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雨初歇，小荷初露，露珠滚动，如玉如珠；百花洲上，览秀春风。那被春雨濡染的花洲书院格外清新亮丽，岁月也仿佛柔软透亮了许多。想当年，一群学子聆听大师讲书，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如沐春风，文脉的河流一直流到今天的姚雪垠、二月河、周大新，后浪前浪，把个邓州冲洗得激情飞扬。往事越千年，书院虽是建了又毁，毁了又建，但一直坚挺到今天，似乎比时间还要倔，比历史还要强。这，源于它的精神，赖于它的高贵。站在范公的塑像前，不禁肃然，文化的力量，穿透时光，神鬼难挡。范仲淹与邓州，邓州与范仲淹，属于相互的幸运。邓州因他而骄傲，他因邓州而风流。
一个人，一个地方，能名字互映，让后人在回望翻阅那段岁月时频频回首，甚至扼腕、叹息、唏嘘，这实在是件不容易的事情。范仲淹知邓州的短短一任，却做到了。尽管因人而异，评说感怀不一，但面向已逝的，任何的臧否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人和一个地方互相辉映，让人记住并永远留在缅怀和记忆里。
问天下谁是英雄
——由魏延之死想到的
一
仍旧是这千年的月光，照着这一方青山绿水，洞天福地。据传，这里是开天辟地的华夏始祖盘古的出生地；据传，这里是治水英雄大禹治淮锁妖的地方。但千真万确的是：桐柏山从这里崛起，山高林密，溪水潺潺；淮水在这里发源，从这里开始它的漫漫旅程。这里为宛东咽喉，信西屏障。千百年来，这里发生了无数次的战争，也哺育了众多的英雄奇才。春秋时期（前506年），掀起滔天巨浪、被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称为“东周时期第一大战争”的吴楚大战，吴军奇袭的路线便是桐柏山和大别山之间的“古义阳三关”（即今信阳市南的武阳关、九里关、平靖关）。战争先以吴军远征楚并攻陷楚都郢（今江陵）为前期，半年后，秦楚联军会师于稷（今桐柏月河、吴城之间），大败吴军于沂（今正阳县境），结束了这场历史上罕见的历时近一年的远征之战。西晋太安二年（公元303年），平氏（今桐柏东）县吏张昌聚众十万反晋，克荆、江、扬、豫、徐诸州，立丘沈为天子，自为相国，中国历史几乎被这半壁江山改写，这里，曾是孕育出生英雄的地方。而到了《三国》，简直就是历史的又一片丛林地带，没有朗朗乾坤云开雾散的阳光普照，没有君临天下俯瞰一切的威仪从容，处处是混乱和争逐，时时是逃奔和死亡。英雄和小人并行，阴谋比阳谋有力。以黑暗为背景，以邪恶为邻居的小人们甚至改变着局部的历史。
虽然他是以谋反之罪被诬杀的，但一千七百多年的烟云岂能模糊了他的真正形象？择明主、杀韩玄、征西川、守汉中、败郭淮，北伐中原……逢山开路，遇水造桥，这个喝着淮水走出，像桐柏山一样坚硬的汉子，却不明不白地死在自己人的屠刀下。东延的巍巍秦岭，被八百里伏牛山横断，恰似英雄回家的路。英雄不但没有功成名就地回到故乡，却因谋反不忠的罪名而在沉甸甸的历史风雨中徘徊复徘徊，争议又争议。
今夜月圆，今夜月光如水。我又打开厚厚的《三国》，再次掀开《三国志·蜀书》中属于英雄的那薄薄的一页，往事越千年，我的心真的痛了。痛在从一家奴壮丁成长为震敌卫国的大将军，却不能善终；痛在不是捐躯在为国尽忠的拼杀疆场上，而是倒在自己人背后铺设的暗道上；痛在临死不忘击贼报国却以谋反不忠而落得身死族灭。天理昭昭，奇冤为什么只光顾在一性格倔犟而又不善言辩的武将军身上？我还痛在文臣杨仪的那只脚：一代名将人都死了，连割下的头颅也不放过，还要在滴血的脸庞上踩上几脚，咬着牙骂道：“庸奴，复能作恶不？”这是怎样的仇恨之火？这又是怎样的狭隘人性？一肚子圣贤书的饱学之士，心理竟阴暗到如此程度。每读到这里，我就不忍卒读。掩卷沉思，难道我们的文化、文明内核出现了问题？人，为什么这么丑陋？人性，为什么这么可恶？而不料，历史竟有如此惊人的相似！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席卷中国的那场“文化大革命”中，对被“专政”的人提出的口号就是：“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她）永世不得翻身！”这更使我想到革命的先行者，普罗米修斯式的播火者瞿秋白烈士，他虽然死在敌人的屠刀下，但也同样是被自己的同志推到刀下的。自古至今，中国有太多太多的悲剧上演，让我们刻骨地吟诵着“凄凄惨惨戚戚”，但悲剧的背后，我们为什么不痛切地追问一声：为什么，这是为什么？
二
魏延，三国时义阳人，今南阳桐柏人。因家境贫寒，以部曲（家奴）之身，跟随刘备南征北战，以累累战功得到刘备器重赏识而授将封侯。在刘备病逝，五虎上将相继殒去后，更是伴着诸葛亮多次北伐中原，与强大的曹魏对垒作战，可谓是蜀汉后期一颗匡扶社稷的将星。而恰恰就是那个一生谨慎、多谋而不决的诸葛亮，却心存芥蒂地用着他，而又防着他；在他死后，借“性狷狭”的长史杨仪之手，不由分说，抗敌的英雄一下子就以罪不容诛的叛逆之罪遭到最严厉的惩处，不但自己身首相异，而且三族屠灭。
《三国演义》中有关魏延的完整章节几乎没有，但每次出场的细节都让人揪心。他为了追随失散的刘备，弃刘表、杀韩玄，长沙与旧主相逢，本应喜泪纵涕，不料一出场就似乎注定了一生的悲剧。关云长引魏延来见刘备，诸葛亮喝令刀斧手推下斩之。刘备惊问诸葛亮：“魏延乃有功无罪之人，军师何故欲杀之？”诸葛亮说：“食其禄而杀其主，是不忠也；居其土而献其地，是不义也。吾观魏延脑后有反骨，久后必反，故先斩之，以绝祸根。”魏延一出场，就被诸葛亮定了性，判了死罪。后在刘备的劝说下，诸葛亮虽没立即诛杀，却指着魏延鼻子警告说：“吾今饶汝性命，汝可尽忠报主，勿生异心；若生异心，我好歹取汝首级。”
看看，这不等于在诸葛亮眼里，魏延已经成了戴罪的囚徒，由死罪改为无期。纵是你今后功劳再大，也是立功赎罪，戴罪立功，早晚将以不忠不义而治罪，或处死。
三
再看《三国志·魏延传》中那简短的记述：“魏延字文长，义阳人也。以部曲随先主入蜀，数有战功，迁牙门将军。先主为汉中王，迁治成都，当得重将以镇汉川，众论以为必在张飞，飞亦以心自许。先主乃拔延为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一军尽惊。先主大会群臣，问延曰：‘今委卿重任，卿居之欲云何？’延对曰：‘若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偏将十万之众至，请为大王吞之。’先主称善，众咸壮其言。”
在当时，汉中是蜀国最前沿的阵地，得汉中，不仅可争关陇，而且能南蔽巴蜀。正如谋士杨洪对诸葛亮所说：“汉中则益中咽喉，存亡之机会，若无汉中则无蜀矣。”清人顾祖禹也说：“汉中府北瞰关中，南蔽巴蜀，东达襄邓，西控秦陇，形势最重。”曹魏若是占领汉中，将严重威胁巴蜀。刘备让魏延镇守汉中时，蜀汉的五虎上将俱在，有“绝伦超群”的关云长、“雄壮威猛”的张翼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的马孟起、“老当益壮”的黄汉升及“智通双全”的赵子龙。刘备不选他人，却独独选了不是五虎上将的魏延，而且把这肩关益州安危的国家重任交付于他，这足见其知人善任，并对魏延的忠是绝对信任的。魏延也不负所望，在他镇守汉中的十五年里，曹魏从未越汉中半步。直至蜀汉后期姜维接班诸葛亮调整军事部署，采用诱敌深入之术，最终被魏将钟会长驱直入，导致蜀汉的直接灭亡，深为后人叹息不已。反观诸葛亮的继承者姜伯约，虽“敏于军事，既有胆义，深解兵意”，但终因其才疏学浅，难堪重负，最后洞开门户被人偷袭，使蜀汉政权在很短时间内即告灭亡。正如陈寿在《三国志·姜维传》中评曰：“姜维粗有文武，志立功名，而玩众黩旅，明断不周，终致陨毙。老子有云：‘治大国者犹烹小鲜。’况于区区蕞尔，而可屡扰乎哉？”魏延与姜维军事才能之高低，一目了然，可见后人美称为“智圣”的诸葛亮也有识人不智、所托非人之时。更有《三国演义》中耳熟能详的街亭失守、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故事。
我们从魏延失散刘备，无奈中投韩玄、又杀韩玄归属刘备的一系列行动和心路历程中，就可看出他识刘备为谋天下之人，从心仪已久到舍生追随，未有半点含糊和二心。“良禽择木而栖”，按现代人观念，所谓“弃暗投明”也是看准了理想和目标，一生追求到底。他岂能因先主的早逝而背叛他，继而背叛自己出生入死打下的蜀汉江山。
但历史就是那么邪门儿，本来忠的说你不忠，本来奸的却又是功成名就。这就是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体制的怪圈。因为话语权、知情权、传播权都在以皇帝为首的一帮近臣幕僚儒士中，他们可说、可记、可传，他们可以混淆视听、颠倒黑白、指鹿为马。而武将大都在朝廷和权力外围，只知保家卫国、血染沙场，以自己的赫赫战功取得拜将封侯之位，到头来却被天下已定的主人和奸佞小人唆使而被处置。所谓“狡兔死走狗烹”是也。有的主子甚至连脚跟还没站稳，就急着戮杀有功之人。像南宋时宋高宗诛杀岳飞，明末崇祯皇帝凌迟英雄袁崇焕，许许多多，如出一辙。而大奸者却在世逍遥，不少人甚至悠悠善终。像秦桧、蔡京之流；就是到了20世纪的现代，一代大奸康生不是盖着党旗、以党和国家领导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美称寿终正寝的吗？
四
魏延在蜀汉后期军事行动中，多次随诸葛亮北伐中原，屡立战功，被后主封为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假节，南郑侯。地位仅次于丞相诸葛亮，成为蜀汉晚期最为重要的将领之一。
然而，这些重要的职位和光环并没有改变诸葛亮对他的“态度定势”。他的“脑后有反骨，久后必反”的贰臣形象并没有改变，相反，这成为诸葛亮心中的一个痛结。他既用魏延的勇猛过人又压抑他的军事才能。这从建兴五年（公元227年）诸葛亮率蜀汉大军第一次北伐时，魏延献“子午之计”而不被诸葛亮采纳即可略见一斑。三国史上“兵出子午、奇袭长安”军事战略部署是一段历史公案。魏延献出的这个出奇兵方案到底行不行呢？按当时的形势，应该是可行的。孙子云：“兵者，诡道也！”“善出奇兵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在当时魏强蜀弱的局势下，蜀国想要以攻为守并战胜强大的魏国，除了出奇制胜以外，别无他途。而出奇制胜的关键在于选择好进攻时机，把握好进攻对象，从而达到“一招制胜”的目的，而当时的条件正好具备。一是在进攻时机的选择上，在蜀主刘备白帝城托孤死后，大部分魏国人认为蜀国无力进攻魏国，因此边界守备松懈、兵懒将惰。二是在进攻对象的把握上，当时率军镇守长安的是曹操的女婿夏侯楙，此人是曹魏名将夏侯惇之子。但老子英雄并非儿好汉，这个夏侯楙胸无韬略而喜蓄伎纳妾，聚敛钱财，标准一个衙内式的纨绔子弟。如果兵出子午，奇袭长安，完全有可能一战而定。可由于诸葛亮的一向小心谨慎，失去了奇袭长安、光复汉室的最好机会。而此计最后却被魏将邓艾利用魏将钟会在剑阁与姜维相持之际，出奇制胜，凭偷越阴平小道之奇谋而一战败蜀，奠定了蜀汉的最终灭亡。
诸葛亮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但不是卓越的军事家，这一点，古来早有定论。如陈寿在《三国志·诸葛亮传》后评论曰：“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此评价真是一语中的，恰当中肯。治国与打仗是截然不同的，治国之道，讲究的是能行“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之正道。但“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的军事行动，则是指挥者的多变谋略和不尽的智慧。诸葛亮一生谨慎，常见其正，不见其奇，所以对魏延的“奇兵突袭”之战术思想不能采纳，便是理所当然的。再者，他对魏延心存反感。即使你说的对，我也未必用。所以后人叹息：为什么提出这计策的不是马谡，不是杨仪，不是其他将领，偏偏是你魏延呢？
诸葛亮曾隐居求志数年，虽为丞相，但也是传统文化濡染培育下的一介文人，他能博览群书，胸装天下，但文化人格和健康心理的构建和发射是极其复杂的，甚至是一个混沌的秘密或不可窥探的污海。嫉妒也许在他没有，但你魏延能想出的未必能合我意。况我诸葛亮历来以深通兵法、神机妙算而独压群雄，你一介“脑后有反骨”的武夫，难道能与我孔明争雄？
五
说到底，魏延之悲剧在于中国传统文化基因中当权者的“唯上”和“正统”，当然也有他自己的性格缺陷。
三国魏晋多名士。自汉以降，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形成了一整套传统的儒家正统思想。魏延先随刘备事刘表，后奔韩玄，又杀主归降刘备。正如《三国演义》作者借孔明之口，说出了魏延悲剧的根由，“食其禄而杀其主，是不忠也；居其土而献其地，是不义也。”魏延食禄杀主，居土献地，是个“不忠不义”之人，下场是可想而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