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说：“他已经参加了五十多起重大爆炸案的侦破工作，破案率一直保持在很高的水平上，其中二十多起属于北京市的，三十多起属于全国其它各省市的。”
乙说：“他现在每年都要拿出一定的时间，给全国一些工作在第一线的公安干警办培训班，讲授有关反爆炸方面的知识。”
我说：“你们能不能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给我讲解一下逆向思维呢？”
甲说：“可以吧。我先说说，你们补充。”
乙说：“你说吧。”
甲说：“咱们就以现场上爆炸物证的分布规律来说说吧。一般地说，现场爆炸物证的分布都是终结位置，不是初始位置。”
我说：“明白，这是通过爆炸所形成的位置改变。”
甲说：“现场勘查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把遗留物的位置，也包括残留物的位置，恢复到爆炸前那一瞬间的位置。比如，这是一个炸点。”他把一只茶壶放到桌子中间，“这是炸点周围的物体，”他又在茶壶旁边前后放了三个茶杯，“在爆炸发生以后，一定是距离爆心近的物体被抛得最远，而距离爆心最远的物体被抛得最近。”他按照自己说的重新移动了茶杯的位置，“这一切都需要通过逆向思维来进行反推才行，不然你就会被表面的现象所迷惑，无法找到真实的原始情况。因此，破案也就得不到可靠的依据。”
乙说：“那年，老高到江西赣州出现场，爆炸是在一家电影院的观众席里发生的，一走进门去就可以看到一具尸体，观众席中间爆心的附近还有两具尸体，当地的干警按照一般的逻辑推断，以为爆心附近的两具尸体原来就在，应当作为重点来检验。后来，老高指出一进门就看到的尸体，虽然表面上距离爆心远，实际在爆炸之前距离爆炸装置最近，应当作为重点检验。这就是逆向思维和正向思维的区别，思维不同认识不同，结论也一定会完全相反。”
我一边听着一边点头，并在高光斗给我的《物证技术学》那本书上，找到了由他写的“爆炸物证”中的一段文字——“由于爆炸物证在现场的分布看来似乎是杂乱无章的，甚至是无法用肉眼看到的，故弄清它们占有空间的规律性十分必要。掌握了分布规律，就可以在正确的部位提取爆炸残留物；就可以根据遗留物的分布位置分析这些物证的原始状况；甚至可以在条件较好的情况下，根据残留物峰值部位反推出大致的装药量。”
“北京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爆炸研究室对爆炸残留物分布规律问题，作了系统研究，最初的研究表明：爆炸中心爆炸残留物较少，中心的外围残留物逐渐增多并可达到一个高峰，再向更远的外围残留物逐渐减少直至消失。可以把这种定性的表述简单地概括为‘少——多——少——直至消失’。后来通过一系列的研究发现，残留物峰值出现的距离和炸药量之间有着一个简单的函数关系。”
我说：“看来，运用逆向思维实现反推确实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系统工程。”、丙说：“这说的还仅仅是现场勘查的一个部分——爆炸物证的发现、提取和送检。”
乙说：“老高确实是一个很肯钻研的人，他还告诉我们作为现场勘查要运用逆向思维，而后边的侦破又要运用正向思维。”
我说：“为什么？”
乙说：“因为案犯逃跑以后，又已经是从初始状态向终结状态发展了。我们必须重新恢复正面的‘顺藤摸瓜’才行。”
甲说：“老高的观点是说案犯作案的动机、准备和实施，我们都应当运用逆向思维来分析，而案犯作案并逃跑以后，我们则应当运用正向思维来分析。”
我说：“这里面还真是充满了辩证法。”乙说：“是的。”
我说：“听了你们的介绍，我对高光斗似乎更加了解了，也更加有兴趣了。”
甲说：“您应当进一步再采访采访老高的经历和家庭，那样写出来的形象才更有真实感和立体感。”
乙说：“他是一个很独立的人。”
丙说：“他也是一个很丰富的人。”
甲说：“我们这可都是瞎说一气，只能供参考。”
我说：“不，不，太对了。你们对文学也很内行。”
高光斗写了这样一首打油诗：“热门常为冷门开，名人时被利字踩，英雄多富有心青，我生更重无贝才。”
几天以后的一个下午，笔者再一次来到了高光斗的办公室。
再也没有想到的是，在去之前他已经为我准备好了上次坐过的那把结实椅子。
我看着高光斗在让座时那副认真的样子，心里不由得升起了一种敬佩之情。
高光斗坐在办公桌后面，手里拿着一支笔和一张纸：“今天咱们谈什么？”我坐在椅子上笑了：“谈谈你的经历和家庭吧。可以吗？”高光斗没有吭声，在纸上随手写着什么。“我想没有什么不方便的？”
“没有。当然没有。从什么地方谈起呢？”
“随你的便，从什么地方谈起都行。”
高光斗想了想：“可以这样说，我们家是个铁路职工的世家。我的父亲一直在铁路上当售票员，他跟着铁路在全国走，我们的家也跟着他东南西北地到处走。我是一九三八年生在武汉，后来在宝鸡上小学，在天水上中学，又在兰州上大学。”
“你在兰州大学是学什么专业的？”
“我不是学物理，是学化学的，所以现在干反爆炸并不是我的本行，是半路改行的。”“你接着往下说。”
高光斗摇着头：“再往下说可就不怎么样了。”
我不懂地皱皱眉头。
“我四岁的时候父亲就离开了我们的家，后来又病故了。”高光斗没有吭声，我也没有吭声。“整个家庭全靠做小职员的母亲来支撑着。她当时才三十多岁，现在已经八十多岁了。那时，有一次由于生活实在是太艰难了，她曾经拉着我和妹妹来到一条大江边上，准备一起跳下去了此一生，后来大概是因为舍不得我们才又回了家。”
“半个世纪过去了，你母亲一直和你们在一起吗？”
“对。她始终没有改嫁，不是别的，主要是怕让我和妹妹受罪。为了我们她这一生不知道吃了多少多少的苦，受了多少多少的罪。只要一想起来就让人……”
高光斗没有说下去。
我停了一下说：“我现在算是知道你的生长和生存环境了。”
高光斗好像没有留意我的话：“记得，一九五七年高考的时候，作文的题目是《我的母亲》，我是一口气写下来的，心里仿佛有说不完的话。那天，我提前十五分钟交卷，走出了考场。”
我连连点着头。
“我大概就是因为知道母亲太不容易了，了解了一些人间的艰辛，所以懂事比较早。有人说，看上去我要比同龄人大三五岁似的。”高光斗停了一下继续说：“可以说，从上小学、中学到大学，我一直都是独立生活的。这一点后来很影响我性格的形成和发展。”
我心里在说——难怪他是那样的用功、要强和有一股子不易改变的韧劲儿。
“也许就因为这种性格的原因，在当学生的时候，我的功课一直都比较好。在兰州大学，我是化学系为数极少的五分全优生。真的，那时我首先想到的是，学不好功课，掌握不了本事，就对不起生我养我的、比别人要操心受累得多的母亲。”
“看来，你的童年和少年都不是金色的。”
高光斗点头。
“你以后本人的生活道路还比较顺利？”
高光斗摇摇头：“也不一定。光说上大学吧，五年的大学生活当中，我挨了三年半的批判。”
我有些惊讶：“是这样？”
“说起来真够冤枉的，考大学的时候正赶上‘大跃进’和‘反右派’运动，就因为对大炼钢铁有点怀疑，我就成了反面的‘右倾典型’，经常被班上树成批判对象。”
“这一点我们有共同的感受，当时只要是正直的知识分子，或者敢于说真话的人，大约都是难以幸免的。”
“是的。我受到的冲击，比起那些所谓‘右派分子’来算是好得多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你也许又是一个幸运者。”
“那倒是。”
“后来呢？”
“大学毕业以后，分配到北京市公安局搞科技工作，但是还没有接触反爆炸，当时这方面的案子也少。后来‘文革’当中‘砸烂公检法’，我又到了宝鸡的工厂工作。‘文革’结束以后，我这才重新回到公安局，还是搞科技工作。”
“你还算是所学所用了PE？”“大体上还得算吧。在公安局的时候工作一直和化学有关系，在工厂也是这样。可是都不正规，不深入，没有作出什么像样的成绩来。可以说，总的看还是不大顺。”
“也许大家都差不多吧。”
“是的。”
“你是什么时候才开始接触反爆炸的呢？”
高光斗掐指算了算：“改革开放以后，具体地说是一九八。年以后，由于这方面的案子多起来，我才算是正式接触了反爆炸的课题。”
“当时你已经是四十二岁的中年人了。”“晃荡了半辈子，人到中年以后才算塌塌实实地干点事。”我算了算：“从八十年代初到现在也不过是十多年嘛。”“差不多。”“十多年的时间里能作出这样大的成绩，确实是不简单的。看来，从四岁开始命运就一直不断地向你提出挑战，而你并没有示弱和屈服，最后终于战胜了命运。”
“我说一句像套话又不是套话的话吧，这些成绩的取得光靠我一个是绝对不行的，确实是大家共同作出来的，我只不过是个带头人。”他停了一下，“大家叫我专家，实际上我只不过是一个半路出家的、肯于下笨功夫的科技人员。”
我理解地应着。，我说：“你的名字好像还从来没有见诸报刊吧？”高光斗强调地说：“所以我才必须提出一个希望来。”“什么？”“我希望您写文章的时候能够掌握住刚才说的这一点。”
我挥着手：“一定，一定。你放心好了。”我停了一下，“我还想提一个问题。”
“您说。”
“咱们都得算是年近花甲的老人了，也就是说人生的道路已经走了一半以上……”
“一点不错。”
“那么，你对人生的体会，或者叫做感悟是什么？”
高光斗半天没有说话，突然拿出了一个笔记本来：“这上面有一首我在一九八五年写的打油诗，也许可以说明一点儿问题。”
我接过笔记本看着打油诗——“热门常为冷门开，名人时被利字踩，英雄多富有心青，我生更重无贝才。”
我请高光斗解释一下最后两句诗。
高光斗说：“英雄多富有心青(情)，就是英雄都是富有情义的；我生更重无贝才(财)，就是我的一生并不看重财产。”我懂了，完全懂了。高光斗是立志要做一个能够尽量从冷热和名利当中摆脱出来的人，起码是立志要做一个不为身外之物所累的人。
如果以“命运支配我们行为的一半，而把另一半委托给我们自己”的观点来看，高光斗这一生确乎还是扼住了命运的喉咙。在这一点上他给予人们的启迪也许是非常不应当忽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