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避世隐居以求安身立命
好生恶死几乎是人类的共同心理，健康长寿是人们的普遍愿望。曹操的《短歌行》中“明明如月，何时可辍？忧从中来，不可断绝。”大千世界，人才济济，却不能为己所用。说明当时有一部分士人是采取了避世隐居的生存和生活方式。还有《善哉行》“太伯仲雍，王德之仁”“伯夷叔齐，古之贤遗”，可见当时社会应该有太伯、仲雍、伯夷、叔齐这样的圣贤隐士，当然大多数隐士要么追求一种独立和自由的精神境界，要么追求个人享乐以保全性命，要么怡养性情陶冶情操，要么转而追求其他目标。
汉末以来的党锢之祸无疑给当时标榜清流、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在肉体上以沉重的打击，更加加深了他们对所奉行的经典和理想存在和坚持的可能性。葛兆光说：“一方面它给知识阶层的理想主义带来了阴影，并使知识与权力抗衡的理想彻底破灭，从而引出了个体生存的思路，一方面它使得一批士大夫厌恶了群体互相标榜的方式，转而寻求一种更人性的独立与自由的精神境界。”在这兵荒马乱动荡不安的社会里，中国人或许更看重现世的幸福，追求存在和生命的乐趣。传统的孝道就有尊崇父母给予生命的内涵，所以《孝经》记孔子教导曾子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滋生于本土的道教，不涉来世和天堂地狱，只以修炼成真人，长生不老列入仙班为极至。中下层文士普遍失志伤时，与浓厚的忧生意识相伴随的自然是无奈和牢骚了。而早在第一次党锢之前，就有一部分士人（以郭林宗、黄宪为代表），他们选择在昏暗的社会之外，采取一种冷眼旁观的态度，将隐居不仕作为一种处世态度。由于看到了个人在乱世面前的无能为力，更因为他们看到“疾世多利交，以邪曲相党”，他们选择隐遁山林，保全性命于乱世。
由于战乱频繁，政治腐败，危机四伏，中下层文士普遍感到失志伤时，他们看到了士大夫的能力所限，转而退守穷处，寻找个人的生存价值。他们蔑弃功名，转向个人的享乐，即使这种快乐中带着失败的痛苦和理想破灭的彷徨。文人的诗歌中经常流露出感慨人生短暂，毋宁及时行乐的消极情绪。仅《古诗十九首》就有“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生年不满百，长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值得注意的是，《后汉书》中很多隐士是受“黄老”思想很深的人。老庄思想，在东汉末年普遍流行，史载桓帝曾于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并常躬自祷祠，此后其法寖盛，影响所及，笃习神仙道术而绝意仕进者也不在少数，《后汉书·方术列传》记载了很多这样的例子，如徐登、费长房、苏子训、刘根、上成公之类。老庄思想主要讲求一种追求此生幸福的个体观念，对当时的政治皆持反对态度。
多数隐士以隐居陶冶性情，追求个人生命自由和情操。因而，他们普遍注重养生，以求长生。养生之道在东汉隐逸之士的日常生活中占据了很大的比例。早在王充的时代，他就好道家之学，晚年做养生之书，而他的《论衡》除了阐述神灭、形神关系外，还充斥着大量的养生之道，比如追随老子的教导寂静无欲，或者断食五谷，或导引养生等，它给我们提供了许多保持身体不朽的方法。可见，对待养生，东汉末年的士人大多追寻通过合理的途径达到延长寿命的效果，更加注重追求此生的幸福感和个人价值的体现。
他们还将注意力不同程度地转向了其他方面，东汉士人博学的风气就与此有关，特别是党锢之后，退而着书者犹多。比如郑玄“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又从东郡张恭祖受《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
三、假归隐真待机另投明主
在所谓的隐遁之下，当时，还存在着许多借隐逸之名等待时机而另投明主的隐士。曹操的《短歌行》中“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暗喻当时的一些贤才犹豫不定，还没有找到依托，不出世是要静观其变以待时机，另投明主。如曹操自己就是一例子，早有人看出曹操“非池中之物”，就有清流对他寄予厚望，“俭见曹氏世德已萌，乃阖门县车，不豫政事”。还有，这种士人（以何顒等人为代表），他们将隐居作为庇护，比如“颙常私入洛阳，从绍计议。其穷困闭厄者，为求援救，以济其患。有被掩捕者，则广设权计，使得逃隐，全免者甚众”。可知他们将隐居作为庇护，实际是以退为进。诸葛亮出山前也是一隐士，并非是无所事事之辈，直到刘备三顾茅庐方才皈依刘备。
伴随着这种观念而来的是对计谋的重视，因为这不仅需要有济世之志，有过人的胆量，更要了解时局，讲究方法，进退得宜。范晔在论传中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后汉书·王允》论曰：“士虽以正立，亦以谋济。”他认为党人们虽立身以正，慷慨婞直，但要实现忠义，还须辅以权谋。比如在第一次党锢之时，就有人认识到权谋的作用。“贾彪字伟节，颍川定陵人也……彪谓同志曰：‘吾不西行，大祸不解。’乃入洛阳，说城门校尉窦武、尚书霍谞，武等讼之，桓帝以此大赦党人。李膺出，曰：‘吾得免此，贾生之谋也。’”这与后来三国之际士人普遍注重权谋是一脉相承的。而且，伴随着这类人群数量的增多，开始由单个的士人行动逐渐向联合方向发展。
据陈启云先生考证：“逃亡士人初时依靠亲友或个人行动，后来结交豪强，联络本不相识但慕名相助，同气相应，逐渐产生秘密组织。”其中最重要的是由何顒和袁绍、曹操为首的组合。
这些人不是贪生怕死，不是选择在隐居的生活中平淡地度过此生，而是要死得其所。他们“本于忠义”，相对于陈蕃、李膺等人，更加注重权谋，更加注重斗争的实际效果，所以体现出一种“大直若屈”的风貌。既然汉家的江山无以为继，不如选择合适的明主依附，建立新的功业。比如，曹操曾经想以暗杀、行刺的方法除掉宦官，甚至出现了有人为了彻底铲除宦官而不惜推翻汉朝。在乱世中，士人的选择自由而且多样，他们没有过去群臣大义的束缚，各地的豪强并起，给予了他们多样选择的可能性。他们对于各路诸侯，采取“合则来，不合则去”的态度，以有生之年的功业为目标，努力突破天命的限制，追求不朽的价值。这不能不说是士人内心自觉之体现。可以说，这种士人的入世观念后成了接下来建安士人精神风貌的主体。
结语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诗歌是一种高度凝练的语言。“诗言志”，曹操的诗歌是当时社会现实再现的最好材料。他的诗犹如一扇窗，透过这诗歌的窗口，我们窥视了当时的社会背景以及士人的种种生存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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