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放下电话。是啊，这么晚了我怎么还没有睡着？我的头脑还是极度亢奋。我现在根本就不可能睡着。在刚才的交谈里，我还在继续撒谎：比如我说我现在没有任何烦恼，比如我说我从来没有被人骗过。我现在其实已经烦恼到了极度。我其实也有过一次被骗的经历。那是在林彪事件之前不久，那是我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重要记忆之一。骗我的人来自与我们相邻的村子。土改开始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回过老家了，但是当他说起他的父亲，我还是有点印象。而且说起来，我对他本人也隐隐约约有一点印象：我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刚刚在学走路的孩子。他告诉我，他的父亲现在是生产队长，这没有错。他还告诉我，他自己去年已经结婚了，这也不是谎话。可是这些都不是他真正想要告诉我的。他真正想要告诉我的是我母亲的胆结石最近频繁发作，吃了好几付中药都不管用，可能会要到县城的医院去做手术。一句话，他们现在急需钱用。胆结石的确是困扰我母亲多年的病痛，听到这个消息，我当然非常着急。而且我已经与我的家庭划清界限了，不是到了最严重的地步，他们不可能托人来找我。我马上去银行取了相当于我两个月工资的钱（折合到现在可能有六千多元吧），同时还买了一些营养品，一部分托他带给我的父母，一部分作为礼物送给他的父母。我想留他吃完饭再去长途汽车站。他说看样子马上就会要下大雨，想尽快赶回去。他走后，我还是很不放心，马上赶去电信局给在县城当小学老师的表姐打长途电话，请她抽时间去乡下看看，看看家里的情况好不好。我没有提到老家有人来找过我的事。我也没有提到我母亲的病。我还提醒她不要说是我让她去家里看的，我不想给我自己找任何麻烦。第二天上午，表姐来电话说她已经去看过了，家里的情况都好，我父亲和母亲的身体都很健康，每天都还正常下地干活和做家务。
我没有向任何人提过这次受骗的事。我更没有想过要去追回那相当于我两个月工资的存款和那些营养品。我一方面是觉得很丢面子，另一方面是心存恐惧。四年前，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也有学生贴过我的大字报，称我是“地主家的臭小姐”和“剥削阶级的代言人”，幸亏有知情人很快贴出了赞扬我早已经与剥削阶级家庭“彻底决裂”的大字报，我才没有像语文组的一位同事那样被剃阴阳头。我很清楚，“地主家的臭小姐”上了“贫农家儿子”的当，只能证明“卑贱者最聪明”这一英明论断的正确，不会引起任何的同情。更何况，这位贫农还是生产队长，“剥削阶级的代言人”对生产队长的儿子的任何指控当然都是不实之词，都是诬陷，应该罪加一等。
我起来去洗手间小便之后刚回到卧室的门口，突然听到从客厅里传来的咳嗽声。我转过身去，看见我母亲坐在我刚才吃饭时坐过的椅子上，背对着我没有收拾的餐桌。“那天傍晚突然下起了暴雨。你表姐是骑车来的，进门的时候都快七点钟了，一身淋得透湿。”她慢慢地说，“她只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一早就回县城去了。”
我母亲已经是第三次出现了。她的出现对我是很大的安慰。我走到沙发旁边，慢慢坐下。“她那么晚来，还冒着雨，我觉得有点奇怪。”我母亲说，“更奇怪的是，她第二天清早刚走没有一会儿，生产队长和他的儿子就来了。他们要我交代你表姐那么晚冒雨来我们家的目的。”
我平静地看着她。我突然感觉她比五年前去世的时候要显得年轻了许多。
“你表姐说她只是顺路来看一看我们。我如实地告诉了他们。”我母亲说，“可是他们不相信。他们一定说她是专门来的，要我们交代是谁指使她来的。”
我很欣赏我表姐撒的谎。她说她只是顺路去的。她已经为我的父母留下了后路。
“这需要受谁的指使呢？”我母亲说，“我当然说我不知道。”她回头看了一眼我没有收拾的餐桌，又接着说：“生产队长的儿子警告我说，我们的动静他们掌握得一清二楚。他不说我也知道。那时候，我们来往的信件都要由生产队长过目。生产队长认得的字不多，他的儿子小学还没有毕业就成了实际上的检查官。他当然什么都知道。”
“他甚至可能都知道你有胆结石。”我说。
“不是可能，是肯定。”我母亲说，“可是我早就好了。这他就不一定知道了。因为那时候我们已经没有书信来往了……我有时候觉得是你把我气好的，你那封绝情的信。”
“原谅我。”我说，“我不是一个好女儿。”
“我一直以为你离不开我。”我母亲说，“没有想到，你可以彻底离开我。”
“原谅我。我不是一个好女儿。”我说。
“你不当女儿了，你自己的女儿却出来了。”我母亲说，“这就是生活啊。”
“也许是报应。”我说，“我女儿从来就不是一个好女儿。我现在还整天受她的气。”
“她有胆囊炎，我有胆结石。”我母亲说，“我一直觉得这之间有什么联系。”
“只有在她疼得死去活来的时候，我才能感觉到我们之间的亲近。”我说，“其他的时候……”
“这孩子一生下来就很乖戾。”我母亲问，“我想不通是为什么？”
“你想知道吗？”我问。
“你知道？”我母亲不相信似的问。
“我知道。”我用十分沉重的语气说，“只有我知道。”
我母亲吃惊地看着我。她都不敢再往下问了。
“她受伤了。”我说，“她刚刚成形就受伤了。”
“我不懂你的意思。”我母亲说。
“那封绝情的信最早伤害的不是你，是她。”我说。
“我还是不懂你的意思。”我母亲说。
第一次被我丈夫的领导找去谈话的时候，我已经怀孕三个月了。那位总是板着面孔的领导告诉我，一场新的政治运动已经开始了，运动的主题是清理阶级队伍。我丈夫是他们重点培养的对象。他们不希望他的前途受到我的家庭的影响。我的家庭不仅是历史上的剥削阶级，而且他们最近又发现我母亲在写给我的信中有不少对现状不满的言论。一个星期之后，我们学校的书记也找我谈了话。她比我丈夫单位领导的态度更加强硬。她明确指出我必须与我的家庭划清界限，否则我自己和我丈夫的前途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这两次谈话给我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压力。而更让我绝望的是，我原以为我丈夫的反应会给我很大的安慰，没有想到，他紧接着也与我进行了一次类似的严肃谈话，直截了当地要求我尽快向我们两边的领导表明自己坚决与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的态度，以免影响他的“提拔”。我原来还计划在第二个孩子出生之后将父母接出来与我们同住。这样的计划与我面对的选择已经是风马牛不相及了。我突然必须在家庭和前途之间作出选择，在做女儿和做妻子之间作出选择。我的人生中第一次出现了身份的危机。我极度绝望。
在我丈夫与我谈话之后的那天晚上，我就像现在一样，根本就无法进入睡眠状态。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要面对如此粗暴的选择。我感觉身体里怀着的不是一个生命，而是一场悲剧。我不停地看钟，时间的缓慢令我难以忍受。最后我实在受不了了，起来穿好衣服，走了出去。我知道我丈夫也没有睡着，但是我没有告诉他我要去哪里，他也没有问我要去哪里。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要去哪里。我一直朝北走，一直走进了郊区空旷的菜地。在菜地的尽头，出现了一条铁路。我沿着铁路一直往西走。我一边走一边懊悔：我懊悔自己的出生，我懊悔自己的婚姻，我懊悔解放的激情播撒在我灵魂深处的信仰……我终于精疲力竭了，我绝望地坐到了铁轨上。我要怎样选择？我能怎样选择？突然，我想到如果这时候有一列火车开过来，不管是从哪个方向开过来，我就彻底摆脱了这两难的挣扎。这也是一种解放。这更是一种解放。这突然的想法让我将头埋在自己的膝盖上痛哭起来。
没有想到我的痛哭会被一阵夸张的笑声打断。紧接着出现的是一个不男不女的声音。“怎么又是你？”那声音问。
这从深夜的荒野里传出的笑声和问话让我感到了从来没有感到过的恐怖。我猛地抬起头来，果然看见一个人已经站在了我的跟前。这是一个蓬头垢面的人。我说不清楚是一个男人还是一个女人。我的双手撑到了铁轨后面的路基上，撑住了自己向后倾倒的身体。那问话说明他（她）看清了我。但是荒野里只有极为微弱的月光，他（她）怎么能够看清我？
他（她）不仅看清了我，还看清了我怀着孩子，还看清了那个孩子。“那是一个女孩。”他（她）说，“她想到这个世界上来。”
这太不可思议了。他（她）怎么能够看得这样清楚？这不是一个“人”可能有的视力。我的身体激烈地颤抖起来。我想站在我面前的这个人其实不是一个人。我想逃离这恐怖的荒野，这离死亡只有一步之遥的荒野，但是又不敢站起来，我怕他（她）对我造成伤害。
“她想到这个世界上来。”他（她）说，“她想到这个世界上来。”
我突然意识到了他（她）其实是在想将我拉回到这个世界上来。我慢慢地站起来，他（她）果然没有任何激烈的反应。这时候我知道了他（她）不会伤害我。我开始慢慢地往回走。我不敢回头，但是我仍然在仔细倾听他（她）的动静。他（她）没有任何动静。我加快了脚步。这时候，荒野里又爆发出了他（她）夸张的笑声。我吓得回过头去，却发现他（她）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我不敢再在充满死亡气息的荒野里停留。我快步往回走。一路上，我完全感觉不到自己的脚步。我的全部感觉都集中在想象中的笔尖上，那封绝情的信通过那想象的笔尖在一张有横格的信纸上呈现出来。
“我一直以为那是你主动写下的信。”我母亲说。
“你没有看到信纸的后面有复写纸的印迹吗？”我说，“我一共复写了三份，其中的两份分别交给了我自己和我丈夫的领导，另一份我自己留着。我现在还留着。”我停了一下，接着说，“其实可以说那主要并不是写给你们的信。那是写给他们的信。”
“我没有想到会是这样。”我母亲说。
“可是作出那样的决定并没有丝毫减轻我的压力。我继续处在高度紧张和绝望的状态之中。”我说，“我知道那是对她的伤害，但是我完全无法控制自己。我觉得那就是我的命，那就是她的命。”
“原来是这样。”我母亲说。
“只有我知道这真实的原因。”我说，“现在你也知道了。”
我母亲沉默了很久之后，说出了一句让我非常吃惊的话。
“其实我从来没有读过那封信。”她说。
她的话让我非常吃惊，因为她总是提到那封信，因为她总是说那是一封“绝情的信”，我以为她非常熟悉信里面的内容。“你说什么？”我惊讶地问，“你说你没有读过那封信？”
“我们家的信总是你父亲先读。这是我们家的规矩，也是我和你父亲之间的默契。”我母亲说，“总是我到生产队长那里去取信，而你父亲总是会站在我们家的门口等信。”我母亲停顿了一下，接着说：“你父亲读得高兴的时候，就会大声念出信里的内容。我总是制止他。我说我要自己读。可是他不会停下来，他会继续念。这是我们之间的不默契。”我母亲仰了仰头，好像她还有另外的听众。她接着说：“但是你那封信的第一句话就已经让你父亲很不高兴。他甚至都没有坐下来，而是站着一口气读完那封信的。读完之后，他愤怒地将信撕成碎片，扔进了屋后的粪坑里。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他发那么大的脾气。他将信扔掉之后，在房间里来回走了很久，然后，他气急败坏地坐到了床边，眼睛直直地盯着地面。我小心翼翼地在他的身边坐下，可是我不仅不敢问他信的内容，我甚至连安慰的话也不敢说。天色渐渐暗了，我站起来准备去厨房做晚饭。这时候，你父亲终于开口了。他说了随后的两个星期里他说的唯一一句话。‘我们的女儿死了。’他说。”我母亲的情绪有点激动。她用激动的口气说出了她听到我的“噩耗”时的反应：“我冲到了我们的土灶边。我用双手撑住粗糙的灶面。我的眼泪像暴雨一样落下来。我被扫地出门的时候都没有流过眼泪。我从解放以后就没有流过眼泪。可是你父亲的话让我的眼泪像暴雨一样落下来。我知道这一天迟早会要到来的。所有的算命先生都这样告诉过我。这是我一直的恐惧，也好像是我一直的等待。”
我女儿没有死在我的身体里。但是，她提早五个星期离开了我的身体。只有我自己知道这早产的“真实原因”。我记得那是一个星期四的晚上，我已经将儿子托付给了隔壁的邻居，因为我要去参加每周固定的政治学习。就在我准备出门的时候，羊水破了。我没有任何的思想准备。我在学校的门口叫到了一辆三轮车。我坐着它去了医院。分娩过程还是非常顺利。医生让我看了一眼血迹斑斑的孩子之后马上就将她送到早产儿特护室去了。三天之后，医生将她从特护室抱出来交到我的手上。从那一刻开始，我就意识到了我们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不管我怎么抱她，她好像都感觉很不舒服，不管我怎么抱她，我自己也感觉很不舒服。我意识到了我在怀孕期间遭受的巨大压力已经在她的生命中刻下了最狰狞的印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