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床上辗转反侧，与我不愿意触碰的过去苦苦周旋。我丈夫为什么不愿意回他和我一起组成的家？我想他一定不认为那是他自己的家。他一定非常懊悔，懊悔当年看上的是一个这样的女人，一个不仅不支持他的人生追求，而且连“食”与“色”都不能让他满足的女人；他一定懊悔有这样的一个家，这样一个他的方言从来就被揶揄，他的习惯从来都被嘲笑……他从来都不是主人的家。他也一定觉得婚姻是一个“空巢”，家是一个“空巢”，生活是一个“空巢”……他的懊悔也是我的懊悔。我为什么要答应他在那个星期天一起去赏花？！我为什么要与他一起登上古城墙？！我为什么要向他建议转业之后的去向？！……我的懊悔被来自客厅里的奇怪响动打断了。我仔细听一听，才意识到那声音来自我的门口。那是防盗门的响动。有人在推我的防盗门！我极度紧张地坐了起来。这是怎么回事？我不敢开灯，只是借着窗外渗进来的微光看了一眼床头柜上的钟。这么晚怎么会有人站在我的门口？那会是谁？我不相信那会是试图保护我的顾警官。那会不会是正在盯着我的犯罪分子？我极为谨慎地下了床。我怕鞋底与地板的接触会暴露我的动静，故意没有穿鞋。我蹑手蹑脚地朝门口走去。我走到门边的时候，那响动已经消失了。我贴近猫眼看出去，虽然看不大清楚，但是我感觉外面已经没有人了。我犹豫了一下，不知道是不是应该打一个求救的电话，比如给老范打一个电话，让他下楼到我门口来看看。最后，我还是决定不要张扬。我不想暴露自己现在的尴尬处境。
我站在门口继续等了一阵，然后又从猫眼里查看了一下。外面的确是没有人了。我极为小心地将链条锁松开，又极为小心地将两把门锁都打开。我又看了一下猫眼，然后，才轻轻将门打开了一条小缝。门外的确没有人。那刚才的响动是怎么回事？我从上往下打量着防盗门。我看见在防盗门和房门之间的地面上有一个白色的信封。我蹲下去，稍稍将门开大了一点，伸手迅速将信封抓进来，然后又迅速站起来，将门关上，将三层锁都锁好。
我在门边喘了两口粗气之后，快步回到了卧室。我谨慎地关上了卧室与客厅之间的门（这是我平常从来不关的门）。我打开了台灯。但是我突然意识到我的眼镜没有在卧室里。我不想去找了。我等不及了。我急急忙忙将信纸从没有封口的信封里取出来。我模模糊糊地看到了那上面有几乎一整页的钢笔字，很漂亮的钢笔字。可是，落款人的名字一下子就倒了我的胃口。我很烦躁地将信扔到床头柜上，关上台灯，又重重地躺倒到了床上。
子时（晚上十一点到凌晨一点）
躺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我还是发现自己没有一点睡意。更奇怪的是，我与过去的联系也被刚才的这个小插曲彻底切断了。我的头脑中只有对“明天”的恐惧。闹钟的走动这时候听起来特别清晰，也让我特别烦躁。我知道，“明天”很快就要变成“今天”了。我知道，这即将到来的“今天”仍然是最特殊的一天。我知道，我经历的这最特殊的“今天”永远也不会过去。哪怕公安机关的侦破结果洗净了我的耻辱，哪怕“泼出去的水”像回放的画面一样又回到了我的账号上，这最特殊的“今天”也是我生命中的阴影。可是，“明天”就要变成“今天”了，这意味着高悬的利剑将要刺入我的心脏。我怎么办？我怎么办？我怎么才能够平静下来？我怎么才能够让我女儿平静下来？
电话铃又响了。电话铃又响了。这已经是什么时候了，你们怎么还不放过我？我心想。我将手压在电话机上，我真的不想再听到任何声音了。关注也罢，关心也罢，现在我都不想要。我只想要自己的头脑尽快平静下来，尽快进入睡眠状态。我需要为充满悬念的“明天”积攒一点精力啊。我已经累到极点了。
电话铃仍然在响。我知道如果我不接起来，它会不停地响。我极不耐烦地拿起话筒。听到又是我女儿，我一下子就火了。“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来电话？！”我气愤地说。
我女儿没有说一句抱歉的话。“我后悔极了，”她说，“真是不应该让你保管那笔钱。”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气愤地说。
“你太让我不放心了。”她说，“你让我一分钟都不得安宁。”
“是你让我一分钟都不得安宁。”我气愤地说。
“我不想再跟你多说废话，”她说，“你要马上将它取出来，换成美金寄给我。”
她的口气让我无法忍受。“现在是半夜，”我说，“你让我到哪里去取啊！”
“我说的不是现在。”她说。
“‘马上’就是‘现在’。”我说。
“我的意思是明天。”她说，“明天一早你就要去将它取出来。”说完，她重重地挂断了电话。
我绝望地坐起来，靠到床背上，然后，慢慢将话筒放下。马上就是“明天”了，我女儿的意思其实没有错。我感觉极度的空虚和莫名其妙的懊悔在咬噬着我的生命。我需要安慰，我需要温暖。我想起了我扔在床角的那封信。那是老范写来的信。我猜想那是一封情书。我只收到过那位摄影记者和我丈夫的情书。那都是五十多年前的事情了。现在，我希望老范写来的是一封情书。我希望看到老范的浪漫。这浪漫当然是出现在今天的唯一与今天不相称的格调。但是我需要。现在我需要。
我走到客厅，在沙发上的报纸堆里找到了自己的眼镜，又马上回到了床上。我将老范的情书打开。我希望它能够将我带离今天，带离我的恐慌和疑惑，带离我的空虚和懊悔。在信的开头，老范用平时对我的称呼称呼我。然后他解释说他怕打电话会惊动我，所以采用了这种“无声”的方式。我有点陶醉地想，这种“无声”的方式其实是表达情感的更传统和更浪漫的方式。可是怎么回事？老范接下来表达的并不是他对我的感情，而是他对我的担心。老范说，早上在购物中心见面的时候，他就觉得我的状况不太对劲。而下午我坐在长椅上的样子让他意识到我的状况还在恶化。他说他七点钟来敲门的时候，本来是想要进来与我谈谈的。但是，他看到我好像非常紧张，就没有敢提出来。他说他非常担心，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也不知道要怎么帮我。在信的最后，老范提醒我，有什么委屈一定要说出来，不要窝在心里。他说他明天上午会给我电话，看我的情况是不是有好转，看我愿不愿意跟他谈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没有想到，这是一封与“今天”关系如此密切的信。没有想到，老范也将“明天”和“今天”如此牢固地联在了一起。没有想到，我的“不太对劲”如此明显地引起了他人的注意。也许是所有人，也许“老六”、保安甚至小于也都已经注意到了我“不太对劲”。我将信放在大腿上。我想起了老范下午的举动。他也坐到了长椅上，他用右手拍了拍我的左腿。我不安地低下了头，就好像老范正坐在我的床边娓娓道来。我没有将他的手推开。我听得很认真。
这时候，电话铃又响了，电话铃又响了。我烦躁地拿起了话筒。我真想对着它高喊一句：“我知道你们不会放过我。”这就是我现在的生活。谁都不肯放过我。谁都说“明天”要来电话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明天”是一把利剑。它握在所有人的手上。它让我对自己经历的最特殊的“今天”充满了懊悔。我已经隐隐约约地意识到将自己的存款转移到绝密账号上是一个大错，一个无法改正的大错，一个将会被人耻笑多年的大错。我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顾警官的身上了。但是我女儿做了那样的噩梦。我现在都不知道我正在等待的人是不是真的存在。
我听到的又是我妹妹的声音。她注意到我很快就接起了电话，问我为什么还没有睡觉。“我知道你还会来电话啊。”我挖苦地说。我妹妹没有笑。她说刚才与我通话之后她还是感觉非常不好。“你真的没有事吗？”她关切地问。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不想正面回答她的问题。“我很累。”我说，“真的太累了。”
我妹妹意识到我很不想说话。“没有别的，”她说，“我只是想对你说，不管发生了什么，一定要想开一点。”
“我没有什么想不开的。”我说。
“永远都要记住，天塌不下来。”我妹妹说，“一定要想开一点。”
“我没有什么想不开的。”我重复说。
“活着比什么都好。”我妹妹说，“生命比什么都重要。”
她的这句话让我很不舒服。“你这是什么意思？”我生气地问。
我妹妹沉默了一阵之后，说有一件事她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告诉我。她认为现在是告诉我的时候了。那是关于我妹夫的事。我知道我妹夫去年是因抑郁症自杀的。我知道我妹妹只是想趁他在熟睡时离开十五分钟，到楼下去取那把网购的雨伞。她没有想到事实上他并没有睡着。她回家的时候，他已经用玻璃杯割开了自己的喉管。但是，我从来不知道他得上抑郁症的“真实原因”。我妹妹说，他是因为被人诈骗，想不开，才得上抑郁症的。有一天中午，他一个人在家午睡的时候，突然接到了一个自称是他老同学的人打来的电话，对方用三言两语就让他相信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尽管他连对方报出的姓名都没有听清楚。老同学说自己开车撞了人，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抢救。他自己卡上的钱已经不够支付伤者家属提出的赔偿费用了，他又不想惊动自己的家人，他请求老同学帮助。
我妹夫心急如焚地去银行将两万元钱转到了对方提供的“伤者家属”的账号上。我妹妹下午回来之后，他才知道自己成了电信诈骗的受害者。我妹妹没有责备他。没有任何人责备他。但是他却不停地责备自己。他整天都不出门，整天都睡不着觉，整天都只说一句话：“我对不起你们。”他重重复复地说。他很快就被诊断出患上了抑郁症，而且病情发展的速度超出医生的想象。
“我没有想到是这样。”我说。我想到了我现在的处境。
“所以，一定要想开一点。”我妹妹说，“不管发生了什么事。”
我想到了自己的经历与我妹夫的经历似乎非常相似。我也是接到了一个电话，对方的情况我也不熟悉。然后，我也将钱转到对方提供的账号上去了……我妹妹为什么会选择在这最特殊的日子里将这“真实原因”告诉我，难道她已经猜到了我今天的经历？“我不会轻易上这种当。”我说。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为自己辩解。我固执地想，我的情况不同，我的情况完全不同。我接到的电话是从公安局刑侦大队打来的。“我从来没有被人骗过。”我接着说。
“我没有说你被人骗了。”我妹妹说，“我只是提醒你，如果被人骗了，一定要想开一点。”
“你不要再说了。”我不耐烦地说，“没有人能骗得了我。”
我妹妹显然也意识到不应该再说下去了。她叹了一口气，说：“我只是想告诉你，不管发生了什么都要想到主。要想到主会为我们分担的。”
我妹夫患病期间，我妹妹皈依了主。而且她很快就成了当地一个规模不小的家庭教会里的活跃分子。这些年来，在鼓动我上网的同时，她也经常规劝我入教。她有时候会在电话里给我读一段《圣经》，也经常逼我分享她的教友们的那些稀奇古怪的“见证”。我觉得，像我这种经历过那“解放”洗礼的人不可能再接受任何其他形式的洗礼。她的规劝对我毫无作用。有时候，我还会调侃她“信”的可信度。难道那种疯狂的网购欲与宗教的热忱之间没有矛盾吗？难道物质与精神真能够在她的身上“对立统一”吗？
“我刚才就一直在为你祈祷。”我妹妹说，“我还在网上发动了我的姊妹们为你祈祷。”
“你这是干什么？”我气愤地说。
“我只是想要大家都来分担你的烦恼。”我妹妹说。
“我现在没有任何烦恼。”我说。
“那你怎么这么晚了还没有睡着？！”我妹妹说。
我不知道怎么回应她。
“我只是提醒你，一定要想开一点。”我妹妹说，“主与你同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