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北宋晚期士风与文学
北宋晚期，即是指徽宗即位的1100年至靖康之变徽钦二帝被俘北上，北宋灭亡的1127年之间这段历史。徽宗即位以后，于1102年改元崇宁，以其要绍述熙宁新政为志，标志了北宋后期一个新的政治转折的开始。是年七月，徽宗拜蔡京为右相。蔡京掌权以后，首先对以前的政敌展开残酷的报复，八月，司马光等旧党弟子二十一人都受到牵连，不允许他们在京城为官。九月，在蔡京的唆使下，徽宗下诏将在元佑与元符末年曾任宰职的文彦博、吕公着、司马光等一百一十九人“御书刻石端礼门”，史称元佑党人碑。此后又“同己为正，异己为邪”的指导思想屡次打击元佑党人，以至于后来无论是新党旧党，只要与蔡京相左，统统都是奸党。南宋王明清曾云：意异者，人无贤否，官无大小，悉列其中，屏而弃之殆三百余人。有前日力辟元佑之政者，亦叨其名，愚智混淆，莫可分别。
与此同时，蔡京还千方百计地消除旧党对学术思想的影响，崇宁二年四月，徽宗下诏，禁毁范祖禹《唐鉴》和司马光、三苏、秦观、黄庭坚等人的文集和着作。在科举考试中，若是元佑而非“绍述”者，也一律废黜。这是北宋历史上最为黑暗腐朽的时期，政治上除了对职官制度作了象征性的改革外毫无建树，国内农民起义不断，边事上不仅面临辽朝的勒索，还加上金的强大威胁，可谓内忧外患，国祚式微。尽管以蔡京为首的奸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压制元佑党人及其学术思想，然而对于早已根植于士人思想之中的苏黄情结，并不是一纸诏令、几起文字狱就能够抹杀，士人面对黑暗的社会现实，从苏、黄那里习得的疏放清旷、简静自处再次成为人生选择和文学创作的指导思想，基于作家个性的不同而有相异，但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作家不出于黄则入于苏。
然与此同时，也有一部分士人受到黑暗势力的引诱，放弃了儒家的社会责任，或奔走于权贵豪门，谋取富贵；或消隐于朝堂之外，消极避世。奔竟权门者如一生仕途失意，晚年与蔡京交游的毛滂，其在《忆秦娥》词中表达了上述生活状态：醉醉，醉击珊瑚碎；花花，先借春光与酒家。夜寒我醉谁扶我，应抱瑶琴卧。清清，揽月吟风不用人。
这首词中所描写的士人醉生梦死的状态，不仅是他自己的生活写照，也代表了一大部分士大夫的生活状态。他们在醉生梦死的同时，其实内心掩藏着更大的虚空，灵魂游于物外，身体寄给富贵，在京城过着“闻事莫说，问事不知，闲事莫管，无事早归”的失语生活。不独普通士人，北宋晚年，谏官也已经集体失语，除徽、钦二帝即位初期，谏官们一直奉行着“谏官不论得失，御史不弹劾奸邪，门下不驳诏令，共持暗默，以为得计”的行事准则，君相闭目塞听，权臣贪图享乐，士人心灰意冷，遂而一部分士人有了隐逸之志，在文学创作上也更趋于内敛。
这一部分士人的创作表现在整体上较少涉及政治题材，目标转向对生活状态的描摹以及个人心性体悟的抒发。诗歌上以自中期以来成为文坛领袖的黄庭坚为代表，诗风尚理趣，老成自然。词的创作则以周邦彦为代表的致力于婉约词格律、语词之雅化大晟词人为代表。
诗歌的老境美继苏、黄的创作以后定型下来成为宋诗的总体趋向，这固然受到文学内部规律的影响，同时也是士人在接连不断的文字狱事件以后畏祸心理的外化。以黄庭坚在徽宗以后的创作为例，诗作的内容较少涉及政治题材，诗体的言志功能稍退，代之以学苑闲情，茶、竹、书斋生活被越来越多地纳入诗歌范畴中，成为诗人们吟咏的主体。如黄庭坚有“少游醉卧古藤下，谁与愁眉唱一杯”的怅惘，“想得读书头已白，隔溪猿哭瘴溪藤”的悲慨，陈后山亦有“花絮随风尽，欢娱过眼空。穷多诗有债，愁极酒无功”的无奈。从诗人语义凄凉的叙述中，不难感受他们深藏内心的浓郁忧患，这其中也包含了一种挺拔顿挫的沉郁。元佑党人碑建立的第三年，黄庭坚去世以后，其弟子承其衣钵，抒情内容并未发生大的变化，南渡以后，吕本中做《江西诗派图》以黄庭坚为宗，共推苏黄，尽管诗歌成就远不如苏黄时代，但深刻地揭示了在黑暗社会环境下，士人深度内敛的心态，正如张毅先生所言：
就更深一层次的情感表达而言，老境美所反映的是一种人世沧桑变化的凄凉和强乐还无味的凄凉，它源于当时士人心理情感中普遍存在的忧患意识。
这种忧患意识同时也使诗歌创作呈现出瘦硬清崛的风骨，表现出了宋代士人傲然挺立的人格精神，成为后世追拜的典范。
在变动频仍的政治环境下，士人的情感体验变得复杂而多变，基于宋人好交游喜燕集的特点，加之中期苏轼对词体的改造，到北宋晚期，小词创作在士大夫日常生活中已经必不可少，尤其是当士人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情感寄托，产生诸如人生如梦、世事虚空一类感慨的时候，词这一以抒情为业的文体就得到更多的关注。晚期以后，词已经同诗一样，能够表达带有士大夫色彩的浓郁的感伤和旷远的凄凉以外，贺铸的一部分词即是此中代表。他的词在婉约以外，尚有一种挺拔顿挫的沉郁风格。然而，基于宋末政治环境的恶劣，以及词体本身的琦艳特征，词之创作仍旧是以抒写男欢女爱、离愁别绪、伤时感喟之类为主流，但已经表现出了与唐五代不同的尚雅风调。以周邦彦为代，其词善于铺叙，即在写景抒情中渗入述事，建造另一境界，形成曲折回环、开阖宕阔、抑扬顿挫之势，发展了柳永、张先的慢词。且语言工丽，多用典故，形成了浑厚、典雅、缜密的艺术风格。以一首的《少年游》为例：
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指破新橙。锦幄初温，兽香不断，相对坐调笙。低声问，向谁行宿？城上已三更。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
全词在在寥寥五十一字中，非但写了故事，建立了的场景，且写对话，读来如见词中之人，且闻其语，使人身临其境般，生动地描摹出人物的性格、心态，且风调闲适，实为以雅化俗之佳作。同时，作为北宋晚期词坛的领袖人物，周邦彦也在儿女之词外，有寄寓士人情怀的作品，以其《兰陵王》为例：
柳阴直，烟里丝丝弄碧。隋堤上、曾见几番，拂水飘绵送行色。登临望故国，谁识、京华倦客。长亭路、年去岁来，应折柔条过千尺。闲寻旧踪迹，又酒趁哀弦，灯照离席，梨花榆火催寒食。愁一箭风快，半篙波暖，回头迢递便数驿，望人在天北。凄恻，恨堆积。渐别浦萦回，津堠岑寂，斜阳冉冉春无极。念月榭携手，露桥闻笛。沉思前事，似梦里、泪暗滴。
词以“登临望故国，谁识京华倦客”立意，原因是“隋堤上，曾见几番，浮水飘绵送行色”，通过细密的思致表现出“倦客”的缘由，结合“长亭路，年去岁来”表达一种久客京师的羁旅之感。全词只写眼前景物，而不写羁旅淹留的感慨，而激恻愤懑之情却隐隐可见。正如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中所言：
……然其妙处，亦不外沉郁顿挫。顿挫则有姿态，沉郁则极深厚，既有姿态，又极深厚，词中三昧亦尽于此矣。
直到末尾才有“沉思前事，似梦里、泪暗滴”仍旧不道破，给人一种饮恨状态下的情感吞咽之感，可谓情深虑远。以周邦彦为首，周围团结了一大批的词人，在当时以区别于苏门词人的创作为旨，作词讲究谐音律，润辞色，词思细密，婉约正宗词在北宋晚期得到进一步发扬，但因其内涵中已经包有士大夫在恶劣政治环境中的忧患意识及内敛心态，而显得含蕴蕴藉、沉郁顿挫，有欲言又止的感伤参入其中，体现出北宋晚期士人内心深敛内置的悲怆和欲说还休的苍凉。
小结
综观北宋中后期士风与文风关系，可知二者同受北宋政局影响，中期熙宁改革促成了“开口揽时事，议论正惶惶”的士风，文坛上的诗文革新运动也深刻影响了士人的创作，同时伴随新旧党争的展开，士人遭受文字狱打击，以苏轼为代表的文学创作风格倾向于儒释道合流，呈现出清旷特质。然而熙宁变法的失败，新旧党争性质的转变，到北宋晚期，士风呈现出奔竟的衰颓以及隐逸的消极，但因理学的作用，士人群体仍道德挺立，具有傲岸不与时俗的个性，面对黑暗的社会现实，遂转向学术思索与文学创作。除了在诗词创作上有所创新以外，还转而向诗话的写作，价值三教合流的深入，理学已经普及到士人的文学创作中，诗歌呈现理趣美。随着周邦彦等大晟词人的创作成熟，小词的创作出现反初迹象，婉约正宗词得到发展，格律更为优美，意蕴更为深远，直接影响了南宋雅词的出现。因而从文学思想史的角度而言，探讨北宋中晚期士风与文风的互动，对于理解宋代文学中诸如“清旷”“理趣”“尚雅”等命题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张毅.宋代文学思想史.北京：中华书局，2004
［2］何忠礼.宋代政治史.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
［3］沈松勤.北宋的文人与党争.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4］侯外庐.宋明理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5］诸葛忆兵.北宋词史.黑龙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
［6］孙虹.北宋词风与文学思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