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文我们已经讨论过，战争之所以具有这种有限的、规模不大的形态，是因为战争本身所依赖的基础是非常的窄小的。可是，古斯达夫·阿道夫、查理十二和腓特烈大帝这样出色的统帅，他们率领着出色的军队，也没有能够超过一般的水平，所以只能满足于取得简单的战果，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只是因为欧洲当时所存在着的那种政治均势。在这以前，当时的欧洲存在着许多的小的国家，这些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是那种简单直接的、完全自然性的利害关系。由于某些国家距离近、接触多，所以存在着亲戚关系和个人之间的友谊，这一切都可以起到阻止其中某个国家在短时间内迅速崛起。但现在的情况是国家变得越来越大了，这些国家的中心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了，这一点就只能由各国的外交事务的进一步发展来实现了。政治上的利害关系、国家之间的引力和排斥力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微妙的体系，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如果没有所有国家的政府的参与，在欧洲就不会发生战争。
因此，新的亚历山大除了要有一把利剑以外，还需要拿起一支好笔，即使这样，他在征服其他国家方面还是没有取得大的进展。
虽然路易十四试图破坏欧洲的均势，而且在十七世纪末期，他已经没有必要担心对他的普遍的敌对情绪，可是，他仍然只能以传统的方式来进行战争，这是因为，他的军队虽然是最强大的王国的军队，但是就其军队本质来说，仍然和其他王国的军队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在战争中对敌对的国家进行掠夺和破坏，在鞑靼人时代、古代各民族时代，甚至是在中世纪都起到过巨大的作用，但是在现在已经不符合时代的精神了。我们有理由把这种行为当作是没有意义和野蛮的，因为这种行为很容易遭到报复，而且在本质上与其说打击了敌国的政府，还不如说是打击了敌国的人民，因此起不到多大的作用，这种行为只能使各民族的文化水平永远处于一种落后的状态。因此，战争无论是从所运用的手段还是从目的来说，都越来越受到军队本身的限制了。军队包括它的要塞和已经构筑完全的良好的阵地形成了国中之国，战争的要素在其中已经逐渐地消失了。整个欧洲都是因为看到了这种趋势而感到高兴，并且认为这是智力进一步发展的一种必然结果。虽然这是一种误解（智力的进一步发展一定不会导致矛盾，也不可能使二乘二等于五），对于各国人民群众来说，这种变化却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在这里我们也不能否认，这种变化使战争更加纯粹地成为了政府的事情，和人民的关系越来越疏远。在这个时期，一个国家如果是战争中的进攻者，那么它的战争目标大多是占领战争敌对国的某个地区；如果一个国家是战争中的防御一方，那么它的战争设想在于阻止敌人达到这个目的；而各个战局的目标则在于占领敌人的某个要塞，或者是阻止敌人占领自己的要塞；只有当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的会战已经不可避免的时候，才会寻求和进行会战。如果当会战不可避免地要发生的时候，统帅如果只是由于追求胜利而主动寻求会战的话，那么这个统帅就是一个鲁莽的统帅。一般情况下，在一次的战局中只进行一次围攻，最多进行两次围攻，这场战争就会结束了，而冬营已经被认为是一个必然的休战时间。在冬营期间，交战双方中一方的不利态势一定不会成为另一方的有利条件，双方之间的相互接触几乎是完全中断的状态，因此，也可以说冬营成了一次战局和另一次战局之间的明显的界限。
如果在战争中交战双方的力量过于均衡，或者是进攻的一方相对薄弱，那么在战局进行的过程中会战和围攻可能不会发生。这样一来本次战局的所有手段就只能保持某些阵地和仓库，或者是按照计划逐渐占领敌方的某些地区。
只要战争都是这样进行的，那么战争威力受到的自然限制始终是直接的，人们在上述的状态中就不可能会产生矛盾，就会认为这所有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地处在正常的状态下。从十八世纪开始，对于军事艺术的讨论只注意到战争的个别问题，并没有过多地考虑到战争的开始和结局。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各种所谓的关于伟大和完美的统帅的说法，甚至连道恩元帅也可以看作是伟大的统帅，尽管他的功绩主要是让腓特烈大帝完全达到了目标，而使玛利亚·特利莎完全没有达到目的。在当时，只是偶然出现过一些精辟的见解，也出现过含有健全的理智的见解，认为如果一方拥有绝对优势的兵力，那么他就应该要争取某种积极的更大的目标，否则，不管你使用什么手段，都不能把这次战争完成好。
在法国大革命爆发时，出现的战争情形类似这样。奥地利和普鲁士企图使用它们外交式的军事艺术进行战争。但是这种军事艺术在战争中没利用多久，就表现得不够用了。当时，人们习惯按照常规的方式来看待事物，把希望寄托在不太多的军队上。但是，1793年，在战争中发生了一种让人们意想不到的情况。战争突然变成了人民的事情，并且全部都成了以国民自居的三千万人的事情。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在这里，我们不能把所有情况研究出来，只能探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结论。因为战争中有了人民的加入，所以，战争再不是政府和军队的事情，而是取决于全国的人民的力量。这时，原来的界限在一切所能利用的手段和所能做出努力的作用下已不存在了，用来进行战争的力量也遇不到阻碍，因此，这时对敌人来说危险也是最大的。
在上文所述的情况下，整个革命战争如果在人们不能完全地认识到它的威力和不能充分地了解它就已经过去了；或者革命将领们如果不能坚持不懈地追求最终的目标，不能摧毁欧洲的专制王朝；或者德意志的军队有能力进行胜利的抵抗和阻止对方胜利的浪潮，那么，造成这些情况发生的原因实际上就是法国人在使用军事艺术进行战争时，表现得不够完美而造成的。这种不完美，开始出现在士兵身上，慢慢发生在将军们身上，最终，这种不完美竟然在督政府时期在政府身上表现出来。
当这一切在拿破仑的统领下日趋完善后，这支利用全体人民的力量组建起来的军队，满怀信心地走遍欧洲，在所有旧式的军队前面从来没有犹豫过，击退了所有敌人的抵抗。从而，反抗的力量惭惭地得到了复苏。在西班牙，战争也就很自然地成了人民的事情。1809年，在奥地利，政府进行了充分的准备，组建了预备队和后备军，最后按着既定的计划接近了进攻的目标，这时做出的事情比这个国家未感到可以做到的事情还要多得多。1812年，俄国模仿了西班牙和奥地利的做法，虽然俄国在这一方面准备得比较晚，但是凭着幅员辽阔的自然的地理条件，也产生了效果，并且把这种效果扩大，获得了辉煌的成果。在德意志，普鲁士率先发起行动，把战争当作了人民的事情，在人口逐渐减少了一半和根本得不到金钱和贷款的情况下，使兵力比1806年增加了一倍。德意志的其他各邦看到普鲁士取得的成果，也都纷纷模仿起来。奥地利所做的努力虽然产生的效果不是很大，比1809年小，但是也调动了成千上万的兵力。这样一来，如果把参加战争的人员和损失的人员都计算起来，在1813年和1814年，德意志和俄国在对法国发动的两次战争中，大约使用了一百万人的兵力。
在这种情况下，作战的战斗力远远超过了从前，虽然还不能完全达到法军的水平（在其他方面，畏难情绪还占主要地位），但是总体来说，战局已经发生了改变，军队不再是按照传统方式进行战争，而是按照新的方式进行战争。经过八个月的作战，战场逐渐从奥德河转到塞纳河，第一次使傲慢的巴黎低下头，拿破仑成了可怜虫被捆绑着倒在地上。
自拿破仑指挥战争以后，战争的主动权掌握开始是在作战的一方，后来，当战争逐渐变成人民的事情时，战争的主动权就掌握在被进攻的一方。因此，战争的结果得出了不同的性质，更确切地说，战争已经非常靠近其真正的性质，靠近其绝对完美的形态。在战争中，已经不再明显地限制使用什么手段了，并且，政府和人民的热情把这种限制给淹没了。随着作战方式的增多，获得成果的范围也逐渐得到延伸，由于人们表现出强烈的激动情绪，作战的战斗力也超乎人的想象，并得到了提高，这时，军事行动的目标就是打垮敌人。只有当敌人意志消退，战斗无力地倒在地上时，才可以停止行动，然后，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和对方进行谈判。
因此，当战争要素从所有因袭守旧的桎梏中解脱出来时，就迸发出整个自然的力量。这是因为每个国家的人民参与了这项重要的国家事务。之所以人民加入进来，一方面法国革命在世界各国内部产生了影响并把战争推向了高潮；另一方面，世界各国人民感受到了法国人威胁的紧迫性。
那么，上述情况是不是会长期存在下去呢？将来欧洲的所有战争是不是都会倾国倾城地去参加战斗，并且只是为了各国人民切身的重大利益才进行的呢？以后政府能不能逐步脱离人民呢？这些问题都是很难断定的，而且我们也不能凭空想象地做出结论。但是，有些看法是能得到人们认同的，也就是说只有当人们还没有感觉到将要发生什么事情时，才会存在以上所说的限制，一旦打破了这些限制，就很难恢复起来；至少，每当出现重大的利害关系时，交战双方的敌对情绪就必须用现在这种方式来解决。
我们对历史的考察就谈到这里。我们进行这种考察，目的并不是急于给每个时代规定一些作战原则，而只是指出，每个时代的历史背景和特点产生出每个时代的战争特点，每场战争都被其固有的特定的条件和范围所限制。因此，经常有人希望根据哲学原理来制定战争理论，每个时期依然保留着自己独有的战争理论。由此可见，在推断每个时代发生的战争事件时，一定要研究每个时代的社会背景和特点，只要不在那些琐碎的事情上花费时间，而是观察和了解大的战争事件，深入地了解每个时代的特点和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这样，才能正确地了解和认识当时的统帅，并且对统帅做出公正的评价。
然而，有些作战方法，是受国家和军队的特殊情况所限制的，这样，必然会有一些比较具有一般性的因素，甚至还有一些完全具有一般性的因素，这些因素就是理论最先需要加以研究的。
现阶段，战争中包含最多的因素是一般适用的和必要的。然而，将来的战争恐怕也难完全具备这种规模巨大的特性，因为战争一旦突破了限制，就不再被紧紧束缚。在理论上，如果只考虑这种绝对战争，那么，就会把战争性质由于外界的影响而产生变化的情况排斥在外，或者把这些情况作为错误而加以斥责。这并不是理论的目的。因为理论必须是一种研究实际情况中的战争的学说，而不是研究空想中的战争的学说。所以，理论在考察、区分和调整每种事物的时候，总是要考虑发生战争的情况的多种形式。因此，它在确定战争的大概框架时，应该想到当时的时期和当时所处情况的需求。
综上所述，我们必须指出，进行战争的人，提出的战争目标和所拥有的手段，是根据他所处的具体环境来确定的，同时，又具有时代和普遍情况的特性，最后，它们还需要服从于从战争的性质中必然得出的一般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