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平
摘要：汉末以来，天下大乱。士人们都努力寻求最佳方式，让自己更好地适应变幻莫测的环境。曹操可以说是这一时期的代言人，透过他的一些有代表性的诗歌，分析其诗歌中涵盖的主要内容及体现的士人形象，可以让人们对当时的士风有一定的认识。
关键词：汉魏；曹操；诗歌；士人形象
东汉末年，统治集团内部分为宦官集团及其附属的浊流官僚和坚持儒家理想主义的士大夫集团两大阵营。正如陈寅恪先生所指出的“东汉中晚之世，其统治阶级可分为两类人群。一为内廷之阉臣，一为外廷之士大夫”。期间，各种矛盾错综复杂、交汇缠扰，最终导致宦官外戚交替擅权，政治极端腐败。结果，袁绍将宦官杀灭殆尽，成为斗争的胜利者。接着军阀董卓闯入，攫取了胜利的果实。豪强地主大量兼并土地，广大农民破产流亡，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日益激化。
由董卓之乱开始，形成了豪强割据势力的大混战，使劳动人民遭到了空前的浩劫，社会生产力受到极大破坏。曹操就是在这种混乱局面下成长和发展起来的。“太祖少机警，有权术，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故世人未之奇也；惟梁国桥玄南阳何颙异焉。玄谓太祖曰：‘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年二十，举孝廉为郎，除洛阳北部尉，迁顿丘令，征拜义郎。”他打起了“兴义兵，诛暴乱”的旗号，采取“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策略，用武力消灭了袁术、吕布、张绣等豪强割据势力。在官渡之战中，他又击败了当时最大的豪强割据势力袁绍。接着他又进行北征，平定乌丸，统一了北部中国。他以一个地主阶级政治家的身份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北部中国的实际统治者。
曹操是一个文学家，在常年征战中留下了大量的诗文作品。曹丕称乃父“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王沈《魏书》亦谓曹操“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曹操身处汉王朝濒临烟幕近熄、饿殍遍野、危机四伏、苟延残喘的多事之秋且是令人感愤、绝望、悲叹、激变的蹉跎岁月，以及黑暗的朝政腐败、群小滋盛、祸乱频仍、民不聊生的困境。可谓乱世英雄。因而，乱世光晕使得沉重的积弊、浓厚的阴影、忧患的意识投射到曹操诗中，就渐趋形成了他个人的独特的文学气质。他戎马一生、横槊赋诗，其诗章非但吟军旅之事，抒军旅之情，凝聚着政治家的豪迈、军事家的壮烈、文学家的神采与诗人的浓缩。还凝结着深刻的思想内容与高度的艺术匠心，体现了影响深远的建安风骨。
曹操了解民间疾苦，目睹了战乱给国家、民族带来的灾祸，给百姓造成的种种不幸。战争就是一场浩劫。作为一个当时历史的见证人，这样一些无情的现实，无不激励着他，以致所作绝大多数是咏史诗和政治抒情诗。进一步发展了自《诗经》以来忧时悯乱、抒写时事的现实主义传统，对汉末建安时期的种种社会、人生矛盾加以尽情揭露和无情鞭笞，使这一时期的种种社会现象再现在人们面前，因而受到了广泛的称赞，成为史诗性作品。明人钟惺称为“汉末实录，真诗史也”。曹操的诗歌，全面而深广地反映了汉末的社会生活，管中窥豹，可见一斑。我们可以透过他的相关作品了解当时的一些士人风气。
一、积极入世渴望建功立业
社会的动荡不安，人命危浅，朝不保夕。《古诗十九首》中就有“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万岁更相迭，圣贤莫能度”。“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奄奄随物化，荣名以为宝”。但是儒家思想所倡导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思想已经深入人心，乱世出英雄，时势造英雄，有很大一部分士人包括曹操都采取主动，积极入世，渴望建功立业。
曹操的积极进取成就伟业的方面，在一些诗歌的境界中尽情宣泄。他的诗蕴涵着挚爱生命的积极意义，生命短暂与大业急切难成的矛盾是曹操诗的一个重要主题。也许正因为不能长生不死，才促使人们珍惜生命和时光，力求在有限的时间内有所作为，使生命具有永恒的意义和价值。他的《短歌行》抒发了诗人抱负宏伟而功业未就、年华易逝、时不我待的感慨，时光紧迫更令他急切求贤忧思萦怀。恰与屈原离骚中的“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相似。两种看似矛盾的思想情绪，产生于同一个基点，即希望在有生之年统一全国。全篇情调虽由抑而扬，大抵是因抒情言志层次上的需要而安排的。全诗作为一个艺术的整体，其思想倾向绝不消极。《步出夏门行》流露的生命意识也极其强烈。《神龟虽寿》起始强调，即使长寿的神龟腾蛇也无法规避死亡的结局，其中不无生命短暂的伤感。然而“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则洋溢着昂扬进取的豪迈精神，表现了老当益壮的志士胸怀，塑造出“一世之雄”、一代骄子的自我形象。接着，笔锋一转，以伏枥老骥自喻，直言自己是不向天命屈服、矢志不移的壮怀激烈之士，年在桑榆仍奋发进取。诗句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字字句句蕴含着诗人炽热的情怀，火一样的生命力。而《观沧海》描摹的洪波涌动、秋风萧瑟以及大海对日月星辰的包孕吞吐，都传达出宇宙生命的律动，曹操在这里表现的是一种“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物我如一的境界。
又如曹操的《蒿里》中所言“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可以看出当时整个社会的大部分士人想在混乱的社会环境中为国家的稳定统一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献出自己的力量，以图名垂青史。袁绍、董卓等也是建功心切，然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原先的所谓的义士出于建功立业的强烈欲望而想趁机在乱世中分一杯羹，结果让本已混乱的社会环境更加恶化。可见，东汉以来重名的态度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和方面。梁启超先生在论及这点时说“名节者，实东汉儒教一最良之结果也。虽其始或为‘为名为利’之一念所趋而非其本相乎；至其寝成风俗，则其欲利之第一性，或且为欲名之第二性所掩夺，而舍利取名者往往然矣。是孔学所以坊民之要具也。”所以在论及当时的社会风气，顾炎武曾说：“三代以下，风俗之美，莫尚于东京。”对此，余英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今仰其气象则皆国而忘家，公而忘私，吾国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之传统在此诸人实已有极显着之表现。其所以然者，虽不能不推原于两汉士族在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之发展及因之而生群体之自觉，然若贯通全部文化史而言之，则其基本精神实上承先秦之士风，下开宋明儒者之襟抱，决不能专自一阶级之利害解释之。”当时士人充满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浓重的悲剧意味，也正因为如此，他们使儒家的道统精神光大于世。这就说明，不管是哪个阶层、哪个派别的人士，当时大都积极入世渴求建功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