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亚历山大所进行的那些战争就战争方式本身来说也是唯一的。他用自己所带领的那支虽然人数相对较少，却是以组织完备而闻名的军队，推翻了亚洲一些国家的腐败的统治。接着他又马不停蹄并且毫无顾忌地直接深入到了辽阔的亚洲，并且一直到达了印度。一般的共和国是不可能完成这一壮举的，只有国王亲自指挥军队（就好像他自己指挥着自己的私人护卫队一样），才有可能以这样的速度完成这样伟大的事业。
中世纪很多的大大小小的君主国用封建的军队进行战争。在这段时期里，所有的行动都只能是暂时的。所有不能在这个相对较短的时期内完成的事情，就只能被当作是无法实现的事情。封建的军队本身就是由封建从属关系所联系到一起的各个部分构成的，在这里把它们联系在一起的纽带，一半是法定的义务，另一半则是自愿发起的同盟。整体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联邦式的集合体。装备和战术则是建立在以自己本身的力量自卫的基础上，建立在个人战斗的基础上，因此这种情况并不适用于较大的军队。所以，在军事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期像这个时期一样，国家自身的结构是如此的不牢固，各个组成成员之间是如此的不受约束。这所有的一切都决定了这个时期的战争的特点，那就是这些战争都是进行得相对迅速，军队很少在战场上长时间停留，战争的目的也简单到只是惩罚敌人，而不是打垮敌人，只是抢夺敌人的财富，破坏敌人的城堡，在达到这一目的以后就直接返回了自己的家园。
大的商业城市和一些比较小的共和国却是使用雇佣兵来进行战争。这种战争的军队开支很大，并且人数受到很大的限制。从战斗力来看，它们的价值就显得更加的微小，当然，根本谈不上高度的发挥力量，它们作战时有很大一部分只是装模作样。简单来说，同仇敌忾的士气已经不再是推动交战双方国家直接参加军事行动的原动力了，而是变成了交易中的商品。战争本身所具有的天然属性中的危险大部分都已经消失，战争的性质也已经完全发生了改变，人们根据战争的性质为战争所确定的一切，对这样的战争已经完全没有约束力了，也不再适用于这样的战争了。
随着时代的变迁，封建的领地制度逐渐演变成了对整块领土统治的形式，国家的结构也比以前变得紧密，公民的人身义务变成了物质义务，其中大多数逐渐被支付的金钱所替代，领军饷的士兵代替了封建的军队。雇佣兵只是他们的一种过渡形式，因此在一段时期内，也是较大的国家的工具。但是，这样的情况并没有维持多长的时间，短期的雇佣兵逐渐演变成了长期的领军饷的士兵，于是各国的军队也就成了依靠国库供养的常备正规军了。
在军队逐渐向常备军这个方向发展的过程中，自然就产生了这三种类型的军队，分别以各种方式同时存在的现象，在亨利四世时期，封建军队、雇佣兵和常备军就是同时存在的。到了三十年战争时代仍然有雇佣兵存在，甚至到了十八世纪，还能看到雇佣兵的个别身影。
就像这些不同时代的军队是各不相同的一样，欧洲各国的其他情况在不同时代也是各不相同的。当时的欧洲已经基本上分裂成了许多的小国，这其中包括一些内部动荡不安的共和国，一些是政府权力极为有限的、不巩固的小君主国。这样的国家根本不能当作是一个真正的统一体，只能当作是一些力量松散的结合体。因此，我们也不能把这样的国家当作是根据简单的逻辑法则就可以行动的组织。
我们一定要从这样的观点出发，来研究中世纪的外交政策和战争。在这里，我们先提一下德意志皇帝在五百年的时间里，连续不断地向意大利发动战争，他从来没有完全地占领意大利，甚至他自己从来都没有这样的想法。这样一来，人们就简单地认为这是一种经常反复出现的错误，是一种具有时代特性的错误观点的表现。但是，相对较为合理的解释是把这种情况看作是由很多重大的原因所决定的，这些原因虽然我们也可以大致地深入了解它们，并解释它们，却不能深刻地体会它们。只要从这种混乱的状态中所产生出来的大国需要时间进行巩固和发展，它们的力量和努力就只能主要用在这方面。由于这个原因，这些大国很少主动发起对外部敌人的战争，即使发动了这样的战争，战争本身也带有参战国自己不够稳固的特点。
英国对法国发起的战争就是最早的这一类型的战争，当时的法国还不能算作是真正意义上的君主国，只能把它作为一个公国和伯爵领地的结合体。虽然英国在当时更接近一个统一体，但也仍然是在国内动荡不安的情况下用封建军队进行战争的。法国在路易十一时代逐渐完成了国家内部的统一，在查理八世时代成为了敢于发动战争，侵略意大利的强国，到了路易十四的时代，它的国家和常备军都得到了高度的发展。
西班牙在联合王斐迪南时期已经开始了统一的进程，通过偶然的联姻，在查理五世时代迅速形成了由西班牙、勃艮第、德意志和意大利组成的强大的西班牙王国。这个强人使用金钱弥补它在统一和内部稳固方面的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它的常备军成了第一支能够同法国的常备军相抗衡的军队。可是好景不长，在查理五世退位以后，这个强大有力的西班牙巨人内部发生了变动，分裂成为西班牙和奥地利两个部分。这时，奥地利由于得到了波希米亚和匈牙利的支持而增强了力量，成为了一个很大的强国，并且把德意志邦联像拖船一样拖在了自己的身后。十八世纪普遍存在的常备军，在十七世纪末期，即路易十四时期，就已经发展到了顶峰。这种军队是靠征募和金钱建立起来的。在这个时期，各个国家已经完成了国家的完整和统一，各国的政府都把自己臣民的人身服役改为金钱纳税，于是，它们的所有的力量就都集中表现在它们自己的金库上。由于文化事业的迅速发展，行政管理方式的日益完善，国家力量和以前比起来已经变得非常的强大。法国已经可以派出数十万常备军外出发动战争，其他各个国家也都可以派出相对应的数量的军队。
各个国家的其他情况也和以前不同。欧洲已经分成了二三十个君主国和几个共和国，可以想象得到，如果其中某两个国家之间进行一场巨大的战争，就不可能像以前一样，必然会牵涉到许多的其他相关国家和军队。政治关系仍然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结合，但是它们是能够看得到的并且随时可以根据概然性加以确定。
每一个国家都已经变成了内部关系非常简单的君主国，等级的权力和影响已逐渐消失，政府是一个完全的统一体，它对外代表的是国家。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个适当的工作和独立的意志，战争就可以具有和它的概念相一致的形态。
在这个时期，又出现了三个新的亚历山大：古斯达夫·阿道夫、查理十二和腓特烈大帝。他们妄图利用数量较少但是组织完备的军队把小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王国，并进一步达到打垮所有敌人的目的。如果他们也和亚洲的其他国家开展过战争，那么就其作用本身来说，他们和亚历山大就更加相似了。无论如何，从他们在战争中敢作敢为这一点来看，我们就可以把他们当作是拿破仑的先驱者。
然而，战争从这方面得到的威力和彻底性，又会因为另一方面的原因而失去。
军队是靠着国库来养活的，君主大多是把国库看作是他自己的私有金库，至少能把国库看作是政府的，但绝对不能把金库看作是属于人民的东西。同周围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除了进行一些贸易往来以外，大部分关系只是涉及国库或者政府的利益，而与人民的利益是没有任何关系的，至少这是一种大众化的看法。因此，政府是以一种巨大财富的拥有者和管理者自居的，它们不断地努力增加财富的数量，可是它们的臣民大多对此却没有什么兴趣。
在鞑靼人出征时，是全民参加的战争，在古代的共和国和中世纪，是大多数人民（如果人民这一个概念只限于仅指国家真正的国民而言）参加战争，但在十八世纪的这种形势下，人民从来没有直接参加过战争，只不过是通过他们素质的好坏对战争产生一些间接的影响。
这样，当政府忽略了人民并且把自己当作是国家的时候，战争也就完全成了政府依赖国库内的金钱和本国的或者是邻国的无业游民所进行的事业了。于是各国政府所能使用的手段就具有了一定的限制，也就是说使用手段的范围和持续的时间都有了一定的限制，这种限度是参加作战的双方彼此都能够猜测出来的。由于有了这种限度，战争最危险的方面也就消失了，即走向极端的趋势和与此有关联的一系列难以预测的可能性就消失了。
在战争开始之前，交战的双方就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大致地知道对方有多少财富、金钱和信用贷款的额度，也可以知道双方有多少军队。在战争发起的时候，大幅度地增加这些储备是不可能完成的。知道了对方的最大限度的力量是多少，那么在战争中针对对方的情况准备自己一方的储备，使自己不至于遭到完全的毁灭就有了相当大的把握；当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如果不够强大的时候，就会选择适当的目标作为此次战争的目的。当双方的力量不至于使自己遭到极端的打击，自己也就没有必要去追求极端的力量储备了。
在这种情况下，必然性就不会再去驱使我们去追求极端，也只有勇气和荣誉心还能促使人们去追求极端，但是这在各个国家之间的关系中会碰到巨大的阻力。以至于即使是君主本人担任统帅的国家也不得不小心谨慎地对待战争。如果军队都被打击粉碎了，他也就没有其他办法再建立出新的军队了，而且除了这支军队以外，他自己什么也没有了。这种情况就保证了在采取行动的时候要特别的小心谨慎。只有在时机表现得极为有利的情况下，才有可能采用这种会让自己付出极大代价的手段。统帅的艺术就在于非常善于创造出这种对自己极为有利的时机。虽然这种时机在没有显现出来的时候，人们好像无所事事，这样一来，就没有理由去采取任何的行动，一切力量也就是所有的动机就好像是静止的一样。首先发动进攻一方的最初的动机也就在谨慎和犹豫不决中消失了。
在这种情况下，战争在本质上已经变成了真正的纸牌游戏，操纵洗牌的只能是时间和偶然性。战争就其意义来说，就是一种比较强硬的外交手段，是一种非常有力的谋求谈判的方式，在这里会战和围攻就是重要的一种外交文书。即使是荣誉感非常强烈的人，他的根本目的也不过是谋求适当的利益，这样就可以在缔结和约的时候作为谈判的资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