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康首先提出善于养生之人是“清虚静泰，少私寡欲”的，对于名位没有过多经营。对于欲望，不是等其出现了再去采取措施禁止，“非贪而后抑”，他主张从内心里去欲。嵇康的这种对于欲望的看法与传统儒家不同，传统儒家主张以礼制情，即用一套礼仪制度来强制规范人的七情六欲，使之符合礼之要求和规范。与传统儒家相比，嵇康主张从自己内心去除欲望，不让其发展，而非等其出现再以礼节制。
阮籍和嵇康在性格上有所不同，阮籍似不如嵇康之峻烈，但二人同为竹林玄学的代表。纵观嵇康的一生其悲剧性是令人同情的，而阮籍的矛盾和痛苦也是一种悲剧。他们二人憧憬并寻求自身精神的一个安顿之处，不愿随波逐流，拒绝入仕。但同是竹林七贤，山涛和王戎却是积极入世的，山涛一步步小心地向权力接近，与嵇康比他也更为圆滑，王戎更是热衷于名利。以阮籍和嵇康为代表的竹林玄学对当时士人产生了一定影响，使得竹林之时的士风与之前和之后都表现出不同特点。
三、士风：异彩纷呈与名士风流
士风简而言之就是一代之士的风度风气。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有这样一段话：“正始时名士风流，盛于雒下。乃其弃经典而尚老庄，灭礼法而崇放达。视其主之颠业，若路人然，即此诸贤之倡也。自此之后，竞相祖述。”这段评论是针对正始时期的士风有感而发，顾炎武认为正始时期士人这个群体的突出特点便是“风流”。顾炎武所言“风流”表现在诸多方面，比如“灭礼法而崇放达”，当时士人中流行的喝酒吃药、崇尚清谈等。
（一）任意而行，放诞不拘
正始时期士人的一些做法在今天看来很不寻常，他们喝酒吃药，任意而行、放诞不拘。《晋书·阮籍传》载因为魏晋之际天下多故，阮籍“酣饮以为常”。《世说新语·任诞》一篇记载了刘伶病酒的故事。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
刘伶经常纵情喝酒，饮酒放达到脱衣裸体在屋中，这还不是最惊人之举，当别人讥笑刘伶之时，他却说出惊人之语，“我以天地为容身之处，以屋宇作为我的裤子，你们为什么钻进我裤子之中呢？”很明显这种做法已经违背了传统礼法，在礼法的范围之内要规规矩矩做人，绝不允许这种肆意而为。阮籍是竹林七贤的代表人物，他的嫂嫂有一次回娘家，他就跑去与之告别，有人就讥笑阮籍，说他违反礼。阮籍说：“礼岂为我辈设也？”他反问人家，“礼难道是为我们这些人设的吗？”在《礼记·曲礼上》有“叔嫂不通问”的记载，郑玄注认为是防淫乱。阮籍的做法很明显与常人所想背道而驰，所以有人讥笑他。《任诞》一篇中还记载了一个颇为有趣的故事。
诸阮皆能饮酒，仲容至宗人间共集，不复用常杯斟酌，以大瓮盛酒，围坐相向大酌，时有群猪来饮，直接去上，便共饮之。
阮咸是竹林七贤之一，他的这种任性放达在今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出于对当时虚伪社会的强烈不满，他们不再像汉代的士人们那样一心拥护政权，一切行为都在礼的范围之内，不再像孔子所说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相反的，他们越礼法崇尚自然而为，不愿受任何世俗的拘束，肆意畅饮。自正始名士风流之后，后人竞相祖述，可见其影响之广。
王徽之雪夜访戴逵的故事成为美谈：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当人问王徽之为什么到门口而不进去拜访时，他的回答是多么潇洒，一切只是“乘兴”而为！这种任意而行，随心而动的举止是上承竹林之风的。这种任意而行、放诞不拘的风气是对名教的颠覆，任意而行，如刘伶裸身于屋中，如王徽之所言“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须多虑呢？只是按自己本心去做，不受任何其他因素影响，名教所规定的那套伦理规范和礼仪秩序对于正始之时的那些名士来讲是没有约束力的。
正始时期政局混乱，尤其是高平陵政变之后，士人普遍感到一种对于生命的恐慌。对生命的畏惧和担忧，让很多名士借助服药企图延长寿命，服药之后身体会发热，所以服药的人常会穿着宽大的衣服披头散发，这成为一时的风尚，正始玄学的代表人物何晏就喜服五石散。正始时期士人的这种放诞不拘的风气，任意而为与之前汉代士风迥然不同，由此形成的名士风流也成为历史上一道奇异的风景。
（二）谈玄说道，风气日盛
谈及正始时期的士风不能不提的是这时期名士间的相互谈玄论道。早在两汉时期就有“清议”这一制度，“清议”起到一种社会舆论监督的作用。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中对“清议”有如下阐述：
两汉以来，犹循此制。乡举里选，必先考其生平，一玷清议，终生不齿。君子有怀邢之惧，小人存耻格之风，教存于上而上不严，论定于乡而民不犯。降及魏晋，而九品中正之设，虽多失实，遗意未亡，被纠弹付清议者，即废弃终生，同之禁锢。
两汉时期已遵循清议制度，在乡举里选的过程中要考察所选之人的生平，一旦玷污了清议，便会终生被人不齿，由此可见清议的重要性。及至正始时期出现了何晏、王弼等谈玄名士，他们发言玄远，谈论涉及老庄，并对《周易》《老子》《庄子》等做注。《世说新语》中记载了何晏、王弼等正始名士当时谈玄论道的风气。何晏为吏部尚书之时，地位名望都很高，经常有人去他家清谈，《世说新语·文学》中有很多关于何晏聚众清谈的记载。
何晏为吏部尚书，有位望，时谈客盈坐。王弼未弱冠，往见之。晏闻弼名，因条向者胜理，语弼曰：“此理仆以为极，可得复难不？”弼便作难，一坐人便以为屈。于是弼自为客主数番，皆一坐所不及。
清谈时采取主客问难的形式，所谓“难”就是辩难、驳诘的意思，先由“主”提出一个主题并陈述自己的观点，然后由“客”进行问难。王弼当时所论何事今已不得而知，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王弼的才华，他自为主客，对何晏所论命题进行了一番精彩的阐释。当时以何晏、王弼为首已经聚集了大批谈玄之士，刘勰《文心雕龙·论说》：“迄至正始，务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盛玄论。于是聃、周当路，与尼父争途矣。”何晏、王弼各自着书阐发义理或对老庄进行发挥，二者为玄学理论的奠基者。与之前汉代的注重章句不同，何晏、王弼注重义理，注重思辨。裴徽在正始时期有盛名，善谈玄理，王弼二十岁的时候去拜见他，裴徽问王弼：“夫无者，诚万物之所资，圣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无已，何邪？”裴徽的意思是说，万物确实是凭借“无”的，孔子不对“无”发表言论，而老子却一再阐述，这是什么原因呢？王弼的回答是：“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言必及有；老、庄未免于有，恒训其所不足”。王弼认为，圣人体察“无”，但是“无”又不是能理解清楚的，“无”是很抽象的，所以要通过“有”来表现；而老子、庄子也免不了提及“有”，来弥补“无”的不足。王弼的阐释涉及了有无问题，旨在协调名教与自然的矛盾，企图使二者达到和谐。
何晏、王弼在谈玄方面颇为擅长，同时二人又有着作流行于世。据《世说新语》载，何晏“注《老子》始成，诣王辅嗣，见王注精奇，乃神服，曰：‘若斯人，可与论天人之际矣？’因此所注为《道》《德》二论”。这种谈玄论道之风日益发展，到了竹林之时注《庄子》的就有几十家：
初，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于旧注外为解义，妙析奇致，大畅玄风，唯《秋水》《至乐》二篇未竟，而秀卒。
由此可见，到向秀之时玄风已经十分盛行，已有很多人热衷于探究《庄子》的精神。在正始时期，名士间的聚众谈玄，往往以相互问难的形式进行，这就提高了名士的思辨水平，所以他们的作品中也具有哲理思辨色彩。
（三）矛盾困惑，苦闷心态
正始时期社会政治黑暗，现实动荡，所谓“天下多故”，司马氏集团为篡夺权力大肆诛杀异己，很多名士也于这场政治争夺战中丧生。高平陵政变之后天下名士去其半，这对于士人的震撼是很大的。士人们面临着那样险恶的政治环境，不禁对他们自身的安危担忧，时局的凶险给他们的心理蒙上了一层恐慌的气氛。处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对于内心仍抱有出世理想的士人来说无疑是矛盾的。他们一方面想践行儒家所提倡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儒家传统思想中知识分子所尊崇的信仰，通过自我的不断完善，最后达到平天下的最高理想；另一方面，当时的现实又是与他们的理想相矛盾的，手握权力者极度虚伪残暴，修身从何而来？这部分士人不禁产生了矛盾，面对现实他们可以选择站在统治者的一边随波逐流，这样可以保证他们的安全，或者依然坚持自己原本的理想和人格。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使他们心里充满了矛盾，矛盾又没有行之有效的途径来解决，所以他们的内心里充满了孤独和苦闷，阮籍就是很好的代表。
《晋书·阮籍传》载，“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以为常。”阮籍本来是有着很强的济世理想的，他自己也曾说过昔日的志向：“昔年十四五，志尚好书诗。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咏怀诗》其十五）。他想有一番作为，然而世事无常使他的理想落空。在儒家济世思想的影响之下，他也曾希望自己能够“挥剑临沙漠”（《咏怀诗》其六十一）。可见阮籍早期是有着强烈的济世思想的，他也有豪情壮志，也希望去沙场英勇作战，期望立功，“弯弓挂扶桑，长剑倚天外”也流露出了他的志向。阮籍最初的志向是高远的，然而现实却是十分残酷的，司马氏集团与曹魏集团斗争异常激烈，理想无法实现，这就导致了阮籍内心的苦闷。《咏怀诗》其一：“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孤鸿和翔鸟的悲哀号叫更加衬托出了诗人内心的孤独苦闷。《晋书·阮籍传》载阮籍：“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内心的困惑和矛盾使他“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而困惑和苦闷又令他“恸哭”。在险恶的政治形势下若想求得生存而又保持自身的精神独立，内心要承受巨大的痛苦。在众多的士人中阮籍是最为突出的一个，其实孤独苦闷之士又何止阮籍一个人。生活中保持“至慎”，内心有所不甘，行为狂放越礼，这些都是矛盾苦闷心态的表现。我们来看阮籍的部分作品：
炎光延万里，洪川荡湍濑。弯弓挂扶桑，长剑倚天外。泰山成砥砺，黄河为裳带。视彼庄周子，荣枯何足赖。捐身弃中野，乌鸢作患害。岂若雄杰士，功名从此大。（《咏怀诗》其三十八）
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驱车远行役，受命念自忘。良弓挟乌号，明甲有精光。临难不顾生，身死魂飞扬。岂为全躯士，效命争疆场。忠为百世荣，义使令名彰。垂声谢后世，气节故有常。（《咏怀诗》其三十九）
独坐空堂上，谁可与欢者。出门临永路，不见行车马。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旷野。孤鸟西北飞，离兽东南下。日暮思亲友，晤言用自写。（《咏怀诗》其十七）
在前两首诗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积极向上渴望征战建功立业的主人公形象，他渴求伟大功名，希望效命争战场，忠义气节垂声后世；而第三首诗中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内心极度寂寞苦闷的形象，在这种心情之下使他想到了亲人朋友，这就更加衬托了诗人此时孤寂的心情。
嵇康最终因为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被司马氏所害，他的结局是悲惨的，在嵇康的思想中有时也充满着矛盾。关于如何处世他提出了种种方式，总结起来莫非是出世和入世，在他的《卜疑》中就可以看出他心里矛盾的过程。
正始时期的士风是由这一时期特殊的政局所影响的，同时由于玄学的兴起使这一时期的风气为之一变。正始时期的名士从外在的行为方式到内在的精神状态都表现出了不同特点。何晏喜欢服五石散，而且特别喜欢修饰，面色很白，在他的召集之下引来大批谈玄之士；阮籍不愿入仕，嵇康最终因为不肯与统治集团合作而被杀，二人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而做此选择，但最终留给世人的印象是，他们是蔑视名利的。何晏、王弼、阮籍、嵇康等正始名士各自以其独特风貌影响了一代士风，他们或风姿潇洒、蔑视礼法，或谈玄论道、大畅玄风，或内心苦闷、矛盾重重。以他们为代表的一代士风由此也成为了历史上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他们的活动方式、对待生活的态度也为以后很多人所向往。当时社会的状况、玄学思潮的影响以及他们生活方式和处世态度的改变也都很自然地表现在了他们的文学创作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