派出儿子送一送。
我从不习惯为名人的离世应景地哀伤。只有季羡林并不突然的别离，浓郁了炎夏中的一抹苍凉。他不是我的血亲，我难以流出我的泪来；但搏动的怅惘，是确实的。
弹指纵横的百年，一腔汹涌的文化抱负，只作了启蒙的点染。宽阔的胸襟，难抵隔膜的挤压。几多仰望，几多尊崇，然而，只有季羡林自己知道，他的一切高远的理想与清洁的期怀，永远不属于这个暴躁的时代。森列的听众里，知义者难求，追随者无力。人类文明的触角只还是指着一个方向，民族血液的透析，依然构不成时代的提纲。
生孤独，死亦孤独。
不幸的伟人，无法破译的母语诗，没人疼的孩子。
当我专门换好的白T恤终于濡染了阳光的气味时，吊唁者的队伍又开始蠕动了起来。接过门宾递来的白纸花，慎重地别在胸前，吸了口气，缓缓走进灵堂。
巨幅画像悬挂在堂前。
藏蓝色中山装，浅紫色绒线小帽，初萌的柳叶。
还有，微笑。
那种接近儿童的表情，似曾相识。我想起来了，外祖母在世时，也常是这样一张面孔。我好像说乱了。但我确乎感觉，无所谓性别，人的年龄渡过了一个界限之后，会在某种心情趋同的时候，在面容中出现高度的神似。就像我年幼无知时总对着电视机管邓小平叫奶奶；后来又觉得冰心的笑脸几乎涵盖了一切老人的美；还有我的外祖母，那个清澈的额头，绝不是千沟万壑痕迹斑斑：那是一个使人安静、使人不忍打扰的光滑的额头。
但季羡林的微笑，使我的心隐隐悲切。
一个脱离了中庸趣味的人，注定是一个痛苦的人。他理解痛苦、隐藏痛苦的能力有多大，他的痛苦就有多大。季羡林，就是这样的人。他甚至在遗像上还要留下慈眉善目的微笑，却因选择了将一个或几个民族，甚至将整个东方文明作为关怀的彼岸，而天命般地承领着和这个彼岸同等沉重的痛苦。这种沉重仅源于：太美的前定和太丑的顿亚。
我似乎开始懂得微笑的重量。
签名簿已经坦荡地铺开了。青年们陆续签下名字。我不知一个卑微的名字留在他的笑容前，究竟有几分意义。我是来送行的，不是来签售的，我想写出我的话。
能让我写几个字么？什么纸都行。
服务人员看了我一眼，略有迟疑，大概觉得一个嘴上没毛的年轻人，为何也要像昨天来的名流一样，提出写字的要求。他们大概不能简单地理解一个从业于文字的人，那样一种淳朴的、唯借文字方能表达纪念的举意。
在我的心里，季羡林没有那么多高深复杂的头衔，我只想把他看成一个用心写作的人。初中时，读过他的散文，只知是作家。至今仍不愿改变这个固执的印象。
季羡林临终前，曾给中国文学界留下两句话。一是，“现在是大时代，大时代应该出大作品，这是历史的必然”；二是，“中国是诗歌大国，但是我们现在的诗歌没有找到它的形式”。两句话中隐含的伤叹，促人猛醒。博大的心，总希望世界是好的，时代是大的，文学的通径是对的，可俯瞰下来，往往是一群蝇营狗苟的侏儒众生，在文学洁净的瓷器上拉着粪便，这和他毕生所著的学说一样，与现世构成极不相称的反讽，继而构成了一种深刻的悲哀的基础。
翛然间，当一张更大的纸已在签名簿旁边摊开的时候，我如芒在背，竟不知该写些什么好了。
哀乐如静水长流。迷离中，我吟味着一种美感。
若能这样粗暴地概括，季羡林，本只是一个美的使者，仿佛把美的真理，从圣地带来，穿越沙漠与海洋，向着那些未知的方向传达。
那是一种无言的大美。成其大，乃因多元，乃因丰赡。
在季老的学术谱系中，人类文化分为四个体系：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以及自古希腊、罗马至今的欧美文化体系。前三者统称东方文化体系，后一者为西方文化体系（见《东方文化集成》总序）。这种理解文明的角度，焕发了东方的宽宏与醇厚，承领着对文化多样性的礼敬，更是对长期统治世界的“欧洲中心主义”的轻蔑和笑傲。
一个迫切的直觉是：左手中国、右手印度纵横一世的季羡林，愈到晚年，愈对先曾忽略的伊斯兰文明怀有一种莫可言说的凝视。
十二门语言，却没有一门可以敲开伊斯兰文明的内核。东方的秘密，仍然像未垦的石油，激烈地埋伏在大地深处。他望着东方残缺的云彩，遗憾地挥了挥衣袖。
但寓言已经留下了——
如果是一个诚实的人，他就应该坦率地承认，我们中国人自己也并不完全了解中国。这是一出无声的悲剧。
过去我们只重视汉族的文化，这是不对的。
中国传统文化我们过去只重视鲁文化，重视儒家文化，同样是不对的。
公道话本来朴素，但出自一个山东人，竟携来一丝诱人的美感。这种美，在我枯瘦的见识中，是孤寂的。
凶险的孔孟之道，洗劫了这个国度的血性，那些异端的美隐忍地散落在高原、草原、密林与黄土沟沟里。被遮蔽的心情，像西海固大地上的向日葵，长不高，却不愿低下高贵的头颅。那老人一定被这种远远荡漾着的、散发着血热的美，带入了一种激动，所以才要在国学家像蛆虫一样繁殖的季节，迂腐地发喊：
大国学，是五十六个民族的文化财富，特别是藏文化、伊斯兰文化。
他甚至早已注意到了一块风土，认为那是这个地球上唯一将人类四大文化体系归流聚合的地方：新疆。
那也是他的大胸怀凝练合一的彼岸。
我这样猜想，如若真主将他的学术生命延长，新疆一定是他扑奔的归土。可向风的呼喊是衰微的，他奋力出发，却已无力抵达，只好在垂暮之年，远听着西域的大风猎猎捶痛。他一定在《东方文化集成》的长卷中，格外地读过布哈里“圣训”。美已被暗暗地参悟，但使者缄口不言。
从此，国学出版商永不可能在孔子旁边插入一卷西域史。即便弟子钱文忠的一部《玄奘西游记》，几次语涉回民，仍无法将先师遗梦，贴切地延展。至于这个国度喜食快餐的民众，盛夏的风一旦吹过，必将连同他的名字迅速消散。
于是我说，对季羡林的祭奠，绝不在今天，却要在东方重现大美之时。
大美，出于东方，而终归于东方。
我沉吟着，擒笔写下这样的话。
吊唁者两两一组，走到老人的画像前，深深鞠躬。
我意识到了一种为难。
鞠躬是中国汉族致敬的仪礼，中国穆斯林对人只可抚胸致意，不能鞠躬和下跪——唯真主是应受崇拜的。我平生禀信着这样的操守，当作紧要的事，但只为那几句公道话，此刻我动摇了。
人流把我推向了像前。我疏放了教门的禁忌，暗做了讨白，向季羡林老人深深地鞠了三躬。这大礼，断不会再施，因为最后的大师已走了。
同组吊唁的女士正要离开，却见我站在原地没有动。惶然中，我已捧起祈祷的双掌。我感到了背后那些眼神的灼烤，但我岿然不动，直至端庄地诵完那段古兰。
走出礼堂，心清如秋日般天高气爽。
未名的波光中，独行者的身影已变得丰富。
本欲匆匆回家，可四号线恰好路经国图，犹豫了一下，还是下了车。“同时痛失两位大师”的报道，使只读小说的我第一次知道了任继愈的名字。我暗含羞赧，不想去他的面前暴露这种无知。但回民讲究送行，二老是一起走的，路过了，是不该冷遇另一位的。但我只看到生平第一段的两个头衔，便没有心情再看下去：无神论学会会长；佛学家。门宾要把白花递给我。我一慌，摇摇头，拂袖而去。
天壤之别的不敬，愿逝者不怪。
再不必有什么大师了，唯愿东方有更多的人怀了敬畏与孤寂之心，读懂大美的贵重。
原载《西部散文家》2011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