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就在杜甫前往奉先县看望家人的时候，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安禄山以奉密诏讨杨国忠为名，在范阳（治今北京）起兵，率领所部以及同罗、奚、契丹、室韦等盟军，号称二十万步骑的精锐大军，烟尘千里，鼓噪震地，浩浩荡荡地向洛阳进发——“安史之乱”拉开了序幕。
一场绵延了八年、导致生灵涂炭并使大唐帝国从此一蹶不振的战乱就此开始了。
安禄山的军队基本上是采用游牧族军事战术，快速、迅猛、灵活，单一主力部队正面进攻，没有迂回，也不用左右侧翼掩护，直接自范阳出发，沿着西南方向挺进，直扑洛阳。所到之处，根本没有遇到什么抵抗，中原士兵几十年不见兵甲，毫无准备。稍有力的抵抗直到河南洛阳、开封一线才形成。
封常清被任命为范阳、平卢节度使，他在洛阳临时召募起一支六万人的军队，阻挡叛军的推进。但是安禄山的兵马多年来一直转战南北，富有作战、行军经验，封常清的部队和各地的守军根本抵挡不住叛军的攻势。唐军在河南一线屡战屡败，洛阳不得不献城投降。封常清一直退到陕州，在陕州还集结着右金吾大将军高仙芝的部队。在封常清的建议下，高仙芝移兵死守潼关。
潼关是进入关中、长安的必经之路，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实际上，这是当时唐军阻挡叛军西进的最后一个可以坚守的关隘。安禄山的军队一时被挡在了关外。安禄山西进攻势受到了遏制，没有实现一步攻占长安的愿望。
安禄山将部队驻扎在陕州，自己回到洛阳着手建立自己的王朝。这时已经到了新年，即天宝十五载（756）正月，安禄山自称大燕皇帝，改元圣武，同时任命了一批文武大臣，组建起自己的中央政府。
这年的二月，诗人杜甫告别了留在奉先县的家人，独自一人返回长安，就任右卫率府兵曹参军。此时，河南、河北等地的战斗异常激烈，安禄山为了尽快达到目的，调兵遣将，加强了对潼关的攻势。
兵强马壮的叛军威逼潼关，长安岌岌可危。
杜甫由于他的经历，他的关心国事和朝廷安危，他的细心观察当时社会，所以他在天宝十一载写的《同诸公登慈恩寺塔》诗中已经见到国家的严重危机，写了“秦山忽破碎”以及“登兹翻百忧”的话。而在天宝十四载十月，他已经意识到大乱即将发生，在《奉同郭给事汤东灵湫作》里，把安禄山比做金虾蟆，说如果不收捕，就会变作长黄虬。
在十一月的一天夜半，杜甫从长安出发，到奉先探看家人。这时安禄山反叛的迹象已很显露，玄宗也开始怀疑，但他不顾社会的混乱和人民生活的极端痛苦，还同贵妃在骊山（今陕西临潼东南）上的华清宫里享乐，很多大臣随从着他们。黎明的时候，杜甫从山下走过，他感到十分愤慨。到了奉先家里写了一首长诗《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他指出“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的残酷压迫的事实，接触到了阶级的对立，但是他从封建士大夫的仁政思想出发，是不能了解阶级剥削的本质的。他接下去写道：况闻内金盘，尽在卫霍室，中堂有神仙，烟雾蒙玉质。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劝客驼蹄羹，霜橙压香橘。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虽然是从《孟子·梁惠王》的“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来的，但却非常突出地表现了当时贫富悬殊的事实，很集中地概括了残酷的封建社会现实！语言精炼，千百年来盛传人口。
杜甫这种关怀国事和同情人民的思想感情是可贵的，因为他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封建统治集团的故作非为，但他的出发点是忠于皇帝和朝廷，仍然不超出禹稷的己溺己饥之念，他的希望只在于缓和矛盾，减轻压迫，实现其“仁者”之政。他还处处为皇帝开脱，表现了他的愚忠。
就在十一月中旬，安禄山的大军反叛南下了，所过州县望风投降。杜甫在《后出塞五首》中写了一个远赴幽州，在安禄山部中与奚、契丹作战多年的兵士，于安禄山叛变时不肯降贼逃归。
这年的十二月，安禄山的队伍从灵昌郡渡黄河，攻下了洛阳。唐军副元帅高仙芝和新任范阳、平卢节度使封常清在两都募兵十多万人，可是都战败了。副元帅哥舒翰又统率号称二十万的蕃、汉军扼守潼关，但因监军骄奢，军中缺乏粮食，加之哥舒翰患病，部将又不团结，士卒便无斗志。而玄宗和杨国忠一再催促出战，结果于次年（至德元载）六月被敌将崔乾所败。哥舒翰被蕃将火拔归仁劫持投降了安禄山。玄宗听杨国忠的建议逃往西蜀，长安也陷落了。那时，杜甫把家人由奉先送到白水县去，又由白水去到州（今陕西富县），在州北的羌村寓居下来。而在八月里，杜甫个人更从羌村北行，准备去到玄宗的儿子肃宗即位的灵武（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西北），想对朝廷有所效力。但他被敌军俘虏了，敌人把他送回长安。杜甫愤懑地在敌人压迫下过了八个月的痛苦的俘虏生活，这是他的不幸；但也得以亲眼看见长安陷落后的悲惨景象，写出了不少政治性很强的诗篇，并且使他进一步关怀国家的命运和同情人民的疾苦，产生了更多的思想内容丰富的作品。
天宝十五载（756）八月，杜甫被押到长安后，心里一直惦记着家中的亲人。来到京师不久，正赶上中秋节，皓月当空，诗人思绪万千，写下了着名的五律《月夜》：今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
此诗手法上极有特色。大抵诗歌写思念他人，皆从己身所处之地写起，可这首诗并不从自己的思绪着墨，而是写在州的妻子思念自己。妻子身边虽然有小儿女，可是儿女很小，童稚未脱，还不能理解母亲的“忆长安”，所以妻子只能形单影只地在清冷的月光中思念丈夫。杜甫对亲人关怀备至，体贴入微，他不愿自己给亲人带来痛苦。他又想象今后与妻子亲人团聚之时，同望明月，再回过头来回忆此刻分离相思的情形。后来晚唐诗人李商隐的“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夜雨寄北》），正是同一种心情。
杜甫在京城常常思念亲人，也十分关注平乱形势的发展。此时河南南部地区的抵抗还在艰难地进行，张巡、雷万春死守雍丘。史思明在河北的进展很不顺利，由颜真卿领导联络当地诸郡的抵抗依然很顽强。
不久，郭子仪等将兵五万自河北奔赴灵武，灵武军威始盛，人们都相信复兴指日可待。肃宗以郭子仪为武部尚书、灵武长史，以李光弼为户部尚书、北都留守，并同平章事。
肃宗此时虽有朔方之众，但仍考虑向其他部族借兵以张军势。于是遣使至回纥请兵，又发拔汗那兵，且使转谕城郭诸国，许以厚赏，使从安西进兵入援。肃宗又听从李泌的建议，发灵武，屯兵彭原，进而再向凤翔挺进。
至德元年（756）十月，宰相房上疏请求率领众兵，收复两京，肃宗同意了。房本是书生，对于军旅战事并不熟悉，不免把打仗看得太简单。当他率兵与叛军安守忠战于咸阳的陈陶斜时，竟仿效古代车战之法，以二千辆牛车居中，左右两侧布置骑兵与步兵。叛军见状，顺风鼓噪，声震于天，唐军战牛皆惊骇，四处乱走，早已没了阵容，叛军借机纵火焚之，顷刻之间，群牛狂奔，人畜大乱，官军死伤四万余人，存者仅数千而已。两天之后，肃宗派中人邢延恩催战，房再率余部与叛军战于青坂，又遭大败。消息传到长安，杜甫沉痛地写下了两首诗。《悲陈陶》曰：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陈陶泽中水。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群胡归来血洗箭，仍唱胡歌饮都市。都人回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军至。
《悲青坂》曰：我军青坂在东门，天寒饮马太白窟。黄头奚儿日向西，数骑弯弓敢驰突。山雪河冰晚萧瑟，青是烽烟白是骨。焉得附书与我军，忍待明年莫仓卒！诗中没有具体描述战斗的过程，而是描写唐军失败后血流成川、尸横遍野的惨状，重点突出了“悲”的气氛，同时表现了诗人对于官军的失败感到非常悲痛，对于叛军气焰嚣张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两诗清楚地表明了诗人当时身处沧陷之地的复杂心情。诗人与长安百姓一样都日夜盼望着唐军能尽早出兵反攻，收复长安，但是诗人又不希望唐军仓猝行事，造成巨大的牺牲，诗人真恨不能写信告诫官军，谨慎应战，积蓄力量，待机而动，以最小的牺牲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
冬天到了，沦陷的长安死寂一般。诗人在艰难的境地中坚守着，他吟唱道：“战哭多新鬼，愁吟独老翁。乱云低薄暮，急雪舞回风。瓢弃樽无绿，炉存火似红。数州消息断，愁坐正书空。”（《对雪》）他等待着第二年春天的来临。
春天虽然像往年一样如期来到，可是此时长安的春天更让诗人伤感，他作《春望》一诗以抒怀抱：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此诗一向为人称道，花鸟无情，不解人间沧桑事，而此时却也能与诗人之心相通，花为之溅泪，鸟为之惊心。值得注意的是，此诗短短四十字，真切地反映出杜甫对国家、家庭的认识和感情：国破则城毁，城毁则家亡；在国家动荡的年月里，也就没有家庭和个人的幸福生活可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