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华
摘要：北宋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巅峰时期，在“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政策的导引下，理学的萌生及勃兴深刻地影响了政局的变化，进而带动了士风的转变，导致宋代集政治家、文学家与思想家于一身的士人群体心态发生变化，这一变化深刻影响了他们的审美取向以及文学思想，因而形成了“诗尚老境”“词尚风雅”的文学趋向，奠定了有宋一代文学创作之基本格调。
关键词：北宋中晚期；士风；文风
士风，即士大夫的风度与风气。简而言之，即是指士人作为一个群体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所表现出来的、有一定共同性的行为特征和精神风貌。宋初以来，士人通过科举取士以及恩荫等途径入仕，享受高官厚禄，拥有了一定的话语权，其显贵荣华程度超越以往任何时代。经历宋初一百余年的积淀，宋代士人集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于一身的特点渐趋形成。真宗后期开始，伴随北宋积贫积弱现状的显现，士人精神从宋初的循默保守中苏醒，首先从学术思想的阵地展开摒弃释老、复兴儒学的斗争，并促成了仁宗庆历年间的“庆历新政”，以及文坛上诗文革新运动，尽管最终庆历改革失败，但经世致用思潮的兴起为理学的勃兴提供了条件，遂而至中期以后有了轰轰烈烈的“熙宁变法”。然而，基于士人政见不同而导致的“朋党”之争，加上北宋台谏制度强化以及变法内容的先天不足，“熙宁变法”以失败告终，并由此带来了政治上的“新旧党争”以及学术上的“蜀洛之争”，这深刻影响了北宋晚期的政局及士风。但与此同时，文学创作则因士人的人格挺立而具清旷特质。徽宗以后，随着党争的变异，政治环境一改中期的“议论争煌煌”而成“党同伐异”，加之统治者的纵容，政治环境空前恶劣，宋初以来奔竟之风及隐逸之风成为士风总体趋向，士人心态在昂扬奋发之后暂时收敛了锋芒，士人注意力转向探讨性理之学，以期以儒道之醇厚扭转政局之颓势，文学创作称赏格高，讲究学问功力。总之，北宋中晚期士风的变化，受到政局变化与理学思潮的催动，同时也深刻地作用于理学的发展与政局的变化，并渐次奠定了宋代诗学的理趣及老境美和宋词的雅化，尤其是宋词的发展奠定了宋代文学与唐代文学分庭抗礼的地位，并深刻影响了此后的文学发展趋向。
一、北宋中期士风与文学
北宋中期一般界定为自神宗即位的1067年至徽宗即位的1100年。自960年建国至此，北宋已经历四位君主，走过107个春秋。士人在“重文轻武”基本国策以及科举制度的福泽下，纷纷以寒士之身进阶，享受着梦寐以求的荣耀和显贵，同时他们也在这种经历自身努力上达九重的仕进过程以及君王的礼遇中，充分地建立了自信。虽经历了“庆历改革”的失败，但面对日益凸显的“三冗”弊端，国家的积贫积弱现状的不断显现，士人们显然没有放弃改革的追求，纷纷有经世致用、救弊兴国的热忱，在这一点上首先占据主动的是王安石。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拜参知政事，以改革财政为核心的熙宁变法轰轰烈烈地开始了，王安石奏请设立了制置三司条例司，并与其中的一部骨干分子着手于制定变法条例，他们被称为新党。然而变法条例一经制定颁发即受到持有不同政见的旧党的反对，以司马光为首，对新党的变法进行了无情的抨击和抵抗，后来由于神宗的支持，伴随旧党的遭贬地方而演变成了全国性的消极抵抗。熙宁九年，王安石隐退，变法不得不在尴尬中垂死挣扎。不久神宗去世，太后临朝，旧党得势，新党遭到无情的贬逐。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入主朝堂，几乎将王安石的新法废除殆尽。这遭到虽与王安石不相沆瀣但也同样持有变法热情的苏轼的不满，尽管苏轼在抨击和反抗中被贬逐，但由此“蜀洛之争”展开，这原本属于学术之争层面的问题被扩大到政治改革上，甚至成为后来南宋党争的一个重要层面。总之，围绕变法，士大夫“议论争煌煌”，纷纷以学术、诗文阐述自己的观点。而面对动辄而来的贬逐，甚至文字狱的灾祸，迫使士大夫的心态又趋于内敛，文学创作也从议论时政转而向安顿内心。
仁宗后期以来，士人不畏权势，正直磊落，积极入世。士风的转变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党争的过程中，不断趋向内敛的。以苏轼为例，他在王安石变法之前曾以策论五十篇献宰相富弼，其中有“均户口、较赋役、教守战、定军制、倡勇敢之类，是煞要出来整理弊坏处”。但随着熙宁变法的展开，苏轼不满王安石的一些举措，屡屡做诗讽刺，终因在《湖州谢上表》一文中有“愚不识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之句先被舒亶、李定等人弹劾，于元丰二年七月，又由李定等人罗列其诗文编织四大罪状，言其诗文讥讽新法酿成乌台诗案，之后苏轼被贬黄州，这成为他文学创作的转折点，也即是由此而从倾向安顿内心的思想追求、文学创作转向了探讨生死、找寻生命价值，以及在审美关照中获得精神超越和解脱一途上。这与其时的理学路径相应和，致力于打通儒释道三家之藩篱，试图建立一种以儒家为核心、兼容释道的新型学术思想，尽管最终走向不尽一致，但二者共同影响了中期以后士风趋向和文学创作。
在士人们的创作内容由社会现实问题转向人生问题的同时，文学的抒情功能得到更多的重视。既然生存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难以在现实中得以实现，就只有到内心世界中去寻找，在物我合一的审美关照中去体验，如此或可能得乐忘忧。于是清旷文风由是而出。所谓文风，就是文章所体现的思想作风，或文章写作中某种倾向性的社会风气及作者语言运用的综合反映。仍然以苏轼为代表，其早期作品经世致用痕迹明显，如前期的密州诗词，“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他用词表达了自己请求抵抗西北敌人、立功边疆的情怀。这样的内容还很少有人写入在宋初用来应歌应社的小词之中，苏轼继承欧阳修，将“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发挥到了极致，并在词的创作方面“以诗为词”“以文为词”，扩大了词境，将言志功能入词。乌台诗案以后，苏轼的创作思想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虽然后来又有召还京师的经历，其作品中趋向自然、转向人生体悟的方向已不可逆转。至于晚年谪居惠州、儋州，其淡泊的心境就更加显露出来，一承黄州时期作品的风格，虽仍旧怀有积极永世的热忱，但更多的是“收敛平生心、我运物自闲”，渐臻达豁然老成之境。苏轼的文学创作这种前期以豪迈为主、多轻雄之气，后期则平淡自然、含蕴清远旷达的意味的特点，反映出当时大部分士人的创作倾向，体现出士人在政局变动与命运颠簸面前持守自我的价值、寻求安顿内心路径的特点。
苏轼以后，以“苏门四学士”为首的苏门文人群体，成为北宋中期的文坛主导力量，他们秉承了苏轼的文学思想并有所发扬。然而诚如张毅先生《宋代文学思想史》所言：
苏、黄等人的清旷实为当时援佛道入儒的三教合流的时代精神在艺术创作中的体现，所要成就的是一种虚静高洁的心灵和淡泊雅逸的人格。
清旷的文学创作思想实际上也是理学在文学创作上的反映。文学创作中的理性精神觉醒于庆历前后的诗文革新运动，本为一体，庆历新政失败以后，士人对人生和人性都进行了深刻的反省，一部分士人倾向于追求道德伦理，主张除情去欲，甚至有“作文害道”的主张，一部分士人则倾心于对自然之理的探索，肯定人的情感，并主张以形象来表达思想。伴随着元佑以后二程洛学与苏轼蜀学的分道扬镳，创作主体的心态发生变迁，呈现出追求理趣和老境美的特点，并强调学问功力。如黄庭坚《书陶渊明诗后寄王吉老》：
血气方刚时读此诗如同嚼枯木，及绵历世事，如决定无所用智，每观此篇如渴饮水，如欲寐得啜茗，如饥啖汤饼。今人亦有能同味者，但恐嚼不破耳。
黄庭坚以对陶诗的钟爱道破了他对淡泊情思的追求，且说明血气方刚的少年之时无法领会陶诗的美妙，及至经历世事，方知淡泊佳处。这个经历世事，正是新旧党争的交相倾轧，士人在变动不定、动辄遭贬的仕途生涯中领略了命途之艰险，方知霸气外露的经世致用热情实乃少年之态，面对艰难时世，唯有儒者之安贫乐道与佛道之顺应自然才是和谐生命之本。
可以说，正是理学促成了北宋中期以后的诗尚老境、词尚风雅。尽管元佑以后，蜀洛二学之争几乎已至冰火不容境地，但二者对以士大夫为主的创作主体的影响实则交相呼应，难以轩轾，仕途贬谪失意的愁苦与力求解脱的旷达情怀共同作用于文学创作，使北宋中期以后文风渐趋老成，作品注重体现多种生活体验，或旷达奔放，或萧逸自然，开创了与唐诗兴象分庭抗礼的宋调风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