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博雅
摘要：士，作为中国古代传统的知识分子，推动了社会进步，并为中国历史的前进做出了巨大贡献。在以儒家为代表的真正的士阶层产生之前的时代，为后来士人的核心精神的形成提供了思想和历史的铺垫。《诗经》收录的作品正好横跨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之间五百多年的历史，所以也就经历了“士”在这五百多年中内涵演变的复杂过程。作品中所表现出的尊重知识、爱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古代士人核心精神已逐渐显露，最终促进了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形成，并对后世士风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诗经》；士人精神；士风
士，在文学中被定义为知识分子。中国古代士阶层的出现，推动了社会进步并为中国历史的前进做出了巨大贡献。在中国古代文学中，严格意义的士产生于春秋战国之交，但早在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产生之前，“士”作为一种社会身份已普遍存在。而《诗经》作为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其中有不少诗篇描写这个阶层的辛劳与忧愁，抒发他们的苦闷和不满。虽然“诗三百”的作者大多都已茫然无考，但作品中所表现出的尊重知识、爱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古代士人核心精神已逐渐显露，最终促进了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形成，并对后世士风产生了深远影响。
《诗经》收录的作品横跨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之间五百多年的历史，所以也就经历了“士”在这五百多年中内涵演变的复杂过程。因此，我们对于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之前士的研究与界定，应该运用历史的眼光进行动态的考查，唯其如此，才能在把握其发展演变的过程中，揭示士的核心精神内涵，讨论它对后世的影响。
一、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士阶层的演变
首先，在周代完备的礼乐制度形成和推行之前的“士”，实为王或诸侯的血亲贵族，身份尊贵且有较大权势。《诗经·大雅·文王》：
殷士肤敏，裸将于京。厥作裸将，常服黼冔。王之荩臣，无念尔祖。
由此可以看出，能助周祭，自非低卑之人。
周公摄政结束，标志着以宗法世袭制和封建制为核心的礼乐制度的启动和推行。此时的西周等级森严，形成了“天子”-“公”-“大夫”-“士”四位一体的统治阶级，而这时的士处于统治阶级的最底层。这时，士作为上层贵族的远末子孙，享有贵族特权，且“大抵皆有职之人”。他们在周王朝的稳定繁荣时期，生活也较为富足安定。然而到了西周晚期，由于王室衰微，社会动荡，使得居于贵族下层的士的现实生活状态开始出现明显的变化。《诗经·小雅·北山》：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从事。王事靡盬，忧我父母。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鲜我方将。旅力方刚，经营四方。或燕燕居息，或尽瘁事国；或息偃在床，或不已于行。或不知叫号，或惨惨劬劳；或栖迟偃仰，或王事鞅掌。或湛乐饮酒，或惨惨畏咎；或出入风议，或靡事不为。
这是周朝一位士人怨恨大夫分配工作劳逸不均的诗。作者虽然是周代统治阶级内部最低一级的士阶层，但他仍然受着上层王、公、卿大夫的压迫，他在繁重徭役的重压下喊出了“不平”的呼声，反映了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尖锐化和当时社会的不合理。本诗的特色是只摆事实不发议论，紧紧抓住“我从事独贤”这个诗眼展开具体描写，连用了十二个“或”字，如实摆出了士与大夫苦乐不均的十二幅生活画面，便戛然而止，既不发议论，又不下结语，犹如“黄河之水天上来”，一泻千里，不言自明，余韵无穷。后来，唐代韩愈的《南山》诗，一连用了五十一个“或”字，或许受到本诗的启迪。此时，士在统治阶级内部已处于受奴役和压抑的地位，为王事尽心竭力、奔走不息、辛苦劳累，远无贵族阶层的安乐祥和，西周晚期的士作为低级贵族，身份虽与前不变，仍为贵族有职之人，但其实际社会身份和地位已经明显下降。故清人姚际恒评曰：“士者作歌，以怨大夫。”
综上述，可知到西周晚期，士作为一个阶层从社会身份到思想行为都逐渐与真正的贵族阶层相分离。此时，士人对社会黑暗设身处地的接触与思考甚至批判，为传统知识分子即真正意义上士的形成提供了历史的可能。
春秋时代，周王室分崩离析，列国内乱，诸侯兼并，戎狄横行，“礼崩乐坏”的时代已经来临。《国语·鲁语下》：
公父文伯之母说：“士朝受业，昼而讲贯，夕而习复，夜而计过无憾，而后即安。”
此时，士已然需要凭借自己的智慧和技能为统治者或大贵族服务，朝夕从事。《诗经·魏风·园有桃》：
园有桃，其实之肴。心之忧矣，我歌且谣。不知我者，谓我士也骄。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忧矣，其谁知之？其谁知之，盖亦勿思！园有棘，其实之食。心之忧矣，聊以行国。不知我者，谓我士也罔极。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忧矣，其谁知之？其谁知之，盖亦勿思！
这是一位贤士的忧时伤世之作，此诗以第一人称的手法以士人的口吻，唱出自己心中不能明说的忧愁、无人理解的寂寞以及无以为之的无奈。他对现实有较为清醒的认识，但不被人理解，因而心情郁闷忧伤，表达出深深的哀婉伤痛之情。诗中“心之忧矣，我歌且谣”，抒发了作者在忧愤无法排遣时，只得长歌当哭，自慰自解。并且，在诗人对自身失意的感喟中，寄托了对人生、现实的深沉忧虑。这与《小雅·北山》可谓一脉相承，而相比之下，此时士的处境更为艰难。
值得注意的是，与春秋中叶大批贵族地位下降相对应的则是庶民地位的提升，士人与庶人两大阶级开始合流。这种改变，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说，从根本上导致了士阶层社会性格的基本改变，从而也促进了士的核心精神的形成。
二、《诗经》中所体现的士的核心精神
通过前文对西周至春秋中叶士阶层演变的分析，我们可以想到这五百多年间士所处的社会地位由贵族到平民，社会环境由安享禄位到朝夕从事，这样的变迁一定对士的心态及作风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同时这种变迁无疑对孔孟时代以儒家为代表的真正的士阶层的形成做好了思想及精神的铺垫。而这种士人的核心精神在《诗经》中的逐渐聚合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眷恋故土与忧患意识
《诗经》中的许多篇章都流露出士人的家国情思和忧国忧民之情，对国家表现出极大的热忱和责任感。《诗经·王风·黍离》：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彼黍离离，彼稷之穗。行迈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彼黍离离，彼稷之实。行迈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这是一首有感国家兴亡的诗，作者看到故室宗庙尽变成禾黍，悲怆不已，彷徨不忍离去。现在国都东迁洛邑，往事不堪回首，只能仰天长叹。徐复观说：“忧患意识乃人类精神开始直接对事物发生责任感的表现。也即是精神上开始有了人的自觉的表现。”而士多从批判的角度来表达自己对现实社会和人生的忧患意识。一部分有正义感，秉承了周初道德观念的士人忧心忡忡，发出了悲愤忧虑的痛苦歌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