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宋文帝刘义隆元嘉九年，即公元432年的冬季，彭城王刘义康的母亲王太妃去世，刘义康把属下的旧僚们都召集到府内帮助料理丧事，范晔作为跟随刘义康的重要旧僚，当然也到场了。但王太妃长居深宫，与范晔素无瓜葛，范晔怎么也悲伤不起来，装出一副如丧考妣悲伤的样子去讨好主子，范晔不愿也不想，他只好应付差事。宫廷的丧葬礼仪繁复而冗长，只几天，范晔有些受不住了，临出殡的前一天晚上，适轮到他的弟弟范渊（时任刘义康府祭酒）值班，范晔便邀了一个朋友躲在弟弟屋里一起喝起酒来。酒过三巡，浑身燥热、醉意朦胧之际，范晔忘乎所以，竟推开窗子，以外面丧礼上的哀乐助兴，边欣赏挽乐边饮酒，喝了个不亦乐乎。东晋和南朝南宋都可谓乱世，越是乱世越提倡假仁假义的礼教。而礼教中尤重视“孝”。孝的名目和方式到晋时已繁复得无以复加。最惊人的是父母去世时的礼仪，什么三年服丧、三年素食、三年寡欢，甚至三年守墓，真诚的哀祭扩充为形式上的虚假和伪饰，让活着的和死了的都长久的受罪，这已与子女对父母的实际感情没什么关系。但是，这最不该的虚假却是至理要节，名分礼仪，谁超越谁就要付出惨重的代价。范晔伴着挽乐饮酒助兴这件大逆不道的事情被传了出去，刘义康异常恼怒，告知皇兄，只几天，宋文帝就把范晔从首都建康（南京）贬到了安徽宣城。
这是范晔真性情和文人性格的流露，但在仕途上，从此要付出惨痛的代价。
除了对于礼教的轻慢和对于虚假的抵抗，范晔对待皇帝的态度，更让世人瞠目。
对历代中国人来说，垂涎朝廷、亲近官场、受宠皇帝，简直比“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还要快乐。而范晔给予皇帝的却是一种决绝的洒脱和追求自我个性的高洁。这在当时和后世都是十分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
那是范晔在京还没有遭贬的一个春天，宋文帝刘义隆听说范晔擅长琵琶演奏，很想亲自听听，虽屡次向他暗示，范晔却假装糊涂，始终不肯为皇帝演奏。宋文帝无法，只好在一次春祭后的宴会上直接向范晔提出请求，说：“我想唱一首歌，你可以替我伴奏吗？”一个皇帝，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范晔推辞不过，只好奉旨抱起琵琶弹奏了一曲。宋文帝刚唱完，他立即停止了演奏，皇帝想再听一曲，范晔竟放器离台，不肯多弹一曲一音。大概此时范晔联想到熟悉的《史记》中，那关于战国时赵王为秦王奏瑟，而秦王又被迫为赵王击缶的故事。他感到自己现在像优伶一样为皇帝伴奏，降低了清高的人格。于是，倔犟孤傲的性格使他放下了手中的琵琶。这一放使宋文帝极不高兴，而这一不高兴，也埋下了一代才人终将被杀的悲剧。
让时光倒回到8世纪的大唐，一代诗仙李白写下“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但这也只是在诗中的流露。虽有传说中狂傲的李白曾让贵妃杨玉环捧砚，让宰相杨国忠磨墨脱靴，但我敢断言，这是后世文人的虚狂想象。因为有李白奉诏的《清平调》三首，把个杨贵妃写得绝代佳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是肯定不敢让皇帝的爱妃捧砚磨墨的。虽有诗友杜甫的“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这也只能是文人互捧的溢美之词，哪个敢真正地在皇帝面前不听召唤，连皇帝想多听一首曲子的面子都不给？
但范晔敢，而且真正地就在皇帝身边、在王公大臣们的眼下上演了。这是恃才的范晔，这是文人的范晔，这是古顺阳（南阳）人的范晔。一曲终断，魏晋遗风尽现，壮哉！
五
率性认真，恃才傲物，意气用事，由着自己性子来的范晔，对皇帝、太妃尚且如此，他的被贬是注定的，只是早晚之事。但任何事情都蕴藏着多种玄机，在不同的价值判断里有着不同的结果，成就着一个人在历史时空里的不同评判和地位。被贬谪到宣城的范晔，在郁郁寡欢中亮出他的又一利剑——博学多识，他把目光投向了经史研究。
愤怒出诗人，在逆境中奋起，在文史哲研究和文艺创作中寄托悲情幽思，张扬自己无与伦比的才智，从而展示才华，显示自己的人生价值，是中国历代失意才子的优良传统。左丘明双目失明而著《国语》，屈原被黜流放而赋《离骚》，司马迁受宫刑而撰《史记》，等等，被贬刺激了范晔，被贬也成就了范晔，三十五岁的范晔开始了宣城的史学研究，开始了《后汉书》的撰写。他要以个人之力，撰写出一部点评古人、警启来者的后汉史来。
而在范晔《后汉书》成书之前，有关东汉历史的史学著作，已经问世的不下十余部。要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展现自己对历史的深刻理解和独到发现，去伪存真，臧否公允，记事详赡，议论卓绝，超越前辈诸家，后来居上，体现“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的著史思想，从而一史定音，那必然是要下大工夫和超常智慧的。
这，范晔又做到了。
宣城任上六年，范晔不携眷属妻妾，谢绝交游宾朋，青灯孤影，只留书童陪伴相助。白天处理公务，晚上直至翌日黎明，他都遨游在始自光武帝刘秀南阳起兵推翻新莽（公元25年），终于汉献帝被逼禅位于魏文帝曹丕（公元220年）的历史事件和人物风云中。他以东汉刘珍等奉命官修的《东观汉记》为基础史料依据，以华峤《后汉记》为主要蓝本，继承司马迁和班固述史治学的精神和成功经验，并博采各家之长，删繁补阙，整齐故事，序记赞评。历时多年，终于编著出洋洋百卷，详细记载了东汉一百九十六年风云变幻、血腥风雨的历史。虽有“十志”因与谢俨一起被杀而未竟成，但留下的“十纪”、“八十列传”已奠定了《后汉书》的史学地位。唐以前最受后人推崇的所谓史书“前四史”，即《史记》《汉书》《三国志》和范晔的《后汉书》。而东汉史书自范晔《后汉书》既出，由于见识高明，叙事周密，文笔优美，议论纵放，自唐以后，诸家后汉史书尽被淘汰，相继散亡。而《后汉书》成为我们今天研究东汉历史的一部唯一的正史，一史定学界。
范晔成就了《后汉书》，被贬宣城成就了范晔。他因文人性格，在官运亨通的仕途上被性格绊了一脚，才气冲天而又孤愤难抑，那就擦把脸，喘口气，和历史对话吧。他不知道，此时此刻，他已经完成了一场永载史册的突围，成就了南朝时代又一历史文化名人，并将以一部屈指可数的史学杰作与继往开来的后世进行一次次壮丽的对话。
六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在中国这个中庸的国度，太优秀太卓越必是一把双刃剑，能削平敌人，也能折断损伤自己。精通经史的范晔几乎是一位文艺全才，能文、能诗、能书，通晓音律，能自曲自演。据《宋书·范晔传》记载，他“性情微（精致细微），有思致（有思想和情调），触类多善，衣裳器服，莫不增损制度，世人皆法学之”，也就是说，范晔性情精致，风度儒雅，在当时社会上名声很大，相当于今天的公众人物，拥有众多追星族和粉丝；加上成功地撰写《后汉书》，宋文帝比较喜欢他的弹奏又偏爱他的文才，而使他在政坛上东山再起，先是擢升为扬州长史后又提升为禁军左卫将军、太子詹事，位高名显。这在有着文人相轻传统的士大夫社会中，自然会招致一帮奸邪小人的嫉妒和谗毁。而南朝刘宋政权，虽偏安一隅，但却恪守腐儒文化，任凭寄生要职的一群庸人对一名优秀人才诋毁和攻讦。他们嫉恨他的才能，更怕他再受到皇帝的恩宠而挤开自己，便串通一气，想方设法排挤他、打击他，甚至暗中陷害他。像工于心计的右卫将军沈演之，像见风使舵的小人徐湛之，还有在朝廷担任要职的庚炳之、何尚之、羊玄保等人。他们中任何一人都可对心地纯洁善良而又不善于政治斗争的范晔以极大的伤害，更何况一伙人联手。而锋芒毕露、疾恶如仇，不懂得如何保护自己的范晔，岂能不落入陷阱和布满杀机的官场。
有时，我们也许会幻想一个时代要是出现几个闪耀世界的重量级人物，应该是他所处时代的无上骄傲，他周围的人一定会小心地珍惜他，虔诚地仰望他，在生出敬畏的同时弥补自己缺失的追求和无力攀登的高峰，而不去骚扰麻烦他。但事实恰恰相反，中国世俗社会的机制和人性的弱点非常奇特，它表面上为一位名人或英雄人物的面世鼓掌喝彩，另一方面却在本质上诋毁他、拒绝他、糟践他，起哄式的传扬，瞬间转化为起哄式的贬损：“看，就你小子能，鲜花和掌声都叫你占了，我要是遇上你，不砸你黑砖或打你两闷棍才怪呢。”自卑与狡黠的小人心态让时代鲜有真正的侠士，以及拥戴英雄或名人的气度。
范晔的成功和他的社会名气注定了他要招致杀身之祸。
在范晔没被诬杀以前，让我们掀开南宋朝廷的一角，看看皇位之争的所谓正义与非正义。
南宋开国皇帝刘裕在东晋安帝义熙十三年，即公元418年毒死了白痴皇帝司马德宗，立他的弟弟司马德文，也就是恭帝继位。两年后，再把恭帝罢黜并杀掉。这种杀戮从刘裕开始成为一种传统，亡国失位的君主和皇族像不祥的乌鸦一样，必须全部扑灭。
刘裕当了皇帝只三年便死掉了，他的儿子刘义符坐上了皇位，这个虽年少却很会荒淫暴虐的少帝，在位不到两年即被托孤的大臣们罢黜而杀掉。继任的是他弟弟刘义隆，即文帝。文帝在众兄弟中登上皇帝宝座，他时常有如履薄冰之感：老子篡位，兄长被杀，那自己可得小心，不但要防大臣谋反，更得提防兄弟反目、觊觎王位。
说来也巧，文帝元嘉二十一年时，朝中有位名叫孔熙先的人，是彭城王刘义康的心腹。当年刘义康曾救过他父亲一命，为了报恩，孔熙先异想天开，竟鼓撺刘义康找机会杀掉宋文帝自立为帝。为网罗更多的人帮忙，他看中了范晔。因为当时范晔不但掌握禁军，而且很有盛名，又曾在刘义康部下为官多年，有很深的交情；而刘义康也为宣城之贬，多次向范晔表示歉意，双方已取得谅解。于是孔熙先事先联络了范晔的外甥谢综，又让谢综去联系范晔，希望范晔像父亲范泰支持刘宋代晋一样，事成后封官拜相，成就一番大业。开始，深明春秋大义，对历史上无数筹划谋反的乱臣贼子绝无好下场的历史教训烂熟于心的范晔，一再表示不愿参加，并规劝他们不要有弑君夺位之野心。但他们不死心，通过各种方法拉拢他，并用当年朝廷嫌他庶出又其貌不扬曾拒绝联姻相激，证明皇帝其实并不真正信任他。大概人性中都有弱点，也都有励志向上攀升以证明自己力量的成分。才高八斗的范晔难逃人性中男人的权欲和好强。他想到皇上的喜怒，想到因皇帝不明而受到同僚的挤对和中伤，考虑到自己的未来，加上事成之后丞相高位的诱惑，一个一向以治史为鉴的聪明人干下了天下最蠢的男人所干的事，在没有经过缜密思考和准备的前提下，甚至连刘义康本人还不详知的情况下，一群好事者竟纵容范晔以刘义康的名义起草了宫廷政变宣言。正如俗语说的：“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令人可笑的是，这样重大的政变活动，这帮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文人，不但策划漏洞百出，而且毫无保密意识。这年十一月，一向妒忌范晔才名的刘义康的一个党羽徐湛之向宋文帝告密，并出于积怨和私恨，一口咬定范晔是这场未遂政变的主谋。于是，范晔作为首犯被捕下狱。宋文帝刘义隆因惜才而亲自审问。范晔从容而答：“我辜负了国家，自知罪孽深重，甘受诛死。”文帝就定了他的死罪。元嘉二十二年十二月，也即公元446年1月，在南京数九隆冬季节的寒风苦雨中，一代才人、史学家范晔从容赴死，走完了他注定悲剧的一生，年仅四十八岁。
七
范晔因在那样的王朝中谋反被定下大罪，自知罪不容赦，回天乏术，只好引颈受戮。在等候处决的日子里他最为挂念的不是别的，而是自己的心血之作《后汉书》的命运。他担心后人可能不会正确理解自己，而使《后汉书》湮没不传，为此他给几位外甥和侄子写了一封书，希望借此把自己的想法和《后汉书》传布于世，这就是有名的狱中草撰《与诸甥侄书》。
这是一封很长的书信，其主旨便是对《后汉书》的自我评价，当中有些话很是伤感，“无情未必真豪杰”，男人如此，优秀男人更是如此——
我因一时糊涂而误入歧途，懊悔不已，不该因疏狂放肆而遭杀身之祸，而且连累了不少家人，倍感不安和歉疚。我这个人生来就脑子笨，也不勤奋，稍微用些精力便觉得头昏脑涨，而且口才也不好，所以成熟得较晚。
但我对《后汉书》的撰写还是十分用心和谨慎的，自认对研究历史的心得体会也是有启发意义的，对于治史，我的论点是：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
比较《汉书》，我所著的《后汉书》，内容广博宏富上不一定比得上他（指著《汉书》的班固），但史料的处理和编纂体例的创新，我就不一定比之有愧。我所著的各种传论，都含有精深的意蕴，至于《循史》以下及《六夷》诸篇绪论，更是笔势纵博自如，实在是天下少有的奇妙文章。其中那些切中时弊的文字，往往不逊色于贾谊的《过秦论》。所以我将《后汉书》与《汉书》作过比较，实在不感到有惭愧之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