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魏延本身，确实也有性格缺陷。《三国志·魏延传》上曰：“延善养士卒，勇猛过人，又性矜高，当时皆避下之。”魏延虽然“善养士卒，勇猛过人”，但“性矜高”，与同僚关系很差。因其桀骜不驯、性格刚猛，大家都畏避三分。但自恃才高八斗、又深得诸葛亮器重的杨仪却偏不买账。杨仪是文臣，又是书生，他还真有点书生意气：我凭什么就给你这个武夫让三分呢？我是个男人，我也有我的自尊和独立性，难道非得所有人都拍你魏延的马屁？我杨仪偏不拍。于是魏延就恨得不得了，居然就你这小子不把我放在眼里。两个人于是就形同水火。水火不容到两个人不能坐在一起说话论事，坐在一起说话就要吵，就要争，争吵到激烈的时候魏延就把刀拔出来，然后在杨仪的脸上比划；直逼得杨仪“泣涕横集”，就是哭得眼泪鼻涕横流着满脸都是，直到参军费祎横坐到他俩中间，规劝说：“别吵了，别吵了。”让他们走开。一个很有才华的文臣被逼到这种地步，是也真够难堪的。其实，他俩本来没有什么大矛盾，都只是心高气傲、各自逞能，又互相瞧不起，才积下怨结，发展到后来便潜为仇恨，都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正是由于魏延狂妄，杨仪自负，导致两人在诸葛亮死后，为争夺蜀国最高军事权及撤军布置而大打出手，导致严重的自相残杀，由个人恩怨变为一场国家灾难。最后，两人互告对方谋反。“一日之中，羽檄交至。”昏庸的后主刘禅搞不清谁对谁错，就问侍中董允、留府长史蒋琬，两位都保证杨仪不会谋反。这就等于定性了：三人之中，三比零，一边倒，你魏延纵有千种解释、万般忠心也枉然。因为众口一词常常成为一种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灾难，使不明真相者真假难辨，而使受伤害者无话可说，严重的甚至引发为社会灾难。况且，董允、蒋琬都是近臣，刘阿斗哪有不信之理。于是，一场个人大悲剧乃至国家大悲剧便发生了。朝廷派蒋琬率皇帝禁卫军北行堵截，行数十里，得知魏延已被杨仪指使的马岱追斩。
魏延的悲剧尘埃落定了。但他是否谋反却成了千古之谜。其实，稍做点分析，烟雾即可化开。这显然是诸葛亮定位魏延天生“脑后长有反骨”的牺牲品。诸葛亮临死时最高的军事秘密会议不让最高的军事统帅参加，而秘密地授权杨仪、费袆、姜维等人；明知杨仪和魏延有宿怨，水火不容，却让下级去指挥上级，这不是个人恩怨造成的历史悲剧，又是什么？纵观诸葛亮出山跟随刘备建立蜀汉政权以来，采取以攻为守战略，为实现个人理想和价值，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穷兵黩武，临死还不忘安排一场内部纷争，定下能按自己意愿行事的接班人，而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埋下蜀国灭亡的隐患。魏延果真有反叛之心吗？正如易中天先生在评魏延是否谋反时所讲：说到魏延谋反，简直不合逻辑。既然撤军布置安排魏延断后，他应在离魏国最近的前线，如果魏延想叛蜀降魏，何不就近向北，而要率军南下呢？也正如陈寿在《三国志·魏延传》末所言：“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者，但欲除杀仪等。”历史沉案，大有洞开。颇令人玩味的是，被诸葛亮委以重任的杨仪，在权力欲得不到实现时却说：“早若如此，当初丞相死时，吾若举军以就魏氏，何至于有今日耶！令人追悔不可复及。”此番话倒是真正告诉了九泉下的孔明先生，到底谁的脑后有反骨。
有人说，诸葛亮死了还能治魏延，这是他的又一高明。实际上，这是诸葛亮死后又残害了一个人才，又制造了一个悲剧！这不是他的高明，而是他人生的又一败笔！
魏延犯了只会谋事不会谋人的错误。西方价值观取向是向物、向实，而中国价值观取向则是向人、向虚的。也就是说中国讲的是谋人，西方人讲的是谋事。魏延不知揣摩孔明的心事，一味在聪明自负的上级面前表现得更聪明，他犯的错和“功高震主”是一个性质，不吃亏才怪！
六
知人论世，各有所说；魏延有错，但无反骨，死去千载，任由评说。一代赤诚名将固因脾气偏激自傲而有缺陷，但在名节上他绝对忠于蜀汉而无叛蜀之心。叱咤风云的大将因性格上的“不协不和”而与心胸狭窄的文士争锋，最终诸葛亮借杨仪之手致其身死族灭，魂归他乡，年仅五十二岁，这不能不留给我们沉重的思考。
中国的文化精神应该是宽容、大度、忠义、仁爱、光明磊落、勇于担当。但事实上，这些往往构不成社会的感召力，更构不成自我保护力，越是仗义、高贵、耿直越是脆弱；相反，真正厉害的却是阴暗、狠毒、残暴、诬陷、奸佞、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不负责任，它们几乎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中国传统的做人准则，是要人循规蹈矩、按部就班，权势一方永远是正确的，要听话，顺从。谁若越雷池半步，谁就是“出头鸟”，谁就会被淘汰。而一个民族的兴旺发达，却恰恰是需要人人都能创造，事事都要创新的。美国每年的创新项目占世界总量的百分之四十，中国只占百分之一，原因就是我们的文化基因不选择创新、创造型人才，而只选择循规蹈矩型人才；不是鼓励精英，而是淘汰精英。西方的文化基因则是鼓励人们自由思想，特立独行，标新立异，竞争竞进，它恰恰是要淘汰平庸的！
从魏延之死可以想象到，中国的文化基因几千年来淘汰了多少精英，中国因自由创新意识的缺失而失去了多少创新图强的机会！
魏延一生敢说敢为，直率开朗，善于思考，肯动脑筋，作战英勇，善打硬仗，为蜀汉政权的创立和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他却死在传统文化的桎梏中，成为历史上一位可歌可泣的悲剧人物。
魏延死后，被葬在自己曾任太守的汉中，有人撰联曰“将殉自相残，西蜀松涛怨诸葛，功埋人共慨，南阳枫火照文长”。我想，魏延之墓绝对不会像诸葛武侯的墓或祠，香客如云，苍松翠柏，甚或为名人效应而争夺。我的老乡，你的墓一定是芳草萋萋了吧！待有机会，故乡人一定会去看你的。现在，我著文而悲，就是献上心香一瓣，遥远祭拜。故乡的儿子不会永远流落在外，魂飘他乡。你回家的路，越来越近，越来越近……
那一缕魏晋的暗香
谨以此文，祭念我的宛籍文学前辈、史学家范晔先生逝世一千五百六十五年。
——题记
一
那是一个真正的乱世。
从此，古老华夏进入漫长黑暗的大分裂时代，长达二百八十六年。
二百八十六年啊！有多少英雄竞折腰，又有多少无辜苍生死于混乱的战火之中，马蹄之下。那时的中国，国家和王朝真像雨后春笋一样，遍地崛起。你方唱罢他登场，甚至像翻烧饼一样，烧饼还在炉中烘烤着，却被人砸锅灭火，还夹着生，已被别人吃掉。以华夏文明为主脉的东晋王朝，被声声胡笳和胡骑摧毁，不得不拖着沉重腐败的病体，逃到江南苟延残喘。而北中国的中原地带，也在压迫和反抗者的争杀中，一片血腥。
乱世被杀文人、写出煌煌史学巨著《后汉书》的杰出历史学家范晔，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诞生了。他短命地登场，虽没有改变中国的历史命运，但却引导出一部千古史学绝唱，像一道神秘的史学天光射向青史，为一千六百多年后他的祖籍地，昔日顺阳川，今日之淅川，陡添了一道历史文化名人的风采与绝唱。
二
乱世出英雄，太乱的时代却湮没了英雄。
上溯到三国时期，那威武挥鞭的曹操、勇立涛头的孙权、三分天下的刘备，充盈着多少英雄的气概和光芒。即使军师和谋士，也有诸葛亮、鲁肃、司马懿等，让联纵和战争都变得有血有肉。单说武士，就有了蜀国的五虎上将，东吴的周瑜及曹操手下的诸多猛将，那刘、关、张桃园结义更是中国人耳熟能详，关羽甚至被推崇为“义”的化身而入庙为“武圣”，供后世凭吊敬仰，一时英雄群集。正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那个时代至西晋，还出现了一连串耀眼的文人雅士：曹操、王粲、蔡琰、曹丕、曹植、阮籍、嵇康、潘岳、左思、陆机、郭璞、陶渊明、谢灵运……他们，或播扬过一场烈烈扬扬的生命意志，或上演过成者王相败者贼寇的竞争悲喜剧，即便是再冷僻的陋巷荒陌，也因震慑、崇拜、窥测、兴奋而变得炯炯有神，光芒四射。陈寿一部《三国志》遍述那段历史风云；罗贯中一部《三国演义》，让英雄再次回到有血有肉的人间。就是到了曹魏的晚期，统治阶级虽然昏聩、残暴、禁锢视听，但仍有“竹林七贤”的阮籍、嵇康们，为文人贤士们撑起一方山阳聚首的风度佳话。而到了东晋的末年，到了刘宋的南朝，突然，英雄们相继谢世，新的英雄没有产生的土壤，刹那间，华夏文明的太阳和月亮被乌云覆盖，天下一片黑暗。魏晋名士阮籍在河南广武山的一声叹息：“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其实，那个时代，连真正的“竖子”都没有！那是个什么世界啊，血腥、屠戮、惨无人道、人性泯灭。北中国五胡乱华，遍地草莽起义，一股军队换旗易帅就是一国，一伙人集结一起，大声一呼，起个名字就是一朝。而偏安一隅的南中国，残喘的东晋王朝已腐败透顶，一个个白痴皇帝登基，一个个昏庸暴君出场，最终，政权被它的宰相刘裕篡夺，而成为另一个朝代——南宋。刘宋政权从开始的5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短短的六十年寿命中，却上演了九任皇帝、七任暴君的人性悲剧。
范晔就是在一个朝代式微和另一个朝代的血腥屠戮中诞生并生活的。
三
他出生于东晋白痴皇帝司马德宗隆安二年，即公元398年，顺阳县（今河南淅川县东南原埠口一带，现已淹没在丹江口水库万顷碧波的深水之下）人。出身于一个士族家庭，世代为官宦。从高祖到他父亲范泰，都是朝中重臣和著名学者，范氏家庭以儒学见称，家学渊源，范晔的曾祖父、祖父、父亲都有不少儒学论著和文集传世，可谓诗书传家。受家庭影响，范晔从小好学，更兼天资聪慧，因此尚未成年，便以博涉经史、善写文章而颇负盛名，走上仕途后也常以名门之后自律，不断激励自己。
按说，在门阀制度风行，特别重视门第出身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生于这样的名门望族官宦之家，范晔应该会有一个幸福的童年。但事实并非如此。原来，晋代自“永嘉以来，嫡待庶如奴，妻视妾如婢”，嫡庶之别是官僚之家不可逾越的屏障，因而也决定了子女的社会身份和以后的仕途。而范晔本人正是父亲之妾所生的庶子，加上母亲不小心又把他生在厕所中（很可能属于早产），并且在砖石上碰伤了前额，因而落下个“砖”的小名。据《宋书·范晔传》载，范晔身材不满七尺，比较矮小，体形肥，肤色黑，眉毛胡须也很稀疏。可算其貌不扬，这可能与他先天发育不足而又早产有关。他也曾在文章中谦逊地说自己脑子不灵，缺少能言善辩的口才。试想，一个庶出的人，外表委琐又口拙舌笨，竟然又出生在如此龌龊之处，这就更引起家人的忌讳和反感了。嫡生的哥哥范晏瞧不起他，又特别嫉妒他的才学，就借故骂范晔“进利”，认为他是终家破族的祸害。父亲范泰也不太喜欢范晔，从小就把他过继给伯父范弘了。在这样阴郁的家庭气氛下，童年的范晔备受歧视，深深地感到了压抑和苦闷，于是他那年幼的心灵中便埋下反抗叛逆的种子。这些屈辱的童年记忆，也造成了他那种忧愤孤傲、狷介不驯、率性而为、不计后果为政为文从不甘人后的顽强性格。这种耿直不屈的性格，既为他日后文史研究事业带来辉煌的成就，也造成了仕途坎坷，甚至招来杀身之祸。
四
平心而论，除了家庭的嫡庶之分，范晔本人一生的政治遭遇并不险恶。南朝刘宋沿袭魏晋的门第制度，士大夫家族子孙都可直接入仕，范晔的父亲范泰在支持刘宋代晋的过程中，立有大功，深受刘裕的信任，被拜为金紫光禄大夫、散骑常侍，是宋武帝刘裕的得力助手。范晔受其父影响，在政治上是支持刘裕的。因此，范晔的从政之路应该是顺畅的。刘宋政权刚一建立的420年，他就应召到皇帝之子彭城王刘义康的府下，为冠军参军，后又转为右军参军。此后十年中，他先后担任过秘书丞、新蔡太守、司徒从事中郎等多种职务。元嘉七年（430年），再升任吏部尚书郎。到此时，已过不惑之年的范晔性情中自由孤傲的性格开始张扬，但他带有点魏晋风度和风骨的举止其实也不能算是直接的政治反抗，而他似乎执意要和彭城王和皇帝过不去，也只能算是一个性情文人生命形态和生活方式上的一种追求和自爱。
改朝换代斗争的残酷性他亲眼目睹了，门第制度的不公和褊狭他也领教了，既然没有一方是英雄行为，他也不想去评判谁是谁非。鲜血的教训，门第的歧视，难道一定要用鲜血和生命来再次验证吗？范晔从侍王侍君和前朝文人名士的坟丛中，猛然地领悟到生命的极度卑微和珍贵，什么帝王将相，什么才子佳人，一柄血刃，一把乱火都可能使一切化为乌有。活着，就要以生命的名义索回一点做人的尊严和自由。于是，一段仕途的坎坷和对自由生命追求的隐患威胁在他的行动中暗暗埋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