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不想从春天写起。
那时玉渊潭的樱花已经开了。主麻日①的傍晚，我给李进祥、给沙戈、给何晓、给阮殿文还有好几位回族作家逐一打电话，通知他们，明天，笔会计划不变，我们在玉渊潭赏樱花谈文学，别迟到。我从未这样诚实地期待一次相逢。来北京快三年了，一个离乡很远的回族人，仍然无法和这座城市完成任何形式的串通。只有和同胞在一起，使我如遇家人般地安然，不必假装地笑，也不必担心对方是不是在笑着把我往沟里带（我的家族史里，没人有辨别这些真相的基因）。我预谋这次笔会已经很久，樱花在焦急地等我们。可是那个春天的夜晚（23点20分），父亲的短信到了。
父亲说，大伟，奶奶无常了，你安排一下工作回来吧。
没有任何预兆，没有先到的住院的消息。我一遍遍检查那个简洁的短信。父亲甚至没有勇气给我打电话陈述这个突兀的事实，可我还是跑出信号微弱的胡同，跑到柳阴街上拨通了他的电话。奶奶是因心病走的，走得猝然，没有留下让晚辈在床边伺候的机会。我不知该说什么来安慰父亲，我知道这个时候，我的悲伤在他的悲伤面前，是干涸的。我支支吾吾说了几句不着边际的话，最后微声说，照顾好爷爷。
父亲在发出半声抽噎的时候，把手机摁了。
这是我二十五年来所听到的第一声来自父亲的哭泣。
候车室的长椅将蜷缩的夜拉得很长。清晨的动车上，一条条地按着短信：对不起兄长，我有事去不了了，你们好好玩儿。对不起哥们儿，笔会只能靠你来撑了，记住吃饭时每人的发言控制在五分钟。对不起领导，家里有点事，周一想请个假，望您批准。问完了一圈对不起，正要问父亲在哪，手机却熬干了最后一滴电。涌出哈尔滨的月台，一阵潮凉的风袭进脊髓，我不知故乡的春天蛰伏在哪里，亲族又聚散在何处。
本能地扑向永和街。
那个与我同龄的38号大院，我太熟了。一排多年不曾修葺的老车棚，漏进过许多阳光和雨水。小子们的水枪。丫头们的皮筋。盛夏雨水足的时节，院子被冲刷得明亮而透彻，似乎一只蚱蜢都难觅到。到了寒冬，锅炉烟囱遗留的灰砾，密密牙牙铺满了地，把那些白雪里的脚印染得乌黑。
院子里住着我的爷爷。院子里住着我的奶奶。
一进院门，朝正对面的红砖小楼一望，爷爷准伫立在卧室窗前，得意地敛着笑。许多次我并未提前招呼，是突兀去的，他竟像有着预知似的，也雕塑般地等在那里。等我过了院心，他便撤走了身；跨进门洞，二楼的门就嘎嘣一声开了。爷爷认真地守在门口，粗黑的眉头内敛地抖着，喜悦烫平了额头的沟壑。他从不叫我们换鞋，只是把着那根手工扎编的木拖把，让我们使劲蹭一蹭。我曾古怪地怀疑，是不是他恐我们嫌换鞋麻烦便因此来得要少了。
奶奶极少来开门（尽量与爷爷保持着界限和差异）。她只趴在阳台的窗前，眼光深远地晃动着。她的眼神素来不好，总皱着眉，眯缝着眼使劲看。看清了，认准了是我，她就很喜，嘴角蠕动着我的乳名。若有时她没有在窗口看，那必定是戴了一顶绛紫色的圆口棉帽（当然是秋冬季节），在蔬菜丛中弓着背，舢板一样地浮浮沉沉。她成年累月犟在那个狭仄幽深的小灶房里侍弄这个拾整那个。白菜应该在哪个筐里，茄子什么时候要钻出麻袋，醋瓶子的左边挨着的一定是糖罐，却一定不是酱油，这俨然都是纪律，容不得侵犯的。常常是我已进了屋同爷爷叙上了，她还窝在灶房里，出来时，就直接端出热气腾腾的饭食。我那时最希望她端出的是炖牛肉，纤纹很粗的那种老牛肉，满满当当一大碗。奶奶炖肉，是固执得只用老铁锅咕嘟的，父亲送的高压锅新崭崭地养在柜顶，养出了一锅泥灰。我至死盟誓，这世上能吃到的最香的牛肉，永远只能由我的奶奶用铁锅来炖，无人能够替代。
在这个矜持的春天，我僵硬在了院子的大铁门外。
阳台的窗扉仍敞开着，陈年的壁柜、器皿仍庄严地信守着。我扩张着被血丝浸透的瞳孔，下死力盯着窗台看。我想看见一双浑浊的眼睛在眨呀眨，我想看见一顶绛紫色的小圆帽舢板一样地起起落落，我想闻到那浓郁的肉香，我想听到我并不好听的乳名。
可苍白的窗台，你怎么喑哑了？
我搬起如铅的腿，重重地擦在洒满烟灰的地上，朝奶奶的窗台步步挨近。
奶奶——奶奶——
雪人般的奶奶已平躺在旱托上，覆盖着洁白的卧单。
那只是想象，事实上，我根本没有勇气看她一眼。在永和街的话吧与母亲通了话，才知家人已全在道外清真寺。我火烧火燎地赶上七路车，却盼它开得慢些，再慢些。
寺院里，家人都在，白帽子下面是一张张土灰色的脸。见我归来，父亲舒了一口气，腾出凳子让我歇下。母亲说，没吃饭吧，说着掏出烧饼和矿泉水。伯父们商量着发送的路线，婶娘们听寺师傅吩咐着打整的细节。唯爷爷一人沉默。
爷爷，我回来了。
哦，回来了，大伟。
爷爷像是刚刚看到我（但显然不是），镇静地看了我一眼，又匆忙把目光隐埋在墙角。那种苍白、空洞的目光，不属于那双波斯人一样深邃浓黑的眼睛。他像一只受了鞭笞的老羊，隐忍着委屈与疼痛。他不知所措，喑哑如谜。
爷爷与奶奶在前半生风雨同舟，熬过了一个个艰深的年景。当四个儿子相继读完大学有了妻室开始懂得反哺的时候，他们深深地喜欢上了争吵。吃米饭还是下面条得吵，早晨起来开不开气窗得吵，过年派儿子去串门带一箱蒙牛还是伊利还是得吵。他们甚至在争论谁应该无常在前面。奶奶常愤懑地喊，她这辈子受的罪大了，老死鬼一定要先死。说完就会畅快很多，仿佛这预言已经得到兑现。爷爷通常不反驳，尤其是晚辈在的时候。但有时逼急了，也会涨红了脸回击几句，我凭什么死在你前面？我就好好活，看为主的①先要谁的命！
现在答案有了：爷爷胜利了。
爷爷却缄默了。
去看看奶奶吧。父亲无力地说。
先不了，让亡人多静一静，一会儿老伯回来再说吧（老伯从深圳往回飞）。
唯我清楚真相，我其实是不敢掀开那卧单的。来北京的三年里，我给领导写的讲话太多了，给奶奶打的电话太少了。我总觉得机会有的是，总觉得爷爷奶奶那么健康，从未想过他们有一天会在我的世界消失。我意识到了爷爷的珍贵。
爷爷说，奶奶留下的唯一口唤是，她想埋在老坟地，和老爹老妈离得近些。越到迟暮，老太太总求父亲带她去走坟。坐在密草莹莹的墓碑前，顷刻老泪纵横。皇山这块老坟地，埋着最初闯关东来的关里回族先民。坟是不齐整的，错综在芜杂的草枝深处，碑石高低不平，寻起来须格外揣摩路线。很多老人迷恋这里，想睡土在这里，但坟已满了。奶奶早吩咐过几个儿子能否想想门路。爷爷却不同意。给孩子添那麻烦干吗，天下黄土埋天下回回，长林子的新坟地不是也很好。
你埋你的，我埋我的。我不跟你埋一起！
于是又吵了起来。
眼看要发送了，儿子们征求老父亲的意见。爷爷居然说，若埋在老坟能走走后门，还是老坟吧，你妈就这么一个念想。
一辈子没走过后门的爷爷，为了坟，让孩子走后门。这个为难的任务落在了母亲身上。如所有过门的媳妇永远不能遏制对婆婆的埋怨一样，母亲曾在许多个暗夜幽怨地啼哭，但这唯剩的一天（回民须在三日内入土，唯有一天时间可以找坟），母亲跑折了腿，打爆了电话，最后托表弟的媳妇的表侄，在南坡下的铁塔旁留出了两个紧挨着的坟坑。多出的坑是爷爷主动要的，他说，将来孩子们走个坟，方便。
埋上最后一锹土，含辛茹苦一辈子的奶奶该歇歇了。爷爷站在给他预留的空坟前，说，给我照个相，这是我的别墅。
但有送殡的人暗告父亲：那好像是个旧坟。
如坠寒窖。谁也未曾想到，更未留意那挖掘出来的土壤里，暗藏着怎样的机密。第二天，再去到坟前查看，用铁锹翻一翻旁边的土，竟果真露出一条黄黄的肋骨。找到打坟的女人，她说这坟地有年头了，满地都是人，刨出些骨头太正常了，你们自己清理一下吧。
继续翻动土壤，陆续翻出了另外几条细小的骨殖，还有一块碎的手骨，最后是一片头盖骨，只有一个褐迹斑斑的盖了，中间伴随着沙黄色的木屑。回民是不用木棺的，这告诉我们，被惊扰的坟中人可能是个汉民，在回民墓地定址前已经埋在这里。
铁塔脚下已是墓地的边缘，再往南去是一片广袤的田野，密草丛生。听管坟人的口气，把这些无人管的骨殖使锹一扬，洒入那片田里就好了。可我们仍然在南墙边挖了一个深坑，把清出的骨殖全部埋进去，添好土，由我念了索尔①，几位伯父一起接了杜哇。
回到北京，樱花已渐渐飘零。空荡荡的王府里繁忙依然。我格外提醒自己，不要再以工作忙为借口，冷落对家人的问候，尤其是爷爷，应该多给他打打电话。
爷爷吃饭了吗？和谁在一起吃的？看《新闻联播》了吗？
重复的问题，重复的答案。
但我知道，这样的电话或许是他在夜色来临后最深的等待。
有几桩事，是爷爷所向往的。一是回一趟泊镇老家，看看运河边的巷子，给老人走走坟；二是来北京看看我住的胡同到底有多破，也到我日日描述的后海来走走；三是到深圳的老伯家去过冬，顺便看看堂妹彦秋的大学校园。爷爷最以孩子们读大学为他的荣誉，我在长春读书时，爷爷就硬要来校园，看看我的寝室，还有回民食堂。
我们根据老爷子的愿望，定下这样的路线：国庆节期间，秋高气爽，便先送他来北京，在我处小住，然后下泊镇去省亲，最后南下深圳。我们都觉得这主意好，爷爷也同意了。我便开始物色能做饭的新屋子，爷爷来了，总不能扯着他天天出去吃拉面吧。
六月的北京已经热了起来，烤肉季的粽子开始摆上了前海的桥头。父亲问我端午回家吗（他先前从不在三天假的时候问我是否回家）。我说，就三天假，还要加班给领导写讲话。父亲说，那就别回了，别让领导挑咱不是。我说嗯。
我又一次把工作渲染得很忙很累很重要。
可满心惦记的，是爷爷的生日。
后海边的烟袋斜街，古装的店铺边，游客如涨落的潮水。有客人来了，我也常领他们在此逛逛，做个导游，自己却不屑一顾，但那晚我终于第一次停留在玲珑的挂饰前，打量每一个有趣的物件。我想给爷爷买个礼物。在我刚上大学那年，也是端午时分，赶上爷爷的生日，我邀了一位女同学帮我选礼物。那是我第一次给人买礼物。后来主意是我自己拿的，一只瓷小船，船心支起一把青黛色的小伞，伞下是一个老爷爷和一个老奶奶，都戴着老花镜，笑呵呵地对着看。船舷上有一行卡通字：风雨同舟。
我无法想象这个简陋的礼物，给爷爷奶奶的晚年带去过多少乐趣。在那次生日宴会上，爷爷不说什么，只是珍惜地把这只小船从纸包里掏出来，用手蹭得油光发亮，摆在老两口的面前。显然，它连同那蛋糕一起，被老人视作生日的重要组成部分。
后来这只船摆在永和街老宅的柜子上，来人都能见到。爷爷逢人便炫耀说，这是在外地上大学的孙子专门捎回来的。几年间奶奶过了一次生日，又把这只船带到了饭桌上。大家说，你们俩怎么和这两个小人那么像啊？这时他们便捂着嘴憨憨地笑，那种慈祥与融洽使一个外人绝想不到他们可能出门前还在争吵。
如今这只重要的船，我却希望爷爷早些忘却它。
一定要买个新礼物！选来选去，选下了一只茶杯，杯身上画着一张杏黄色的毕业证，内文是“家里蹲大学”。补上这个证书，这一家里九个姓石的人，就都是“大学生”了。我更想用这个调侃告诉爷爷，没事要多出去散步，不要老在家里呆着。
邮包终于在爷爷生日的前一天到了。我还以为到不了了。此前的好几天，爷爷唯一的功课，是去收发室等邮差。
几天以后，又在加班陪领导写讲话，写到八点多了，父亲的电话到了。他知道我忙，极少给我打，都是我下班后不慌不忙地打给他。
可是父亲说，大伟，爷爷也不行了，你回来吧。
我懵住了。又是主麻日的夜晚。
没有任何预兆，没有先到的住院的消息。我一遍遍回想那个简洁的电话（经历过奶奶的事情，父亲已有勇气挂来电话了）。我对着液晶屏，含着泪在人人网更新了一条状态：
风雨同舟的爱我的老人，你们唯一的孙子不孝，为了那一点苟安的理想来到北京，远离了你们爱我的心。当我被无情的世界捶打得痛苦不堪的时候，我深深地想念你们。
末世的爱，带走了！
爷爷，今夜啊，请你等我回家。
我把眼泪擦干净，走进领导办公室和他说，我不能加班了，我必须走了。
从王府里出来，长安街空空荡荡。文军兄弟陪我在撒拉人的小店吃了点东西，又陪我买票，最后让我去他家过夜。“别在候车室熬了。”我无心听他的安慰，只冷冷地问了他一句：你多久没有回新疆了？他说好久了。我问家里还有老人吗？他说还有奶奶，从小把他带到大。我说快回去看看奶奶吧，我羡慕你。他不再说话。
仍是那班清晨的动车。可是哈尔滨热得像个火炉，热浪一次次把刚出月台的我打翻。我踉踉跄跄地往医院走，胸口憋着一个宇宙。我想喊，却什么也喊不出来。
我又开始写东西了，终于不再给领导写了，可写的却是爷爷的死亡经过。
一家人围坐着，四位理科出身的伯父觉得还是要等我回来，才能把这个经过写得清清楚楚。为了让大家都知道我写了什么，我写一句就念出来，让大家听着。
可我念了两句，就念不下去了。
天热，爷爷得了荨麻疹，后背瘙痒，不想去医院。父亲说，去看看吧，小病一治就好了。到了省医院，医生（如果他还可以被叫做医生）问什么，爷爷答什么，思路清晰，面带一贯的谦和的笑容。一针下去，医生跑到别的屋给别人看去了，爷爷面部红涨，浑身抽搐，家人撕心裂肺地喊来医生，老人已没了气。
几分钟之内，我就没有爷爷了。父亲也没有父亲了。我们不能接受这个结果。我们要一个说法。可医院说，死者本来就有高血压、心脏病，是他自己心脏病突发，跟医院没关系。婶娘们火了，惊动了院长，才答应安排一次专家会诊，探讨一下死因，让我们写清楚死亡经过。
夜色降临时，二十多个专家穿着雪白的衣服走进了审讯室。由我宣读死亡经过，然后老教授老专家轮流发问，家人作答。我听不懂那些医学术语，更不知那些表面安慰的话里隐藏着多少秘密，只知道问了一圈后，医生全出去合议了，两小时后，给了我们一个说法：
经专家合议，医院没有任何责任。如家属不接受，可作尸检。
要打官司，必须有尸检证明。我们和医生暴露过我家是回民，亡人奔土如奔金，三日内必须入土。现在他们让亡人等上十天半个月尸检，可能还要再久。
老伯平静地说，你们这样做，医患关系永远解决不了。老伯是全家学问最高、最有涵养的人，到了这个时候仍然不骂人。可是父亲坐不住了。三伯坐不住了。老伯也终于坐不住了。
这个知识分子家庭的几个儿子，之所以一个比一个老实，都是爷爷教的。爷爷总慢条斯理地念叨，我们这些老回回呀，从关里闯过来就不容易，在汉人堆里生存更不容易，凡事要多忍让，多吃亏，吃亏就是穆民。到了我这辈，又是这样念叨。我从在幼儿园开始被欺负了就不还手。从小没骂过一次人，没打过一次架。我最听爷爷的话。
可是这次我不听爷爷的话了，我不仅因爷爷骂了人，而且是破口大骂，骂了最狠毒的话。我的声音可怕得不仅把院长吓呆了，也把我自己吓呆了。我灵魂深处另一个截然不同的自己，在那个燥热的夏天，出世了。
爷爷，清真寺冰床里深眠的爷爷，你听到我难听的骂声了吗？
你若听到，你能宽恕我吗？
坟坑紧张地打出来了，天却开始下雨。
我们赶到坟地，把帆布、塑料布铺在坑上，四周压紧了石块和泥土。坑是万万不能进水的，明天亡人就要进来了。我默默祈祷着雨下得小些再小些，一步三回头。
那是一个疼痛的夜。惊雷乍起，暴雨倾盆。我直愣愣地坐在床边，望着无边的浓黑的夜，惊恐地哭着。我走到父亲的卧房，他也直愣愣地望着窗外。
清晨，天放晴了。我们抬着沉沉的经匣子①，双脚粘满黄泥，一步一挪挨到了坟前。帆布上兜了一汪亮晶晶的水，揭开来，墓坑竟干干爽爽。待把亡人安放好，合上最后一锹土，细雨纷纷落了下来。
诵经声在旷远的墓地飘然荡去，阿訇给我留了一段庄严的《古兰经·开端》。我念得泣不成声。在我还长得很小很小，还能像小猴子一样坐在自行车横梁上的时候，爷爷就用有力的双臂护着我，驮我去上学、去画画班、去我想去的地方。车轮碾过春草、雨水、落叶和冰雪，爷爷边蹬着车，边嘴角微微蠕动，低声教我学那几句教门话：从赛俩目开始，然后是太斯米，清真言……幼年在清真寺学过十八个索尔，却在后半生的扫荡中淡漠了教门的爷爷，把这些简单的启蒙传给我了。那是我对民族最初的爱，是信仰的胚芽。
细雨中我长跪不起，一遍遍地呼唤：
都是爷爷教我的！都是爷爷教我的呀！
永和街老院，我又一次僵硬在了门外。再无得意的笑脸在窗前等候，再无提前打开的门。空荡荡的屋子，大得像一座王府。我蹑手蹑脚地踩着那吱吱呀呀的地板，感到一个时代永远地翻了过去。
忽然我看到，爷爷屋子的墙上，贴着一张很大的画。那是我读大学时，做东博会志愿者的彩色宣传画，有一张我很大很大的半身像。忽然我看到，爷爷的床前，是那只风雨同舟的小船。奶奶走后，爷爷没有把它藏起来，就放在床头，每天都要看看。忽然我看到，爷爷的桌上，只有一张镶了镜框的照片。我先前从未注意，那居然是我与爷爷在我上大学的门前的合影，那是我与爷爷唯一的合影。我才知道爷爷对我的想念隐藏了多深多久。
我用颤抖的手扶着窗框，长哭不息。
爷爷——奶奶——
你们不会让我独自贴三千张不干胶去弥补并不只属于我的失误。你们不会让我听三整盘磁带，一字不落地听写出那些七老八十的老专家用各种方言说出的废话。你们不会看我跑着上厕所而责怪年轻人太毛躁。可我在这个远离你们的城市，只学会对他们谦卑地奴笑，甚至很少对你们诚实地笑一下。
这个斋月①，是你们有话要说吗？是你们一夜夜地驾着小船，游进我的长梦吗？是你们在永和街老宅，向我走近，抱着我，亲吻我吗？
爷爷呀，你在梦中，用红润的脸颊，和我说了许多话，可我醒来却都记不清了。我知道是你有很多话没有来得及和我说，所以就都在梦里说了。可能说到了花园中我们捉到的蜻蜓，或是你剪裁的鬼脸面具，还有你们走后无人浇水的透叶莲、君子兰，以及无人照管的那只瓷船。
又是端午了，真想你们，就写了这文章。
先前我都是把你们写成祖父祖母的，那样更深沉，更文学。这次，还是写成爷爷奶奶吧。平素就是这么叫的。这么写，你们更懂。
原载《北方文学》2011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