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最后十年，倾注全部精力从事诗歌创作。因此，他的诗歌（特别是绝句），有着很高的艺术造诣，然而思想内容却不如以前深刻了，早年那种“明而不华”的诗风也被“巧且华”的诗风所替代。为什么王安石的诗歌创作前后变化如此之大呢？我们知道，青壮年时代的王安石是一个激烈的改革派，他要以诗歌为自己的改革大声疾呼。因此他非常推崇杜甫与韩愈，说“吾观少陵诗，为与元气侔”，“唯公之心古亦少，愿起公死从之游”（《杜甫画像》），并以他们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指导自己的创作，写了不少富有战斗性的诗篇。可是，王安石被迫归隐之后，脱离现实斗争，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此身已是一枯株，所记交朋八九无。惟有微之来访旧，天寒几夕拥山炉”（《谢微之见过》）。诗人为了排遣内心的痛苦和寂寞，或流连山水，或闭户写诗，或与僧道往来。这就限制了他的政治视野，诗作的思想内容也随之起了变化：反映现实的诗篇寥寥无几，而较多的是吟咏山水，抒发自适其适的情感。在艺术上，王安石专摹李义山，较注意形象描绘，力图克服先前那种“误把抄书当作诗”和爱发议论的毛病。黄庭坚说：“荆公暮年做小诗，雅丽精绝，脱去流俗，每讽咏之，便觉沆瀣生齿间”。所谓小诗当然包括苏轼所肯定的“五字最胜”的绝句在内。黄庭坚还特别欣赏《春晚半山即事》一诗，认为“春风取花去，酬我以清阴”的句法是值得学习的。
还应该提到，王安石晚年的绝句小诗几乎无不带有画意。如“落帆江口月黄昏，小店无灯欲闭门。半出岸沙枫欲死，系船应有去年痕”（《江宁夹口》），就给人以历历如绘的感觉。当然，“诗中有画”不是王安石一人的专长。宋人诗可堪入画者很多。而“诗画本一律”（苏轼语），在宋以前就存在，只是到宋代成为诗人们有意识的追求罢了。与王安石同时代的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秦观都是擅长“诗传画外意”的着名诗人。文同、米芾更是尽人皆知的诗人兼画家。王安石的绝句写得十分精美，在当时就享有很高的声誉。
叶梦得认为：“荆公晚年，诗律尤精严，造语用字，间不容发。然意与言会，浑然天成。殆不见有牵率排比处。”（《石林诗话》）叶说大体上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严羽一方面说王安石晚年的绝句“与唐人尚隔一关”，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承认“公绝句最高，其得意处，高出苏、黄之上”。杨万里不但说“读半山绝句可当朝餐”，而且还“学半山老人七字绝句”。这里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这些文学批评家对王安石晚年绝句的评价，为什么这样高？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我们认为主要有两点：一是他们欣赏的是王安石绝句的艺术技巧；二是由于他们与江西诗派都有一定的血缘关系。所以对王安石这位江西诗派的远祖不免要赞扬一番。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绝句，向来被人认为是最难写的，正如杨万里所说：“五、七字绝句，最少而难工。虽作者亦难得四句全好者。晚唐人与介甫是最工于此。”（《诚斋集》卷八），他特别激赏王安石的“更无一片桃花在，如问春归有底忙”（《陂麦》）；“只听蛩声已无梦，五更桐叶强知秋”（《五更》）；“百啭黄鹂看不见，海棠无数出墙头（《独卧二首》）；暗香一阵连风起，知有蔷薇涧底花”（《同熊伯通自定林过悟真二首》）等诗句，以及《金陵绝句》（其一）：“水际柴门一半开，小桥分路入青苔。背人照影无穷柳，隔屋吹香并是梅。”杨万里原是江西诗派中人，据他自己说，中年写五、七言绝句力摹王安石，暮年重视晚唐。因有这种渊源关系，所以他对王安石的绝句不免有溢美之辞。这些文学批评家，或受流派所囿，或出于个人偏爱，对王安石晚年诗歌的评价褒贬不一。平心而论，王安石晚年写的绝句，有一部分写得较为清绝可爱，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也结合得比较完美。但是有的却犯了巧于外拙于内的毛病，实不足取。
我们知道，王安石晚年归隐后，在江宁钟山的蒋山山庄（后来捐作庙宇，名为“报宁禅寺”）研究佛学，用佛经写《字说》，疏解《楞严经》，并熔铸佛典语以入诗。这部分绝句正如袁宏道在《雪涛阁集序》中所批评的那样，“流而为歌诀，流而为偈诵，诗之弊，又有不可胜言矣”。当然，宋诗带禅味最终又成为一种风气，是有它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的。首先北宋几个皇帝都提倡佛教以争取地方地主阶级的支持。宋太祖赵匡胤、太宗赵匡义大量印刻佛经行世。真宗赵恒还作《崇释论》，大量出版《五灯会元》等书，还说佛教与孔孟“迹异而道同”。他们都有意利用佛教作为辅助统治的工具。其次，封建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处在国事蜩螗之际，有的又仕途失意，他们自然很容易接受佛教思想。再则，佛教从魏晋南北朝以至隋唐极为流行，并且逐渐渗入文学创作中。入宋后，北方的严华、天台、法相三宗之外，南方的禅宗势力愈来愈大，它与儒、道合流，成了那个时代的统治思想。由此可见，宋代诗人之所以爱谈佛理，爱以禅语入诗，爱结交僧人，是并不奇怪的。王安石晚年喜读佛经，写一些禅语诗，当然也是可以理解的。
王安石晚年所作绝句的特色，历代的文学批评家都用“闲澹”加以概括。有的文学批评家称“涧水无声绕竹流，竹西花草弄春柔。茅檐相对坐终日，一鸟不鸣山更幽”《钟山即事》这样的诗句为“闲澹”之作。也有的把：“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二句（《北山》），与欧阳修“静爱竹时来野寺，独寻春偶过溪桥”相提并论，指出它们皆状闲适（《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十六）。但是，如果我们把王安石晚年写的所有绝句细加分析，便会发现诗人在所谓“闲澹”之中却隐寓着深沉的悲哀。编选《宋诗钞》的清人吴之振说：“论者谓其有工致无悲壮，读之久则令人笔拘而格退。余以为不然，安石遣情世外，其悲壮即寓闲澹之中。”这一看法比别人深刻。他能够透过现象看到本质。所谓“悲壮”，照我们的理解，就是指王安石青壮年时代诗歌创作所具有的那种战斗性。表面看来，他晚年似乎潜心佛学，侈谈佛理，过着闲适的与世无争的隐者生活，其实不然，且看他给朋友的一首七律： 青溪相值各青春，老去临流辄损神。事事只随波浪去，年年空得鬓毛新。论心未忍遗横目，千世还忧近逆鳞。嘉句感君邀我厚，自嗟才不异常人。
——《次韵酬邓子仪》（其一）
这首诗主要是写政治上如何失意，变法后如何失宠，情感忧愤。此外，他还在《杖藜》一诗中直言不讳地写道“尧舜是非时入梦，固知余习未全忘”；在《谢公墩》中又写道“无事付鬼薄，耻辱何足论”，愤愤不平之情就像急流一样在他的内心里回旋激荡着，毫无“闲澹”的雅兴逸致。
还应该注意到，王安石不仅喜欢描写田园山水，而且喜欢吟咏寒梅、秋荷、古松、修竹。但他不是为歌咏而歌咏，而是借咏物来抒写自己的感情。他的《孤桐》一诗，写孤桐凌霄而不屈；《古松》一诗写古松高入青冥不附林。这些形象实际上是诗人品性的象征。王安石还有一些诗以《自喻》、《自遣》为题，直率地流露出对现状的不满情绪，如咏《鸱》：“依倚秋风气象豪，似欺黄雀在蓬蒿。不知羽翼青冥上，腐鼠相随势亦高。”倘说他的晚年诗篇，全是“闲澹”之作，那是很难令人信服的。
前几年，江西抚州发现了一部《上池王氏族谱》，其中收有王安石的一封家书。内容是这样的：保儿来，备道祠堂成，甚喜，所谓宗祀有人矣。但予老病笃，皮肉皆消。为国忧者，新变法更尽矣。然此法与先帝议之二年乃行。天若祚宋，终不可泯，必有能变之者。慎勿与外人道也！今秋会面良难，写容以布，不悉。
下注“元丰乙丑七月既望，寓金陵官舍，介甫与弟纯甫书。”按元丰乙丑即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也是王安石病殁的前一年。纯甫即王安尚，保儿是安尚的儿子。这封家书为以往的王安石诗文集所未收，对我们今天了解王安石晚年的思想是很有帮助的。诗人归隐林泉十年，并没有忘记政治，没有忘记变法之争。这位久经沧桑的老人，把“心存魏阙”的思想隐蔽得很深，平时故旧门生来探望他，只谈家常与佛理，从不涉及政治。这一点也可从苏轼给朋友的信中得到证实：“某到此时见荆公，甚喜，时诵诗说佛也。”不难看出，王安石归隐从佛完全是出于无奈，身处逆境，为了寻求一种精神寄托而已。
我们从王安石晚年所写的诗歌来看，他不是一个与政治完全绝缘的人，所以他并没有做到所谓“旷达”。王安石是抱着得过且过的人生态度，却又不颓唐享乐，所以他也没有做到所谓“风流”。他是在变法失败后，被迫傲啸山林的。进取与消极思想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他暮年小诗的独特风格。在这一点上，他是与魏晋或唐代的名士隐者有着根本的区别。
除了诗歌创作以外，王安石还写过一些词，《王临川集》收录十有八首。吴昌绶《双照楼续辑宋金元百家词目》说，王安石有《半山老人词》一卷，系武进董氏旧钞南词本。朱祖谋《村丛书》收《临川先生歌曲》一卷十八首，《补遗》一卷四首。王安石向来是以诗鸣于世，填词作曲并非他的擅长，难怪李清照说：“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汉，若作小歌词，则人必绝倒，不可读也。”（《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引）然而王安石的词曲也不全是不可读。如《桂枝香》（金陵怀古）还是写得好的。
王安石有时也写集句，留传下来六十余首，其中最负盛誉的则是《胡笳十八拍》十八首，今录一首如下：自断此生休问天，生得胡儿拟弃捐。一始扶床一初坐，抱携抚视皆可怜。宁知远使问名姓，引袖拭泪悲且庆。悲莫悲于生别离，悲在君家留二儿。
严羽《沧浪诗话》说：“集句为荆公最长，《胡笳十八拍》浑然天成，绝无痕迹，如蔡文姬肺肝间流出。”宋人写的笔记中，对王安石的集句诗也多给予好评。只有黄庭坚认为“正堪一笑”。其实，集句毕竟不是自己的创作，对它的评价不必过高。另外，王安石晚年还喜爱集药名、人名为诗。这些诗本是游戏之作，没有什么意义。后来连王安石自己也说：“废日力于此，良可悔也。”（《唐百家诗选序》）
但是王安石的诗歌，在艺术上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他博学多才，所以写诗喜欢堆砌典故。这样一来，有的诗就深奥难懂，无法起到教育人的作用。此外，王安石写诗有时由于过分讲究对仗的贴切，无形中破坏了诗歌语言的节奏感。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中）说王安石写诗“用汉人语，止可以汉人语对，若参以异代语，便不相类。如‘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之类，皆汉人语也。此法唯公用之，不觉拘窘卑几。如‘周宅在阿兰若，娄约身归率堵波’。皆以梵语对梵语。亦此意。”这是好的一方面。可是如“移柳当门何啻五，穿松作径适成三”诗人把“五柳”、“三径”拆散，颠倒凑成对，这完全违背语言的自然规律。那就显得生硬。难怪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说：“王介甫只知巧语之为诗，而不知拙语亦诗也。”
王安石的诗歌创作之所以会有这些弊病，是与他愈来愈脱离现实生活有着密切关系。他做地方官时，比较接近人民，了解他们的疾苦。所以他能够在诗中用朴素的语言，抨击当时的黑暗现实，同情广大人民。这样的诗篇就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后来他入朝做了大官，又隐居多年，严重地脱离了人民，思想起了变化。这种政治思想上的后退，也直接影响着他的诗歌创作。他只好以雕镂的语言来掩饰贫乏的内容。后来江西诗派轻视内容，刻意追求语言技巧的形式主义创作方法，就是从王安石那里继承下来的。可见，好掉书袋，抄书为诗，片面追求语言的新奇，束缚了王安石的诗歌创作，也是他的致命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