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学者们互相争辩、诘难，成为真正体现战国“百家争鸣”的典型。更为可贵的是，当时齐国统治者对士子们采取了十分优礼的态度，封了不少着名学者为“上大夫”，并“受上大夫之禄”，即拥有相应的爵位和俸养，允许他们“不治而议论”，“不任职而论国事”。这些活跃在稷下学宫的贤士名流，在这所中国最早的大学里，既发展了自己的学术成就，也使得稷下学宫成为培育高层次人才的摇篮，老师传学生，学生传学生，使诸子学派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和壮大。
三、士人思想意识之特点
在这样的社会，士人一方面要维持自己的生存，一方面要实现自己对“道”的追求，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两相对撞，士人们的思想也是万千姿态，各不相同。
（一）各家思想纷纷登场——无主流意识
面对周王室的衰微，诸侯国你争我夺的局势，天下的士人都纷纷寻找良药，从不同的阶级立场和学术背景阐述自己的救世思想，他们都认为唯有自己的药方才是合乎时代发展的要求，只有自己这一派是可以解救乱世的。《汉书·艺文志》就将战国主要思想学派分为十家——儒、墨、道、法、阴阳、名、纵横、杂、兵、小说。
各家各派不遗余力地宣传自己的主张和想法，甚至有时还会批驳和打击异于自己的思想门派，历史上曾发生过儒墨之争、儒道之争，但没有一家能占主导地位，直到汉武帝采用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学大显，其他各个思想学派才慢慢退而居其次。
正因为有了各家的争鸣，为中国后世的学术思想、治世之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后来的种种学术总能在先秦百家中找到源头，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为当时和后世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二）士人个性极度张扬——傲君王权势
战国时代的杰出士人以其操守与言行为后世之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千载而下依然动人心魄。他们高扬个性，不慕势，不趋利，不弃贫贱，睥睨王侯，以自己的才华与道德操守浓墨重彩地书写了自己不平凡的人生。《战国策》齐宣王欲见颜斶一章，就正体现了战国士人的这种独立自由的精神风貌。他们以帝王师自许，也以此与帝王侯爵应对。他们高度看重自己的人格尊严与自由，不畏强权，据理力争。
齐宣王见颜斶，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宣王不悦。左右曰：“王，人君也。斶，人臣也。王曰‘斶前’，亦曰‘王前’，可乎？”斶对曰：“夫斶前为慕势，王前为趋士。与使斶为趋势，不如使王为趋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贵乎？士贵乎？”对曰：“士贵耳，王者不贵。”王曰：“有说乎？”斶曰：“有。昔者秦攻齐，令曰：‘有敢去柳下季垄五十步而樵采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齐王头者，封万户侯，赐金千镒。’由是观之，生王之头，曾不若死士之垄也。”宣王默然不悦。
经过一番辩难，齐宣王由不悦而衷心认错，甘做弟子，愿师事颜斶。宣王道：“嗟乎！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及今闻君子之言，乃今闻细人之行，愿请受为弟子。且颜先生与寡人游，食必太牢，出必乘车，妻子衣服丽都。”
孟子生当战国时代，也特别强调士人的操守与人格尊严。他认为“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孟子还认为天子是不能召唤老师的，何况是诸侯呢？这也正是颜斶拒绝自己进前拜见齐宣王时所持的理由。孟子将“内圣”“外王”两个方面概括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就是说，不得志，也不屈从于任何权力，在各种威胁与诱惑面前保持主体人格的自主与独立。在此基础上，孟子提出千古名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三）渴望家国一统意识——叹天下大乱
不管是什么学派，他们对于社会的认识是相当清醒的，每一个士人都渴望天下能够太平，不再动乱，所以老百姓中流传着“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的话，可见老百姓渴望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士人们也是如此，不论哪个学派，对于家国一统的渴望都是相同的。
孔子在《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一章中赞同曾皙的理想：吾与点也。反映了孔子向往的是理想的大同社会，也就是今天说的和谐社会。孟子在《万章上》中也表达了他理想中的国家：一个以周代礼乐等级制度为蓝本、以天子为首的社会秩序井然的天下一统的国家。荀子的理想是“天下为一，诸侯为臣”，他主张未来的君主通过行王制，结束天下长期以来的分裂和战乱局面，最终实现“田野什一，关市几而不征，山林泽梁，以时禁发而不税，相地而衰征，理道之远近而致贡，通流财物粟米，无有滞留，使相归移也，四海之内若一家”。
老子在《老子》第八十章为我们勾画了这样一幅理想中的社会形态，在这个社会里，没有战争，没有欲望，人民相互尊重、互惠互利，但却从来不去觊觎近在咫尺的邻国的人民和土地……这是一幅多么美好的蓝图啊！庄子借“至德之世”的怀想，构建了一幅人与人、人与自然高度和谐的理想蓝图：
当是时也，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
显然，庄子的“至德之世”，吸收并体现了老子“小国寡民”的思想，但更多的是他自己所向往的人生，“至德之世”中人与自然是和谐的，到处充满了自然和谐的静态美。
四、士风影响下的文学特征
由于士人的生活和精神面貌已不同于西周时期，所以反映在文学作品中也和西周时期的文学不同，我们知道，能够代表西周时期的文学作品无疑是《诗经》，而春秋战国时期当士人大放光芒，奏响一曲曲动人心弦的时代之歌时，一代之文学也是绚烂多彩，从而使先秦文学有了崭新的内涵。
（一）发愤抒情的诸子散文大放异彩
西周以前是巫史文化大兴的年代，时值春秋战国之际，由于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人们更加注重现实。先秦诸子对于社会问题的认识都留存在他们的散文创作之中，一时间，出现了语录体的《论语》、韵散结合的《老子》、独立成篇的《孟子》，还有以意出尘外、怪生笔端的想象和虚构为特色的《庄子》、以严谨详密的论证为特色的《荀子》以及犀利峭刻为特色的《韩非子》等文学作品。
在这些风格各异的诸子散文中，相同的一点是都倾注了作者强烈的思想感情，而且还运用多种艺术手法，如比喻、夸张、排比、对偶等，这无疑使诸子散文有了文学意味。而且每部作品中含有大量优美的词汇和丰富的成语，流传至今仍然没有丧失其文学价值。
先秦诸子散文对后世文学的语言、体裁的形成和发展都有着广泛、深远的影响。秦汉后的政论家、文学家写出的大量奏章、论着、文论、书札、文艺性散文、学术性论辩文章等，在不同程度、不同方面都体现着诸子散文的痕迹和遗风。
（二）史传文学的首次萌发
在春秋以前出现的史书要数《尚书》最具代表性。而将史传散文推向高峰，达到成熟的标准，莫过于在天下混乱时催生的史传作品《左传》《国语》《战国策》。
这三部作品，真实地记录了周王室的衰落和诸侯争霸的历史，以及公室的卑弱和大夫的兼并，揭示了社会变革发展的总趋势。书中冷静地描述了昏庸贪婪的高官和忠良正直之士，较前代之史传文学作品，在很多方面都有新的进步和提高。比如《左传》一书有较强的以民为本的思想，反映了该书与时俱进的历史观。开一代战争叙述之先河也是《左传》的特点之一。《国语》则以记言为主，很多议论说理层次井然、精辟严密，如《周语》邵公谏厉王弭谤，《晋语》叔向贺贫等历来为人们所称道。而《战国策》则塑造了众多个性鲜明的士人形象。
这三部史传文学作品，对于后代的文学创作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以至于后世许多文人的创作都从中引用资料，汲取营养，尤其是司马迁在《史记》的创作时就大量运用了其中典故，有的材料甚至不加改动直接引用原文。
（三）“遭忧作辞”与奔放想象的再次崛起
《诗经》流传于世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人们不再进行诗歌的创作，直到屈原遭贬以后，内心涌动出哀怨、愤激之情，创作出“逸响伟词，卓绝一世”的楚辞，使我国的诗歌创作继续发扬光大。
屈原的作品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学式样。句式结构富于变化，不同于《诗经》四言句式为主的模式。想象大胆奇特，感情热烈奔放，这都为后世的文学创作开了源头。屈原还利用香草美人这一全新的象征手法使作品更有艺术魅力。
屈原创作的《离骚》等作品对汉代骚体赋有着深远的影响，其次他的创作是“发愤以抒情”，这对后代许多文人的艺术创作具有指导意义。另外，屈原的文学创作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创的新时代。
综上，我们发现由于时代的发展演变，政治力量作用于士人身上，呈现出不同的士人风貌。我们认为先秦士人的发展演进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初兴期，以孔子、老子、墨子为代表。他们对于社会混乱的呐喊仅仅是寓思想于着述中，所谓“微言大义”。由于此时诸侯之间的争夺意识初次萌生，所以反映在这些作品中的作者的态度还很委婉，看不到社会十分的动荡。
第二阶段：蓬勃期，以孟子、庄子为代表。他们对于时政或大声疾呼，或隐而不谈。士人的个性意识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所以孟子喊出了“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合一”。总之，士人对社会的讥刺达到极度的顶峰。文学作品也是大胆奇特，语言不拘一格，敢于陈述一己之所见。
第三阶段：衰落期，以荀子、韩非子为代表。战国时代诸侯之间的兼并战争空前激化，因而强化中央集权制便成为了刻不容缓的现实所需。在这种情势之下，荀子和韩非子的治世之方已显得那么的苍白无力，丝毫不能够阻挡秦国用武力加速兼并六国的步伐。
正是由于春秋战国纷乱的社会背景，导致士人们选择生活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进而呈现在文学中，使先秦文学开后世文学之典范，各种文体均有涵盖，为后世的文学发展做好了前期的基垫工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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