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诗歌创作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谈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先介绍一下王安石诗集的编纂情况。涵芬楼刻本《临川集》共收王安石诗歌一千五百三十一首。宋李璧的《王荆文公诗笺注》则编为五十卷。这些后人代为编辑的诗文集，难免会有遗漏或误收。据《西清诗话》、《王直方诗话》等书所载，《临川集》就曾误收薛能、王君玉、王平甫、王元之、王逢源、王、僧显忠等人的诗。如《落星寺诗》相传是闽中章传道所作。另一种情况是，确为王安石写的诗却没有被收进集子。如叶梦得《石林诗话》说王安石尝作诗，得“青山扪虱坐，黄鸟挟书眠”句，自谓不减杜诗，但整首诗却已失传。后来薛肇明奉旨编王安石诗文集，遍求这首诗的全文终莫之得。当然，古人编诗文集，由于各方面条件所限，遗漏篇目或误收他人的作品，是一种常见的现象，不足为怪。
王安石一生创作了千余首诗歌，其中的政治诗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结合得比较完美、和谐，因此成就最大。他后期写的田园山水诗虽然造诣很深，惹人喜爱，但是总的来看，成就不及政治诗。此外还有一些咏史诗、禅言诗，和应酬诗。其中有的写得好，也有的写得不那么好。这就需要根据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全盘的肯定或否定都是不恰当的。
我们说的前期，是指他五十七岁以前从读书到做官时写的诗歌，后期是指他五十七岁罢政后隐居江宁钟山至六十六岁去世这十年间写的诗歌。
长期来，尽管人们对王安石的改革褒贬不一，但是对他的文学创作，包括散文与诗歌创作上的成就，可以说没有什么争论。王安石活着的时候是这样，死后也仍然是如此。王安石的诗歌被人们称作“王荆公体”，并作为中华民族的优秀的文学遗产继承下来。这不仅是因为王安石具有杰出的创作才能，更重要的是它是在北宋特定的历史土壤上生长发展起来，并继承了北宋以前丰富多采的文化学术遗产的。如果离开这些条件，很难设想在十一世纪的我国会出现这样一位优秀的作家和诗人。
我们在谈王安石的诗歌创作时，不能不涉及北宋初期的诗坛情况。当时的诗歌创作，仍然深受晚唐浮靡纤弱的诗风的影响。西昆派在十世纪至十一世纪初叶仍然统治着诗坛，后来经过一些进步作家的革新、斗争，西昆诗才被反映社会现实的诗歌所代替。斗争的大致情况是这样的：宋初王禹、苏舜钦、梅尧臣首先站出来反西昆派，因为他们的斗争是孤立的、分散的，所以奏效不大。欧阳修、王安石继起后，便联合起来，形成一股力量，并利用自己优越的政治地位，登高一呼，四方响应，才把西昆派的气焰打了下去，进而为现实主义诗歌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在这场诗歌改革运动中，王安石的态度比欧阳修更为坚定，更为激进。他的诗大胆地揭示了封建社会的内部矛盾，对官僚地主的贪婪与欺压人民的罪行给予无情的鞭挞；对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劳动人民表示了同情和关怀。总之，他的诗继承了中国古代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以犀利奇崛的文笔鲜明地再现了十一世纪我国的社会现实和时代风貌，为北宋诗坛增添了异彩。
王安石主张诗歌形式、风格的多样化和承继前人文学遗产的广泛性，所以他在诗歌创作上，主要学唐代的杜甫、韩愈，晚年又学王维，并十分喜爱李商隐，可以说是转益多师，博取前人之长的。
不过他学习唐代诸贤并非亦步亦趋，而是融化前作，出于己意，另辟蹊径，独具一格。
杜甫的诗歌中已存在散文化、议论化的倾向，韩愈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更成为其诗歌的突出特点。王安石诗学杜、韩，加上他自己又为散文大家，且博古通今，长于议论，因此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自然成他诗歌的特点之一。这在古体诗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王安石以文为诗的特点，首先表现在以古文章法为诗，即如古文一样，讲究谋篇布局，开阖转折，首尾呼应。如《送程公辟之豫章》。
王安石的诗歌，尤其是晚年之作，讲究形式技巧，重视语言艺术，追求遣词用字的工巧自然。叶梦得说：“王荆公晚年诗律尤精严，造语用字，间不容发。然意与言会，言随意遣，浑然天成，殆不见有牵率排比处。”（《石林诗话》卷上）
他运用词语，刻意锤炼，一丝不苟，尽量做到生动贴切，精妙传神。如《江宁夹口三首（其三）》
落帆江口月黄昏，小店无灯欲闭门。侧出岸沙枫半死，系船应有去年痕。
用典精切，是王安石诗歌用典的又一特点。《蔡宽夫诗话》曰：“荆公尝云：‘诗家病使事太多，盖皆取其与题合者类之，如此乃是编事，虽工何益；若能自出己意，借事以相发明，情态毕出，则用事虽多，亦何所妨。’”王诗用典总的说来是如他自己所说的“自出己意，借事以相发明，情态毕出”，做到了巧妙确切。最典型的例子是《书湖阴先生壁二首（其一）》：茅檐长扫静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
后两句生动地描绘出绿水环抱，青山献翠的优美景色。“护田”、“排闼”二语，都出自《汉书》，一为《西域传》，另一为《樊哙传》，是曾季狸《艇斋诗话》所说的“史对史”，叶梦得《石林诗话》所说的“汉人语对汉人语”，用典可谓工切之至，同时又自然天成，精妙绝伦。
王诗在用典上的又一特点是，犹如盐着水中，看不出盐而有盐味，达到了“用事不使人觉，若胸臆语也”（《颜氏家训·文章》）的用典最高境界。
善于用典是王安石诗歌卓越技巧的突出表现之一。宋人吴聿说：“论用事之工，半山为胜也。”（《观林诗话》）但他有的诗也存在着用典太僻，用典过繁的毛病，形同“掉书袋”，走入了他自己所反对的“编事”的死胡同。
王诗的对偶不仅工整，而且巧妙。刘克庄《后庄诗话》前集卷二在举了两个例子后说王安石“炼字斫对无遗巧”。其实，王诗的许多对偶都做到了“无遗巧”。如《次韵酬徐仲元》：“每苦交游寻五柳，最嫌尸祝扰庚桑。”不止以树木“柳”对“桑”，且以数字“五”对十干中第七位的“庚”，非常精巧。
王安石最早的一首诗是《忆昨诗示诸外弟》，从中可以看出宋诗爱发议论，擅长掉书袋以及以文为诗的特点。《省兵》一诗更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诗文如下：有客语省兵，兵省非所先。方今将不择，独以兵乘边。前玫已破散，后距方完坚。以众亢彼寡，虽危犹幸全。将既非其才，议又不得专。兵少败孰继，胡来饮秦川。万一虽不尔，省兵当何缘？骄惰习已久，去归岂能田？不田亦不桑，衣食犹兵然。省兵岂无时，施置有后前。王功所由起，古有《七月》篇。百官勤俭慈，劳者已息肩。游民慕草野，岁熟不在天。择将付以职，省兵果有年。
这里还应该提到王安石在宋仁宗皇佑五年（公元1053年）前后在舒州（今安徽潜山县）任通判时写的《感事》、《兼并》、《收盐》、《发廪》等具有高度批判性的现实主义诗篇。《感事》深刻地揭露了贪官污吏敲诈勒索贫苦农民的凶恶面目，表达了诗人对“欲诉嗟无赇”哀告无门的老百姓的同情。
王安石写的一组咏史诗：如《张良》、《诸葛武侯》、《司马迁》、《孔子》、《扬雄》、《汉文帝》、《秦始皇》、《韩信》、《叔孙通》、《东方朔》、《田军》、《商鞅》以及《读墨》等等，从不同的角度为这些具有雄才大略的着名历史人物重新做了评价。
诗人借咏这些历史人物来鞭挞当时安于现状、苟且偷安的大臣武将，希望他们能象古代人物那样为挽救时局而奋斗。
王安石的诗歌受杜甫、韩愈的影响最深。这主要表现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以及诗的章法结构、气格、韵调诸方面。当时受杜、韩影响的诗人，除王安石外，还有后来的黄庭坚以及江西诗派诗人。这是有其历史的原因。至少北宋自十一世纪以后整个国家的不安定局面，在某些方面与唐代安史之乱后的情况有相似之处。所以北宋诗人仿效杜甫、韩愈，动用诗歌这一文学形式来反映社会现实。因此，王安石写诗崇尚杜、韩也是可以理解的。特别是他写的古体诗如《游土山示蔡天启秘校》、《思王逢原》、《和董伯懿咏裴晋公平淮西将佐题名》、《葛蕴作巫山高爱其飘逸因亦作两篇》等篇，其奇崛幽险或沉郁雄浑就很象杜、韩。
王安石写诗一方面学习杜甫与韩愈，另一方面又能够自辟途径，走自己的创作道路。他青少年时代的作品比较放纵，好发议论，壮年晚年的诗则写得极为谨严、工稳、思想性与艺术性都很高。正如《寒厅诗话》云：“王半山备众体，精绝句。”已具有自己的独特风格。王安石诗从古体到近体，都有创新，卓然自成一大家。他的诗歌题材比较广泛，有时还以禅理入诗。如《拟寒山拾得》诗（十九首）其三云：
风吹瓦堕屋，正打破我头。瓦亦自破碎，岂但我血流。我终不嗔渠 ，此瓦不自由。众生造众恶，亦有一机抽。渠不知此机，故自认愆尤。此但可哀怜，劝令真正修。岂可自迷闷，与渠作冤仇。
这也是别具一格的诗。今天看来，这样的诗再也引不起人们的兴趣。但在当时却有一定的影响。稍后的苏轼、黄庭坚等诗人以禅理入诗，甚至化用佛教典故，几乎成了诗坛的一种风气。
上文提到王安石五十七岁罢政以前写的诗歌大部分思想性较强，艺术性也较高。这是因为诗人是政治家，他的诗歌创作就是要为政治服务，为变法改革服务。因此，诗人常以诗歌为战斗武器来反映社会现实，制造变法改革的舆论。他不论是写历史人物还是抨击社会政治，揭露社会黑暗，其笔锋之雄峭犀利为当时提倡“文以载道”的诗人所不能望其项背的。即使题画诗，也同样具有针贬现实的意义，如《纯甫出释惠崇画要余作诗》等。总之，这一时期正是王安石创作最为旺盛，思想最为成熟，收获也最为丰富的时期。前人说王安石罢政以前的诗歌风格峻峭、奇崛、雄直，是深中肯綮的。
王安石在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十月第二次罢相之后，即回到江宁府去居住。最初他虽还有个判江宁府的官衔，却一直没有到知府衙门去视事。第二年六月，他干脆连这个官衔也辞掉了。王安石先住在江宁钟山，后来又迁到城里居住，直到元佑元年（公元1086年）去世。在这十年的隐居生活中，王安石的思想是极为矛盾与苦闷的。他失去了施展抱负的机会，便随遇而安，纵情山水。但是，他并不因为政治上受到沉重打击而放弃诗歌创作。他在晚年经常运用绝句这种体裁，写景抒怀。对王安石这一时期创作的诗歌，历代的文学批评家曾给予高度的评价；就连过去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司马光等人也赞叹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