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居日本时，萧红曾在给萧军的一封信里写道：窗上洒满着白月的当儿，我愿意关了灯，坐下来沉默一些时候，就在这沉默中，忽然像有警钟似的来到我的心上：“这不就是我的黄金时代吗？此刻。”于是我摸着桌布，回身摸着藤椅的边沿，而后把手举到面前，模模糊糊的，但确认定这是自己的手，而后再看到那单细的窗棂上去。是的，自己就在日本。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经济一点也不压迫，这真是黄金时代，但又是多么寂寞的黄金时代呀！别人的黄金时代是舒展着翅膀过的，而我的黄金时代，是在笼子过的。从此我又想到了别的，什么事来到我这里就不对了，也不是时候了。对于自己的平安，显然是有些不惯，所以又爱这平安，又怕这平安。（第二十九封信）
萧红所说的“黄金时代”，指的不仅是人一生之中的黄金年华，对于她来说，亦是指这段不必为钱发愁的安稳的日子。
这个女人的一生，经历过太多的苦难与艰辛。饥饿、贫穷、病痛，这些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只是生活的变奏，而对于萧红，却更像是人生的主旋律。正因为此，“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经济一点也不压迫”才显得弥足珍贵。然而，“什么事来到我这里就不对了”，罕见的稳定和宽裕的生活，让她觉得不习惯，甚至心有不安，一个受过太多苦的女人，在舒适面前总是卑微的，总觉得自己配不上任何稍微好一些的东西，哪怕是短暂地得到了，或许也终将会失去。“又爱这平安，又怕这平安”，不过是因为与其得到了又失去，倒宁可从未拥有这份平安。
命运给予萧红的“黄金时代”确实太短了。她踏上了归国的旅途，新的折磨已在不远处等待着她。
早在萧红归国以前，鲁迅逝世后的一段时间里，萧军、黄源和黄夫人许粤华一道，忙于治丧和纪念活动。在每日频繁的接触中，萧军与密友的妻子发生了有违道义的恋情。这让萧军、黄源、许粤华三人都异常痛苦。由于清楚地知道没有结合的可能，萧军和许粤华都同意，结束这段无结果的恋爱，并促使萧红尽快回国，这也是萧军几度写信劝萧红回国的真实原因。而萧红却并不知情，在复信中不断地表示出想在日本多留一段时间的愿望。
现存的萧红在日本期间寄出的最后一封信，写于1月4日，信中只对萧军说：“新年却没有什么乐事可告，只是邻居着了一场大火。我却没有受惊，因在沈女士处过夜。二号接到你的一封信，也接到珂的信。这是他关于你（的）鉴赏。今寄上。”除了报平安并寄上弟弟秀珂对萧军的“鉴赏”之外，并没有提及任何关于将要回国的事。5天以后，萧红为何改变主意，突然提前回国？其详细原因我们在今天已经无从知晓，只能凭常理揣测，或许是因为她得知了自己的爱人和“闺密”之间发生的故事。
萧军和许粤华的恋情，确实是理智地中断了。但这并不意味着萧军与萧红的关系可以和好如初。一方面，经过了萧军的两次出轨，二萧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而许粤华更不同于陈涓，她是二萧的密友黄源的妻子，也是萧红的好朋友，有了这几层关系，她与萧军的两情相悦无疑对萧红造成了更大的伤害。另一方面，萧军与许粤华的“恋爱绯闻”，在朋友之间早已成了公开的秘密，萧红回国后，在社交场合之中不断遭遇的尴尬局面，也一次又一次刺痛着她敏感而要强的心。
对于萧军和许粤华来说，想要在短时间内忘掉彼此也并非易事。即便两人的身体不在一处，在心里也难免会彼此牵念。萧军曾坦言，他与许粤华结束这段恋情，“并不能说彼此没有痛苦”。甚至在萧红离世已六年后，萧军依然在文章里表示，他“深深系念着”许粤华的下落。而黄源和许粤华，也在几年后宣告离异，各自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他们分手的原因，想必与许粤华对萧军的念念不忘脱不开干系。
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二人，一个心生厌倦，一个心怀怨恨，表面上依然保持着亲密和谐，私下里的争吵却越来越频繁。萧红和萧军在性格上原本就存在着很多不相容之处，当他们集中全部精力用以维持生存时，这一切或许无从体现，而当生存的压力减退，他们想要追求各自的人生发展时，两人在人格取向和审美取向上的差异自然就会凸现出来。正如萧军日后所分析的那样：我从来没把她作为“大人”或“妻子”那样看待和要求的，一直把她作为一个孩子—— 一个孤苦伶仃、瘦弱多病的孩子来对待的。
如果按音乐做比方，她如用一具小提琴拉奏出来的犹如肖邦的一些抒情的哀伤的，使人感到无可奈何的，无法抗拒的，细得如一根发丝那样的小夜曲；而我则只能用钢琴，或管弦乐器表演一些Sonata（奏鸣曲）或Sinfonia（交响曲）！钢琴和小提琴如果能够很好地互相伴奏、配合起来当然是很好的；否则的话，也只有各自独奏合适于自己的特点和特性的乐曲了。无论音量、音质或音色……它们全是不相同的。
萧红的内心敏感纤细，她需要的是一个细致、耐心而善解人意的男人的体贴；而萧军的个性粗直豪爽，他顾及不到女人心里的一些微妙的情绪。萧红自尊要强，她希望与自己的爱人平等地相处；而萧军是大男子主义者，对于他来说，萧红与其说是妻子，不如说更像孩子，他保护她的方式是武断甚至蛮横的。萧红坚韧隐忍，为了心爱的人，她愿意把委屈藏在心里，独自默默承受；而萧军率性不羁，有什么就说什么，心里想什么都表现在脸上，不喜欢拐弯抹角，更不喜欢费尽心思地去揣度。
在生活上，萧红是一个精明的主妇，对衣食住行都有精细、周全的安排；而萧军不拘小节，不喜欢萧红为一些吃食、衣物的小事唠叨，认为那是对生活自由的干涉，哪怕知道她是关心自己，也毫不领情。
从萧军晚年对萧红信简的注释来看，他自始至终都把萧红看作一个弱者。诚然，在她被汪恩甲背弃时，是他拯救了她；在她创作的起步阶段，是他指导了她。可是萧军却忽视了，这个经他拯救、指导的弱女子，已经有了在异国他乡自食其力的能力，已经创作出了大量优秀的作品，甚至已经成为一个更有才华和潜力的伟大作家。她怎么能容忍爱人始终以对待无知少女的方式对待自己呢？
萧军习武出身，本质上是一个军人，以军人的方式处理感情，久而久之，自然看不惯萧红的敏感小性儿；而萧红不愿做男人的附庸，自然也承受不起萧军的粗蛮暴躁。
据胡风的夫人梅志回忆，萧军与萧红的争吵曾一度发展到了家庭暴力的程度：一个日本的进步作家来上海游历，特别想见见许广平先生和我们大家。在一间小咖啡室里，萧氏夫妇来了，还有另外几位。但是大家最奇怪和最关心的是萧红的眼睛，她的左眼青紫了很大一块，我们都不约而同地背着客人走到她身边轻声地询问：“你怎么了，碰伤了眼睛？”
“好险呀！幸好没伤到眼球，痛不痛？”
“怎么搞的？以后可得小心呀！”
对这些好心的问话，她平淡地回答：
“没什么，自己不好，碰到了硬东西上。”她又补充一句，“是黑夜看不见，没关系……”
回答得虽然有点吞吞吐吐，但我们谁也没有不相信。
送走了客人，大家都一起在街上溜马路时，女太太们又好心地提起这事，主要是希望萧红以后要小心，萧红也一再点头答应我们。可是走在一旁的萧军忍不住了，他表现男子汉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的气派，说：“干吗要替我隐瞒，是我打的……”
萧红仅淡淡地一笑：
“别听他的，不是他故意打的，他喝醉了酒，我在劝他，他一举手把我一推，就打到眼睛上了。”同时她还细声地告诉我：“他喝多了酒要发病的。”
“不要为我辩护……我喝我的酒……”
我们不好说什么，就这样各自走散了。
萧红在众人面前极力掩饰萧军打伤她的事实，不过是为了维护作为妻子的那点可怜的尊严，而萧军却连这一点面子都不愿意给她，这让旁观者看来都忍不住叹息。
多年以后，萧军在回忆中亦谈及自己对萧红的“暴力”举动，似乎是为了回应在这件事情上外界对自己的指责，他解释道：记得在上海有一次横过“霞飞路”，我因为怕她被车辆撞倒，就紧紧握住了她的一条手臂。事过后，在她的这条手臂上竟留下了五条黑指印！
还有一次在梦中不知和什么人争斗了，竟打出了一拳。想不到这一拳竟打在了她的脸上，第二天她就成了个“乌眼青”。于是人们就造谣说我殴打她了，这就是“证据”！
有一次我确是打过她两巴掌。这不知是为了什么我们争吵起来了，她口头上争我不过，气极了，竟扑过来要抓我——我这时正坐在床边——我闪开了身子，她扑空了，竟使自己趴在了床上，这时趁机会我就在她的大腿上狠狠地拍了两掌——这是我对她最大的一次人身虐待，也是我对她终生感到遗憾的一件事，除此再没有了。
萧军进而说：
夫妻或男女之间的事情，第三者是难于判清真正、实质……的是非的，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事”倒是经验之谈。除非你别有用心，别有目的……才喜欢在别人夫妇之间表示偏袒某一方。一般夫妻的事情只有他们自己去解决，别人，最好“管住你自己的舌头”。
萧军的这番谈论，固然有一定道理，然而，即便是轻描淡写的叙述，亦完全无法掩盖他对萧红的伤害。更何况，萧红孱弱、多病的身体怎能经受得起武夫的重拳？
二萧的感情裂痕，让许广平和梅志都分外惋惜。这对作家夫妇的生活，刚刚风平浪静下来，又再次遭到了暴风雨的迎头袭击。在作品中，他们能深刻地书写人生疾苦，揭示人性人情，为何在现实中，却经营不好一个小小的二人世界呢？
精神上深重的屈辱和痛苦，再次加剧了萧红的胃痛和失眠。她无力再忍耐感情的创伤，只有再一次选择逃离。
1937年4月23日夜，萧军和张秀珂把萧红送上了北上的列车。就像前一次去日本一样，这一次，萧红也暗暗奢望，自己短暂的离开能换来萧军的平心静气，甚至回心转意。
这天夜里，萧军在日记中写道：
她走了！送她回来，我看着空旷的床，我要哭，但是没有泪，我知道，世界上只有她才是真正爱我的人，但是她走了！……
这句话，似乎一语成谶。
他知道，只有她才是真正爱自己的人，然而他却仿佛无法克制地、一次又一次伤害她。一面镜子一旦破了，就再难以圆满，这道深深的伤口不能弥合，也无法医治。
这一夜，他无能为力地看着她的背影渐行渐远。
终有一天，也许就在不远的将来，他依旧是这样无能为力地，看着她永远地离去，再也没有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