丢在了新街口。
那时我刚从马八十餐馆出来，骑车去四号线。我要去北大看一场《罗密欧与朱丽叶》的英语话剧。我记得我接了一个电话。我记得我用右手脱开了车把，在棉衣兜里掏来荡去。是一位塔塔尔族作家托我去中央戏剧学院找他的儿子办点事。
我相信钱包只可能是在这个空当甩出去的。
钥匙、电话以及钱包。我永远没有足够的能力保护好它们仨，钥匙丢了有十来串了，高峰发生在小学。电话主要是出差时丢。丢钱包主要发生在餐馆。我暗示自己一定早已经麻木了，可这次居然还是心疼了。
钱不多，有一百多块钱零钱，给奖励费都不够，可是还有身份证、银行卡，还有进入王府的通行证和饭卡，还有三联书店王府井书店西单书店国家图书馆国家大剧院人艺的会员卡，鸿顺轩的贵宾卡，一直没舍得用的电影卡。
我又想起来了，《回族文学》的小黑刚给卡里打来两千五，托我买正版的黑马软件给邮回新疆去，明天就要。这下拿什么买？补银行卡得用身份证，补身份证得一个月。
顷刻间，我坠进了一条连环锁链，每一环都生着恶心的锈，都是不愿触碰的脓。
我沿着原路寻了寻。可新街口是什么地界！钱包掉了，就像西省的雨点，没等落到地上就蒸发了。
我狠狠地撕毁了“朱丽叶”，发现浑身上下除了那个给我带来灾难的二百块钱的手机，什么都没有了。我突然觉得好饿，马八十的面仿佛全白吃了。我很想买点最爱吃的地瓜条，可是我连一根地瓜条都买不了。我悲哀得要死，没了钱，连地瓜条都不跟你玩儿了。
我疲塌塌地回到地铁口，倚着那辆经常掉链子的贝科蓝图，抖抖地按下三两个号码，强迫朋友分担我的痛苦是我此时唯一能做的事。
我和九号说了一个小时，没完没了地絮叨一句话：我的钱包丢了，我的钱包丢了……九号疯了。九号站在寒风中听我发着病，最后一刻才无辜地说，他还没有吃饭。
一小时以后，九号出现在新街口。
还有他的女学生小欣。见过几面了，没怎么说过话。那次去大下巴家录资料，她也去了，那时我暴露过我最爱吃北大的地瓜条。没想到，就在此时，在我还没意识到应该和她说些什么的时候，一大兜地瓜条已经塞到了我手里。
九号劈头问我需要多少钱。
我说不用你。你是外地卡，有手续费。我管家里要（可是我不知道没有卡，家里的钱往哪打）。
九号说平时是心疼手续费不想取，这时候还想什么手续费不手续费。
我冷冷地说，那取三千吧。
我知道他的唐山卡里只有四千。这是他出国前的最后积蓄，他还要度过几个月。
我拿过钱，说，你们走吧，我走了。
九号说唠唠呗，陪你一会儿。
我说别假了，你是为给我钱来的，不是为陪我来的。我不得不拿你的钱，可是我不用你陪我。
这是我与好朋友惯用的说话方式，他们都习惯了。
说完我冲新街口的大街歇斯底里地吼了两嗓子，一偏腿飞上车，脚下一发狠，就消失在了影影绰绰的霓虹里。
看，我把自己描写成了一个怎样的怪物。我回到那个冷冷的家，像往绞肉机塞肉一样一大把一大把往嘴里塞着地瓜条，满满一大塑料袋一会儿就见底了。我忽然想起我最心疼的不是钱包里的卡，而是钱包。那是臭儿子给我的毕业礼物，上面写着“一生相伴”。
这时的臭儿子，正在净月音乐厅守候着夏青杯的结果。我无法给她打电话，传播这悲伤。我又给另一个朋友打电话，重复了一遍和九号说过的牢骚，并补上很神经质的一条：在我最需要的时候，没人陪我。
正说着，有人敲门。
我吓得心脏跳出。从我住进这个胡同算起，七个月了，只有两次敲门声。第一次是隔壁的老太太，八十多了，说有心脏病，让我小点声。第二次是老太太的儿子，六十多了，说老太太八十多了，有心脏病，让我小点声。从此我总觉得对不起他们一家人，见了面就害怕。
我胆战地拉开门帘，却看不清外面的形影。我等着一个衰老的京腔再次响起：
我八十多了，有心脏病，小点声。
可响起的分明是我最熟悉的公鸭嗓：收水费的！
我埋怨道：你来干吗，有病啊！
他说看你一个人骑车走了，我老难受了。
不到万不得已，这样走心的话，九号是从不说的。我知道我今天有点神经过了，竟让九号都开始担心我会不会真想不开。从地铁站到西口袋胡同得走二十分钟，不算远，可是九号在我家住时就说过这段路走起来好烦。这次他俩没有烦。
她呢？
回去了。
不可能。
我追出去一看，小欣正在胡同的寒风里站着。我一愣。我平日给人的印象太老好人了，可不经意间，也许和一个女孩少说了几句话，或者表现得怪诞了一些，就会让她觉得我是那样的不可亲近，以至到了门口不敢进来。我忽然意识到，我丢的，不只是钱包。
沏上咖啡，小屋里有了热乎气。
没什么说的，我打开电脑，又放了一遍毕业晚会上朗诵的《离歌》。镜头上那个给我送花、抱着我哭得稀里哗啦的，是九号。我已经看了几十遍了，麻木了，可是新看的人，看一个泣一个。小欣就泣了。我有点幸灾乐祸。
终于我撵走了他们。
不久九号发来短信，说赶上了最后一班回北大的地铁。
我心情转晴了，满心尽是慰安。我决定坚强地面对明天的一切，先办身份证，然后是银行卡，然后是出入证饭卡会员卡……来吧来吧都他妈来吧，我不会怕你们了。
就在我即将安睡时，狰狞的电话铃又一次响了。
这么晚了。
我想起八十多岁有心脏病的老太太，压低了声音问：谁呀？
石先生吗？我们捡到了你的钱包，知道你一定很着急，什么时候有时间，我们见个面，把东西还给你。
我半天没说话。印象里钱包里没放名片。
您是怎么找到我的呢？
钱包里有张快递的购书单，有电话，就打打试试。
我第一次感到了快递的好处。放下电话，仍如游梦。接二连三的意外，让我今夜走进了一个陌生的国度。
此时的北大，“罗密欧”与“朱丽叶”应该早死了。
此时的长春，夏青杯有了结果：《商鞅》夺魁。我走后的朗诵舞台，诞生了新的霸王。
第二天下班后，我化装混进中戏，去约见那位塔塔尔族作家的儿子，他表演系大四，就要回新疆去了。到篮球架时，他发短信说，正在排练毕业大戏《北京人》，马上请假出来，少顷就远远地跑来了，卷头发，深邃的眼睛。
交办了事情，又在清真食堂吃了些便饭。那是我见过的最小的食堂，只有四张小桌子，过道窄得只能走一人，但这里不仅有回民学生，还有“维吾尔”“哈萨克”，甚至眼前的“塔塔尔”。他们每天能吃到热乎的清真饭，不像我，在民族团结口号的发布地，总要在排骨味中间孤独地啃着地瓜和苞米。
我和热纳提说，《北京人》公演的时候，一定弄张票。
他吃了一口就赶去排练了。我在拾贝书店待了一会儿，买了两本编剧的书。
短信就过来了。
我七点到银锭桥，你能过来吗？
后海的霓虹渐渐升腾了起来，千奇百怪的歌声开始了骚动，海水也有些不大安分，和着节奏扭曲着晃动起来。那些海水还没有完全被浮冰封锁，还保藏着冬天里的最后一点欲望。
两个陌路人，准时在桥头见了面。
没什么多余的话，他只说他是北京人，觉得外地人刚来北京不容易。他只说是他年迈的父母捡到的，那堆零钱散了一地，他们一张张地拾起，码回到钱包里。他只说这没什么。
我挣扎着一次次把备好的酬金塞到他的手里和兜里，被一次次地退回来。我把包里值三百块钱的电影卡塞给他，说和你女朋友去看吧。
他说我不爱好文艺。看你是搞文艺的，你看还能有点用。
我几乎绝望了，说，我是搞写作的，以后我能帮上您点什么吗？
他说我们的工作不沾边，我是做房地产的。
我突然明白了，不再戏剧般地逼他。他和我一样，只想彻底地做个好人。这愿望多简朴，可我曾把它想得那么难。我对着他的背影沉吟着：我的钱包再也不会丢了，因为你把它永远地还给我了。
后海之夜总是充满了悖论。
当一切重新复原的时候，我突然心疼起那张被我撕碎的“朱丽叶”。然而热纳提告诉我，年轻人的《北京人》就要上演了，他会送我票的，不用我再花钱去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