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散文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欧阳修、苏轼、曾巩、王安石的出现标志着散文创作已达到一个新的高峰。他们在这方面远则继承先秦、两汉以及魏晋散文的优良传统，近则吸取了中唐以来古文运动的成功经验，同时在文风、文体、文学语言诸方面进行了较大的改革。这些改革应该说是从牛希济开始的。
牛希济是最早提倡写韩愈、柳宗元式散文的人。他在《文章论》里就指出骈文的弊病是“忘于教化之道，以妖艳为胜”，认为“浮艳之文，焉能臻子道理”。牛希济这些议论在宋初的散文家中有着一定的影响。但是真正高举散文运动旗帜的却是柳开。柳开在《应责》一文中全面地阐述了他的散文观点：“古文者，非在辞涩言苦，使人难读诵之；在于古其理，高其意，随言短长，应变作制，同古人行事，是谓古文也。……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文。”这里提出的以道为本而文为末的主张，对当时再度泛滥的华靡之风，应该说是有救弊的积极作用的。所以范仲淹在《尹师鲁集序》中说“五代文体薄弱，皇朝柳仲涂起而麾之”，充分肯定了柳开提倡古文运动的功绩。不过柳开本人的部分散文也有艰涩难读之弊病。至王禹才算得上是个有成就的散文作家。他在文学理论上，与柳开一样，崇奉韩、柳，主张文道合一，为文尚平易，反对晦涩。但柳开发展了韩愈的“怪怪奇奇”的一面。王禹则继承了韩愈的“文从字顺”的传统，对宋以后散文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有益的作用。他所写的《待漏院记》、《唐河店妪传》等散文，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确能贯彻他自己的“句易懂，义易晓”的主张。
但是，自柳开和王禹先后去世之后，象西昆体那种绮靡之文风又风行起来。当时的情况就如欧阳修所说：“是时天下学者，杨（亿）、刘（筠）之作，号为‘时文’，能者以取科第，擅名声，以夸荣当世。”他还在《苏氏文集序》中说：“天圣之间予举进士于有司，见时学者务以言语声偶裂，号为‘时文’，以相夸尚。……其后天子患时文之弊，下诏书，讽勉学者以近古，由是其风渐息，而学者稍趋于古焉。”当然时文有时也有骈散互用的，不过，这种不务实际的骈体文随着社会的发展，最终还是被淘汰了。当时赞成用散体的人愈来愈多，其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当推欧阳修。欧阳修写散文力求口语化，建立平易流畅、委曲婉转的风格。他的《醉翁亭记》等文章，都充分体现了这种艺术特色，正如苏轼所说“其言简而明，信而通”；苏洵在《上欧阳内翰书》中也作了高度评价：“执事之文，行徐委备，往复百折，而条理疏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这种散文切近实用，不论是叙事，说理或抒情，挥洒自如，无所不宜，对骈文来说它是一种解放了的文体。宋初在欧阳修的影响之下，产生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宋庠、宋祁等作家。他们共同扫清了绮靡晦涩的文风，使散文走上了平易畅达、反映现实生活的道路。诚如苏辙所说：“见翰林欧阳公，听其议论之宏辨，观其容貌之秀伟，与其门人贤士大夫游，而后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上枢密韩太尉书》）这不仅反映了当时文坛之热闹，而且说明欧阳修在当时的影响之大。元人吴澄《临川王文公集序》说：“唐之文能变八代之弊，追先汉之踪者，昌黎韩氏而已，河东柳氏亚之。宋人视唐为盛，唯庐陵欧阳氏、眉山二苏氏、南丰曾氏、临川王氏五家与唐二子相伯仲。夫自汉东都以逮于今，八百余年，而合唐宋之文可称者近七人焉。”他把苏辙排除在外，是有见地的。
王安石的散文在“唐宋八大家”中，是独树一帜，自成一家的。王宗沐说，“其体简劲精洁，自名一家”（《临川文集序》）。袁枚谓其“所为文劲折逋峭，能独往来于天地间”（《答平瑶海书》）。焦循也说：“王氏之文独成一家”（《易馀录》卷十六）。王安石散文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新”是贯串王安石政治、学术、文学各个领域的突出特点，在散文创作中也是如此。刘熙载说： “介甫之文得于昌黎，在‘陈言务去’。”（《艺概·文概》）他认为王安石散文得益于韩愈的地方，主要在于其“陈言务去”的精神。这话说得颇有道理。所谓“陈言务去”，不仅指摈弃陈词滥调，在文辞形式上能新人耳目，而且还要求在文意内容上也独出机杼，高人一头，富有新鲜感。王文除了语言形式极具个性特点外，在文章的立意上也往往翻新出奇，突破陈说，道人之所未道，发人之所未发，这方面与韩愈相比，甚至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
王安石读书广博，具有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且思想敏锐，头脑隽智，观察问题深入细致，所以常能发表一些卓然特立的见解。其文观点之超卓，识见之不凡，在同时代的人中可以说无出其右。清代着名学者颜元曾云：“荆公之所忧，皆司马、韩、范辈所不知忧者也；荆公之所见，皆周、程、张、邵辈所不及见者也；荆公之所欲为，皆当时隐见诸书生所不肯为、不敢为、不能为者也。”（《习斋纪馀》卷六）这种议论卓异，见解精辟的特点除了突出地反映在那些与政治改革密切相关的长篇大作，如《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中外，在短篇文章中同样有出色的体现。
王安石的书信、杂记、序跋等体裁的文章，也不时闪烁着耀眼的思想火花。如书信，茅坤就说： “荆公之书多深思远识。”（《唐宋八大家文钞·王文公文钞》卷四）《与马运判书》针对当时国家积贫积弱的状况，指出：“方今之所以穷空，不独费出之无节，又失所以生财之道故也。”强调“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即通过发展生产来使国家富裕，表现了他理财方面的远见卓识。《与孙莘老书》提出朋友之间应该彼此切磋磨砺，相互规戒过失，认为“古之人，未有不须友以成者。盖无朋友，则不闻其过，最患之大者”，可谓交友的至理名言。《答钱公辅学士书》强调墓志铭的写作应该忠于事实，坚持原则，针对钱公辅要他修改为其母亲所作的墓志铭一事，他明确表示：“鄙文自有意义，不可改也。”指出写作墓志铭不该单纯罗列墓主的官职和子孙情况，而应以“行道”作为显亲扬名的标准：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苟不能行道，适足以为父母之羞。
这是一种振聋发聩之论，体现了王安石不苟作，不苟行的写作原则和人生态度。唐顺之评该文曰：“语甚切直，可以裁谀墓者。”（《文编》卷四十八）其实，此处已超越了论文的范围，而显示出作者自己的人格光辉。
宋代可以说是个议论的时代。时代颓危，国运堪忧，激起人们议政的热情；学术派别林立，思想斗争激烈，彼此论辩不断；以策论取士，影响所及，形成喜好议论的社会风气；许多士子读书广泛，知识渊博，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为其论道议政奠定深厚基础：这些大概就是宋人好议论善议论的主要原因。表现在文学上，宋诗“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 （严羽《沧浪诗话》），宋词有些作品也有议论化、理趣化的倾向，宋文更是以擅长议论着称。宋代六大家的散文都长于议论，而尤以王安石为甚。清人范泰恒云：“王介甫叙事逊欧，而议论胜之，其遒折处，文品尤贵，更非曾所及也。”（《古文凡例》）可谓知言。
王安石的议论文卓厉风发，论辩滔滔，具有很高的议论技巧自不待言，其他体裁的散文也同样表现出长于议论的特点。杂记本以记叙为主，王安石的杂记则往往记叙与议论相结合，甚至全以议论出之。如游记《游褒禅山记》，“一路俱是论游，按之却俱是论学”，“借游华山洞，发挥学道”（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卷十一）。厅壁记《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借题发挥，借“记”立“论”，“何等识见，何等笔力”（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王文公文钞》卷七）。
我国古代的文论家和散文家一向重视文章结构的严谨缜密。早在《易·艮》中就提出了“言有序”的说法，主张散文要写得有条不紊。刘勰也非常重视作品的谋篇布局，提出“众理虽繁，而无倒置之乖，群言虽多，而无棼丝之乱，扶阳而出条，顺阴而藏迹，首尾周密，表里一体”（《文心雕龙·附会》），强调作品结构的整饬周严。唐宋以降，这种情况更为突出，唐顺之说：“汉以前之文，未尝无法，而未尝有法，法寓于无法之中，故其为法也，密而不可窥。唐与近代之文，不能无法，而能毫厘不失乎法，以有法为法，故其为法也，严而不可犯。”（《董中峰侍郎文集序》）他论述了“法”的问题，正确指出唐宋及以后的散文比之汉以前的散文更加严于章法，更加有意识地重视散文结构的严谨。“唐宋八大家”的散文都具有结构缜密的特点，而为人谨严，处事周详的王安石尤甚，所以刘师培评其文曰：“立论极严，如其为人。”（《论文杂记》一二）
王文在语言上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简”，即简洁。他自己就提倡为文简约，主张“约而明”（《答韩求仁书》）“词简而精”（《上邵学士书》），他的创作实践也很好地做到了这点，后世许多评论者对此都加以肯定。宋代吕祖谦指出王文“纯洁”（《古文关键》卷上）。姚范称：“王文可谓惜笔如金。”（《援鹑堂笔记》卷四十四）清代刘熙载曰：“半山文善用揭过法，只下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是何简贵！”（《艺概·文概》）李绂也说：“荆公生平为文最为简古，其简至于篇无余语，语无余字，往往束千百言十数转于数行中。”（《与方灵皋论删荆公（虔州学记）书》）王文许多名篇一般只有数百字或百余字，但内容丰富深刻，且写得波澜起伏，跌宕转折，给人以咫尺风云之感。被称为“万言书”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虽篇幅较长，但仍然表现出言约事丰，简练清晰的特点，可说是长篇之简的代表作。至于短篇之简，更是不胜枚举，如《读孟尝君传》、《读柳宗元传》、《书刺客传后》、《答司马谏议书》、《伤仲永》、《游褒禅山记》等都是短文中的精品。其中前三篇只有百来字或不到一百字。正因为如此，明代杨慎说：“王半山之文愈短愈妙。”（《丹铅杂录》卷九）下之众者财，理天下之财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由开头交待厅壁题名的大概到议论理财问题，突转突接，急转急接，不用从容舒徐的缓笔。另外在遣词造句上，亦显得奇险奥峭。如《进说》：“磨砻镌切，沉浸灌养，行完而才备，则曰：‘上之人其舍我哉？’上之人其亦莫之能舍也。”《祭范颍州文》：“明肃之盛，身危志殖。瑶华失位，又随以斥。治功亟闻，尹帝之都。闭奸兴良，稚子歌呼。”林纾评后文说： “用字造语，皆奇创动人。”（《选评古文辞类纂》卷十）这些共同构成了王文语言廉悍峭拔，突兀刻削的特点。
“风格即人”，王安石散文风格的形成主要还是取决于他本人的遭遇经历、文化艺术修养、思想感情、性格气质等等，体现在作品中则是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统一体。对于王文的风格，前人有过很多的评论。明人陈九川说：“雄伟精深”（《临川文集后序》）。王宗沐说：“其体简劲精洁”（《临川文集序》）。唐顺之曰：“半山文字，其长在遒劲。”（《唐宋八大家文钞·王文公文钞》卷四）清人杭世骏曰：“临川一变而为坚硬”（《古文百篇序》）。包世臣云：“介甫词完气健，饶有远势”（《再与杨季子书》）。刘熙载云：“半山文瘦硬通神”（《艺概·文概》）。梁启超指出：“其理之博大而精辟，其气之渊懿而朴茂，实临川之特色。”（《王安石评传》）刘师培则认为其作“文辞奇峭，推阐入深”（《论文杂记》一二）。这些评论都有一定道理。要打比喻的话，如果说韩愈的散文如“长江大河”（苏洵《上欧阳内翰第一书》），雄奇奔放，柳宗元的散文似“幽篁曲涧”（范泰恒《书柳文》），沉郁峻峭，欧阳修的散文如清池碧塘，婉曲流丽，苏轼的散文似行云流水，自然挥洒，那么王安石的散文则立意新颖，观点超卓，长于议论，擅于说理，结构严谨，逻辑周密，语言简劲，文辞奇峭，犹如悬崖峭壁，表现出一种刚劲峭拔，雄健奇崛的风格。
王安石在《祭欧阳文忠公文》中说：“读其文，则其人可知”，认为欧阳修的文章是他思想人格的体现。其实这句话同样适用于他本人。他的散文刚劲峭拔，雄健奇崛的风格，也正是他革新思想、卓越见解、渊博知识和刚毅果敢、坚韧不拔人格的反映。这在“唐宋八大家”中，是独一无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