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诗经·小雅·四月》：四月维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宁忍予？秋日凄凄，百卉具腓。乱离瘼矣，奚其适归？冬日烈烈，飘风发发。民莫不谷，我独何害！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废为残贼，莫知其尤！相彼泉水，载清载浊。我日构祸，曷云能谷？滔滔江汉，南国之纪。尽瘁以仕，宁莫我有？匪鹑匪鸢，翰飞戾天！匪鳣匪鲔，潜逃于渊！山有蕨薇，隰有杞桋。君子作歌，维以告哀。
诗人抒发强烈的悲愤之情而作，这种悲愤的感慨来自于他们的忧生忧世之情。
（二）对统治者的劝讽
家国存亡之际，一些正直有良知的爱国志士通过怨刺诗来表达他们的悲愤，《诗经》中的怨刺诗指向的对象一般是当朝的君王和执政大臣，他们昏庸无能，贪图安逸，所以他们想通过怨刺来达到上以风化下，下以讽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的目的。《诗经·小雅·节南山》：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不吊昊天，不宜空我师。弗躬弗亲，庶民弗信。弗问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无小人殆。琐琐姻亚，则无膴仕。
诗中斥责了尹氏的暴虐，感叹上天不公，表达了诗人对周幽王的用人不察，使贤者报国无门，小人得势的怨愤。他们想让君王改从善政，天下归于太平。其实面对残暴无道的昏君，根本容不得正言直谏，可是他们冒着危险义不容辞地承担起这个历史重任，而没有“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作者有感于西周气数将尽而以泄天怒人怨，其中透露着“关注存在”的强烈精英意识；其情思深沉痛彻，非经历国亡家破之大惨痛者不能发，可谓其情真，其意切，其恨深，直陈哀刺天下兴亡之祸。再如《诗经·小雅·正月》：正月繁霜，我心忧伤。民之讹言，亦孔之将。念我独兮，忧心京京。哀我小心，癙忧以痒。父母生我，胡俾我瘉。不自我先，不自我后。好言自口，莠言自口。忧心愈愈，是以有侮。忧心茕茕，念我无禄。民之无辜，并其臣仆。哀我人斯，于何从禄。
这首诗的抒情主人公具有政治远见，也有能力。故统治阶级当权者开始表示需要他，但得到之后又不重用。他担忧国家的前途，同情广大人民的苦难遭遇，反而遭到小人的排挤和中伤。诗人生动、细致、准确地记录了两千多年前生于乱世的正直的知识分子心灵的颤动，并和《诗经》中其他一些政治诗一起为中华民族知识分子对统治者劝讽的文学传统奠定了基础。
（三）对下层人民的同情和关怀
上层阶级为了满足他们奢靡的生活，不断地剥削处于社会最底层的穷苦百姓，这种局面使作为渐渐接触与感受到下层人民生活的士人们由衷地产生出一种深深的同情与关怀之情。《诗经·小雅·苕之华》：苕之华，芸其黄矣。心之忧矣，维其伤矣。苕之华，其叶青青。知我如此，不如无生 羊坟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鲜可以饱。
诗人痛心身处荒年，人们在饥饿中挣扎。为此，作者心里忧伤不已。天地之下，本以人为贵，今反而羡慕无知觉的植物，乃至说出“不如无生”的话，可见诗人难以压抑的忧愤。本诗所反映的周代残酷的社会现实与人民苦难，在长期封建社会里是具有普遍性的，这也充分显示了《诗经》现实主义精神的力量。
（四）道德精神的自觉和对自我的完善
道德和政治之间的矛盾可以说是士人传统的核心，在那种王纲解钮、礼崩乐坏的时代，一部分的士人还是会肩负一定的社会道义，不随势沉沦，这体现了士人的一种内在的道德风范。《诗经·唐风·蟋蟀》中有：蟋蟀在堂，岁聿其莫。今我不乐，日月其除。无已大康，职思其居。好乐无荒，良士瞿瞿。蟋蟀在堂，岁聿其逝。今我不乐，日月其迈。无已大康，职思其外。好乐无荒，良士蹶蹶。蟋蟀在堂，役车其休。今我不乐，日月其慆。无已大康，职思其忧。好乐无荒，良士休休。
如果不细看，便很容易下定论说是劝人及时行乐的，但只要我们认真地读完这首诗便会发现它不是鼓吹狂欢的乐，而是有节制的乐。这是古代士人典型的心理状态，字里行间表现作者复杂矛盾的内心世界。也表现了在享乐和遵守社会规范、担当社会责任之间的矛盾统一。在面对这种矛盾的时候，古代知识分子总是要使个人服从群体、情感服从规范、个体生命的需要服从社会责任，这才是士人个体生命价值之所在。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诗经》中也出现了表现隐士生活和心态的作品，这恐怕能称之为后世隐逸士风的鼻祖。如：《诗经·卫风·考盘》：考盘在涧，硕人之宽。独寤寐言，永矢弗谖。考盘在阿，硕人之薖。独寤寐歌，永矢弗过。考盘在陆，硕人之轴。独寤寐宿，永矢弗告。
这是一首隐士的赞歌，诗中描写隐士形象，“硕人”一词本身就带有身体高大与思想高尚的双重含义。全诗反复强调“硕人之宽”、“硕人之薖”、“硕人之轴”，突出“宽”、“薖”、“轴”，实际上表现了隐士生活的自由舒畅和他们心胸的宽广。
三、《诗经》对后世士风的影响
吕文郁《春秋战国文化史》中将这西周至春秋时期的士风总结为：“春秋时的士大多数思想比较保守的，他们消极因循、墨守成规、安于现状、不图进取。”我个人认为，他这段士风的总结有可取之处，当然片面性同样明显。因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特别是“礼崩乐坏”之前的士，固然有礼的保守性的一面，但他们同样关注社会生活，而“变风”“变雅”就表现了士人试图起弊振衰的努力。他们不但赋予诗歌以全新的内容，使之具有新的时代特征，从而促进了文学领域思想观念的提升，而且对推动我国思想文化的发展也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诗经》中，士以诗歌为武器，或表达自己的爱国之情，或揭露统治者的荒淫，或哀叹民生之艰，或自戒良士之职，无一不表现出个人对社会现实的深重忧虑。这种深重的忧患意识，虽然来源于个体的呼声，但由于他们自身较高的文化素养、凝重的历史感和敏锐的洞察力，故其对现实的反应更客观、更深刻，也具有时代的普遍性，代表了社会正义的良心。而这一点，可以说与后代的知识分子遥相呼应。
鲁迅曾说中国知识分子是民族的脊梁，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中的精英，他们激情盈怀，爱人如己，关注存在，召唤存在，拯救存在，精英是国家民族命运的正义导向者。而余英时则把作为“理想典型”的士称为传统中国的“社会良心”，指出其是人类基本价值者，也是文化和思想的传承与创新者。尊重知识、崇尚理性、思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是他们的共同追求。这些思想称为一种无形的精神操守和职业准则，对一代代的士人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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