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多元（而）变化。
王弼之学说为一元，“天”为全一；而郭象以为“天”为多元，“天”乃万物之总名也。郭象只承认现象世界之存在，现象之外再没有东西，《齐物论注》说：“接乎有生之类，会而共成一天耳”，此即是说“有”，说与人交接者，一切经验现象都包括在内。《田子方注》：“夫有不得变而为无，故一受成形则化尽无期也。”郭象承认这个存在的“有”的世界，分而言之谓“群有”，总名之曰“天地”，或曰“天”。郭象承认的现象世界这个“群有”，也即说现实世界之一切事物，一切事物的产生都是无用的，是偶然的，是突然而然的，每个事物都是独立的，这种独立甚至可以说是绝对独立。
（3）不为而相因
郭象说“群有”，即世间万物，各自独立，物各自尔，物各突然而然，掘然而然，亦即说偶然而生。万物在这个发展变化中各得其得，各物之性又为自己所“命”，也即是说物各有“性分”，万物是各自独立的，万物之“性分”亦各自独立，且各物之“性分”又是绝对的，物各有其性分，彼此绝对不同。
夫质小者所资不待大，则质大者所用不得小，故理有至分，物有定极。
由此，郭象说只须实现自己，用其自用，不可为（人为），不可造作，不可强制，“恣其性内而无纤芥于分外”，即是“无为”。“任性”即“无为”也。就“物各有性，性各有极”说，物各绝对独立，各为中心，此即是无中心，无绝对。我自为独立，但我不能忘记甲乙等皆自为独立，故不可使人从己，亦不可舍己从人。郭象说“不为而相因”：
夫天下莫不相与为彼我，而彼我皆欲自为，斯东西之相反也。然彼我相与为唇齿，唇齿者未尝相为，而唇亡则齿寒。故彼之自为，济我之功弘矣。莫相反而不可以相无者也。
若万物相待或相为使，则万物反而不能相因，“相因之功，莫若独化之圣也”。也就是说甲乙丙等群有只要都任己之性分，充分发展变化，且不要干涉到他有之性分即可，那么世界就是平等平静的。即物各相通，则同于大通，物各自得，同于一得，也就达到了所谓的“玄冥之境”。
郭象的“独化论”很自然地便导引出适性称情的观念，把一切都看做是合理的，不要去改变它，纠正它，对于自我来说如此，对于他人来说也如此。这就导致了士人在行为上既出世，又入世。要承担社会责任时，他是出世的；要满足个人欲望时，他是入世的。
我们看裴（危页）的“得意而不必忽忘形骸”和郭象的“独化于玄冥之境”，简而言之，质而言之，都是说人生在世，既要关注、努力把自我塑造成已经形成的儒家礼教下的理想人格，但同时更要关注自我作为一个个体的人的简单的物质生理需求。西晋的玄学已经把人当一个世间万物中普普通通的一员来看，在这种言论下，人不再扭曲、为难自己的天性，去苦苦地追寻，去刻意地打造所谓的理想人格。一切只要尽自己这个个体本有的、固有的“性”即可。这样本质的言论，化而为石崇口中则是“士当身名俱泰”。我们再联系上文对“二十四友”心态的种种剖析，无论他们为名为利为生存的加入还是离开“二十四友”这个集团，都是为了自己这个个体的生存，或者说更好的生存，在集团存在期，他们的游乐山水，宴饮赋诗也是在安顿他们与世浮沉下疲惫的身心，这一切都是那么的自然，合乎人性，没有什么玄学家名教人士所批评的纵欲表现，他们的行为可谓适性称情也。
3.“竹林七贤”中仕晋贤人的影响
“二十四友”集团多受其前期“竹林七贤”中仕晋贤人的影响。“竹林七贤”从其生存方式上可分为四个类型。第一是身心分裂型，代表是阮籍。他反对名教，但又依违避就于名教与自然之间，最后苦闷忧郁而终。第二是身心一致型，代表是嵇康。他轻肆直言，遇事便发，嫉恶如仇，是非分明，结果为司马氏所不容。第三是身心自然型，代表为刘伶、阮咸，他们不婴世务，顺性而行，无忧无虑，逍遥自在，终其天年。第四是身心变化型，代表为王戎、向秀、山涛。王戎、山涛官至司徒，向秀官至散骑常侍。他们虽然对司马氏的虚伪、狡诈、残酷不满，但当阮籍苦闷而死，嵇康被杀之后，他们为了生活得更好，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便改其“箕山之志”，依附了司马氏集团，名利双收。
就“竹林七贤”的生存类型而言，阮籍虽然得以寿终，但活得很累、很苦，是“苦闷的象征”。嵇康虽然活得刚直耿介，傲然不群，令人敬慕，然亦因此而殒命，对过分注重自我生命的西晋士人来说可敬而不可效。刘伶、阮咸活得虽然痛快淋漓，但近于麻木，在具有强烈的功名之心的西晋士人看来也不值得效法。山涛、王戎、向秀该出世时出世，当入仕时入仕，顺世而行，见风使舵，既有名士之名，高官厚禄之利，又可终享天年。这种生存方式与当时的政治、文化为知识分子提供的生活导向一拍即合，于是追求名利、权势的身心变化型生活式很快为西晋士人所接受并迅速风靡士林。
在这身心变化型的三人中，尤其以向秀对西晋时人的影响最为深远。早在正始时期向秀针对嵇康文《养生论》而作的《难养生论》，就主张适性养生，而寡情欲，抑富贵，是其不敢许之言。而他的《庄子注》更是影响深远，自成一家，时人誉为庄周不死，前文我们所述郭象的《庄子注》，其实就是源于向秀的《庄子注》，郭氏精义，似均源出向秀之《隐解》，虽尝述而广之，然根本论据，恐无差异，故《世说新语》曰：“向郭二《庄》，其义一也。”且向秀的《庄子注》已经亡佚，因此关于向秀的庄学，我们以上文的郭象庄学参考之。
正始士人的身心变化型的生活方式告诉西晋士人谁有权就投靠谁，他们生活中的自然放达向西晋士人又做了对权势的追求要自然、大胆的揭示。明白此点，对我们理解“二十四友”为何谄事贾谧又为何离开贾谧另投新贵增加了一个认识层面。
至此，我们认为形成“二十四友”种种心态的动因：西晋惠帝朝动荡的政局外因，西晋新玄风的内部洗染，以及其存在前期的“竹林七贤”中仕晋身心变化型贤人的历史纵向启迪。
三、“士当身名俱泰”心态在友人作品中的投射
首先我们要补证存在于惠帝元康六年（296年）至永康元年（300年）的“二十四友”集团绝不是一个文学集团。
前文我们在论述“二十四友”集团成员分析时，已知“二十四友”成员本身大多并非文士，这就决定了“二十四友”作为一个士人集团并不是以文学活动为主，“二十四友”在一起虽也有金谷集游之举，且“引致宾客，日以赋诗”，从根本上说这仅是当时浮夸交游士风的体现，并不以文学为目的。且他们并没有大体一致的文学主张、创作倾向及文学风格，没有掀起在当时主导文坛的创作潮流，虽然陆机在《文赋》中提出了“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等创作观点，但这仅是某个人的意见，对“二十四友”的文学创作并没有产生大的影响。他们也有彼此赠答之作，大多是“着文称美谧”，或“以文才降节事谧”，而且这种赠答在他们之间也不普遍。而历史上的其他文学集团则以文学活动为主，他们经常聚集在一起，切磋文心，酬和争胜，在领导者的主持下编纂各种有关文学书籍等，如萧统“与学士商搓古今”，又编纂《文选》等。这与“二十四友”以文才媚事贾谧截然不同。
此外，文学史上的其他文学集团的形成与解体大都是以文学创作的兴衰和文学集团成员的相继去世作为标志，“二十四友”的形成与解体是和贾谧的得势与失势为始终的，且这个名誉主席贾谧不以文才着名，而历史上其他文学集团的成员都是文人，其领导者就是文坛上以文学成名的名流，如建安七子与三曹，竟陵八友与萧子良，苏门六君子与苏轼等。
从这个意义上说，二十四友集团绝不是一个文学集团。“二十四友”这样一个依附于外戚贾谧而形成的松散的、一时性的士人趋炎附势的团体，短暂的金谷相聚，且《金谷集》还已亡佚，实在是难以对其“士当身名俱泰”心态如何在作品中投射作一论述剖析。
但“二十四友”中既然网络了当时的文坛才子，且如前文所述，他们深受当时玄风影响，当时的玄学以《庄子》最为盛行，那么我们就简要摘引一下《文选》中“二十四友”文学名家于创作中对《庄子》的引用。有单从字面上引用《庄子》中的词句的，有直接引用或化用《庄子》思想的，有引用《庄子》中的意象典故的，将其大致地分为语词引用、（意象）典故引用和思想引用三大类。
第一，语词的引用。
包括对《庄子》中的名物和表形容、状态的词语的称引，以及对《庄子》固定表达（类似于英语中的固定用语）的称引，如：
表动作、状态：扶摇、逍遥等。
潘岳《秋兴赋》：逍遥乎山川之阿，放旷乎人间之世。
李善注引《庄子》有《逍遥游》篇，又有《人间世篇》。
表形容：冁然、肌肤若冰雪等。
左思《三都赋》之《吴都赋》：东吴王孙，冁然而咍。
李善注引《庄子》：齐桓公冁然而笑。
第二，意象和典故的引用。
意象：槁木、朝菌、帝乡、泽雉等。
陆机《文赋》：兀若枯木，豁若涸流。
李善注引《庄子》：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
典故：苌弘化碧、骊龙之珠、妻死庄子鼓盆而歌等。
左思《三都赋》之《蜀都赋》：碧出苌弘之血，鸟生杜宇之魄。
李善注引《庄子》有苌弘化碧典故。
潘岳《哀永逝文》：渠怀之其几何，庶无愧兮庄子。
李善注引《庄子》：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则方箕踞鼓盆而歌。
第三，思想引用。
陆机《叹逝赋》：解心累于末迹，聊优游以娱老。
李善注引《老子》：解心之缪，去德之累。容动色治气意六者，缪心者也，恶欲喜怒哀乐六者，累德者也。
左思《咏史》：“亲戚还相蔑，朋友日夜踈。”
李善注《庄子》曰：亲友益踈。
左思《咏史》：“俛仰生荣华，咄嗟复雕枯。”
李善注《庄子》曰：其疾也俛仰之间。
左思《咏史》：“饮河期满腹，贵足不愿余。巢林栖一枝，可为达士模。”
李善注《庄子》曰：鹪鹩巢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
历史上对“二十四友”的评价不是很高，贬胜于褒，甚至有的专门研究其中一人的学者努力为其所研究的对象与“二十四友”划清界限。从魏晋下及唐代，除了真正的逸民隐士外，绝大多数士人都是高低不等的官员。不论是为国家建功立业，还是为一身安富尊荣，动机可以不同，实现目的的手段却无二致，都必须通过当权者的赏识汲引。在通常的道德、舆论之中，当权者本人的贤能或者凡庸以至卑污，也是历来衡量企求被汲引者的一根标尺。贾后从政治上到生活上都是声名狼藉，贾谧则是一个骄盈轻薄的纨绔，这就难怪“二十四友”之不容于清誉了。另外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贾氏家族虽然执政十年，最终却一败涂地，并因之而诱发了八王之乱。论史者对贾氏加以笔伐，依附这一家族的“二十四友”当然也要连带着一起受到非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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