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婷
摘要：自孔子开始，中国士风已经开始形成，相比于后世还具有更加独立的特点。士，是知识分子，是当时最低一等的贵族。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士是文化的精英和时代的担当者。本文将士人分为三类，具体讨论孔子所代表的一类士人。他们学仕结合的从政观念，懂得治世仕、乱世隐的从政策略，以及追求“三不朽”中的立言不朽及在此过程中体现的经济、人格独立，并最终促成社会文化独立，以及他们这一类士人的形象，是文章要分析论述的重点。文章最后提出思考，即借孔子之名，我们应当去到哪里。
关键词：士；《论语》中体现的士人理想；士风；“三不朽”
一、何为“士”
士，一言以蔽之，就是知识分子。先秦诸子百家争鸣，其实就是儒、道、墨、法诸家，以它们各自不同的思想主张来“救世”。儒家代表文士，道家代表隐士，法家代表谋士。这里，我们要留下一个问号：为什么成为思想家的是“士”，而不是别人？
那时候的“国际关系”比较混乱，国与国之间相互侵略，家与家之间相互掠夺，人与人之间相互残害。我们今天称之为“中国”的地方，可是当时人的“天下”了。孔老先生一直渴望回到秩序井然的西周。西周的时候，人分三等，贵族、平民、奴隶。贵族又分成四等，天子、诸侯、大夫、士。天子的嫡长子（即正妻的第一个儿子）继续做天子，对于自己的次子和庶子，天子再分封他们做诸侯，诸侯的次子和庶子做大夫，大夫的次子和庶子做士。这就是当时的封建宗法制度。
“士”，已经是最低一等的贵族了，他们不可能再按照长次之别、嫡庶之别，往下分封，可见士在阶级地位上不尽如人意。没有地位，连最基本的代表地位身份的产权也没有。天子有名义上的“天下”，诸侯有封国，大夫有采邑，士则只有田。更悲哀的是，不管是诸侯还是大夫，他们对土地有治权、对人民有治权，而士呢，“只有产权，没有治权，甚至连产权也没有，只有经济收入，即田租和田税”。可见，士还没有不动产。同时，当时不同身份的人还有鲜明的“可识别标志”，就如同今天检察院的人穿制服，交警穿警服，学生穿校服。只不过今日衣着之分是根据行当职业不同，先秦时是根据地位等级不同。西周时，平民（即庶人）不可以戴冠，只能戴“帻”，也就是包个头巾。士可以戴冠，却不能加冕。天子、诸侯、大夫都可以加冕，但冕前面的“琉”数量不同。“冕”代表统治权，琉的数量越多，统治权越大。可见，士作为贵族阶级，连统治权都没有，真有点“凄凄惨惨戚戚”！
但正是这些不利，却成就了士！使之成为文化的精英和时代的担当者。既然不能“治国”“平天下”，唯一可以下工夫的就是“修身”了，士阶层具有强烈的求知欲。按照现在的情况，就是既不是“官二代”，也不是“富二代”，只有努力提高自身修养学识，来保有自己在上流社会里的一席之地了。同时，可以注意到，越是乱世，士越有用。不管是诸侯还是大夫，如果是既得利益者，面对风云变幻的局势，需要依靠“士”这一克己复礼又无野心的阶层来保全他们，守卫他们。如果是新攫取利益的当权者，也需要借士人宣扬的德治来稳固自己的势力，无非就是撑个门面、做个幌子。在孔子六十八岁的时候，鲁国当权的三恒家族中势力最大的季康子就请孔子回国，帮助自己稳定局面。原因是鲁哀公的几个儿子不服他，想夺回政权，刚被季康子赶跑。这时候的孔子，已然是道德的象征啊。谁用了他，谁和道德就“联上姻”了！
二、士人理想——“立德、立功、立言”
（一）先秦士人分类
鲍鹏山先生将先秦士人分成了三类。按照他的分类，一类是如苏秦、张仪之流，一朝头悬梁锥刺股，一朝朝秦暮楚卖友求荣，他们利字当头，并没有什么如一的政治立场或是道德操守；第二类便是诸子之类，他们暗中羡慕第一类人，渴望用世，渴望站在时代的前沿，却眼睁睁看着第一类人杠杆天下，自己的呼声却越来越没于当世，他们拿着自己的道德标杆，左一个测测，又一个量量，这也不合礼，那也不合乐，在那样的时代，不合时宜；第三类便是隐者庄子之类了。这里，单看儒家，看孔子及其弟子一类的士人的理想，即是“三不朽”。
（二）“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
在孔子的心目中，“从政”是第一位的，也就是“立功”最大。子贡和孔子有过这样一次谈话。子贡是孔子弟子里最善于经商的，他问问题也很迂回巧妙。他就问，先生啊，如果这里有块美玉，是把它装在匣子里藏起来，还是找个好买家卖了它？（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论语·子罕》）孔子就说了，卖了它，卖了它，我就在等候买主呢！（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孔子是主张积极用世的，他在《子路》篇中说过：“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子夏说的一句话应该能代表孔子的想法，“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本来，我的理解是，当官当好了应当去学习，学习优秀了应当去做官。易中天在他的《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中这样理解，“优”应当是“优裕”，而不是“优秀”，否则当好了官再去学习怎么说得通？应当是，做官而有余力，就治学；治学而有余力，就做官，在读书与做官之间游刃有余。其实，中国历史，文人与政治从来就不是能撇清的关系。参与了政治，是得意文人；被迫参与政治或是想参与而不可得的，不过是失意文人。何况，得意与失意，不过是弹指一瞬间！
孔子自己也说过，“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难怪有人借此说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了。孔子反复絮叨的还是“学”与“仕”的关系，学习的归途，就是从政，就是立功。
（三）孔子从政的策略
如果仅仅将“学”与“仕”完全划等号，那么孔子就和纵横家一样，其人其德就不值得“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了。孔子从政，有底线、有原则、有想法。
1.“择邦”
孔子的办法，首先是“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论语·泰伯》）。危险的国家不去，动乱的国家不待。那时候的“士”人身是自由的，这也与现在不同。他们没有义务一定要守在一个国家，为一个集团服务，各国的诸侯也没有权力阻止他们的流动。如果思想不受重用，他们完全可以换一个国家，再去推销自己的思想。所以我们看孔子，后半生大部分时间在周游列国。如此，“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这个条件可以成立。
2.“隐邦”
无邦可择，怎么办？天下皆乱邦、危邦，如何择？那就退而求其次，就地而隐吧！白居易曾做诗《中隐》，“……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陶渊明也说过，“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中国不是有句古话吗，“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我们来看看孔子，他怎么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所以孔子大加赞赏“邦无道，卷而怀之”的蘧伯玉。政治混乱，就把自己的本事藏起来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