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略范围内，每个部分的几何位置，一定要由最高统帅来安排和决定，任何次一级的指挥官都没有权力过问他的友邻部队需要做什么和不需要做什么，他们只能根据统帅的指示，无条件地去实现自己应该追求的目标，这无论在什么样的场合都是坚定不移的。如果因为这个原因造成了非常不协调的情形，那么，上级指挥官一般是能够及时地采用补救措施的。因此，分散行动所造成的主要弊病是能够避免的，这个主要弊病就是：制约事件发展过程的不是真实的情况，而是很多的疑虑和假设，每个突发事件不只是影响到与它直接相关的那个部分，而且同时还会影响到全部，次级指挥官个人的弱点和个人的敌忾心具有非常广泛的活动余地。
总之，只有当人们没有认真地研究过战史，没有把重要的和不重要的事物区分开，没有估计到人的弱点的全部影响，才会认为上述看法是不合理的。
凡是具有战争经验的人都得承认，当分成几个纵队进行攻击时，仅仅依靠各个部分之间的步伐一致来取得胜利，在战术范围就已经极为困难了；如果再加上各支军队之间距离较远，那在战略范围内则就是难上加难了，或者说，根本是不可能实现的。如果各个部分经常保持步调一致是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那么，分兵进行战略进攻则应该完全被否定。但是，我们不能随意地完全否定这样的进攻方式，因为某些无法给予改变的情况可能会迫使我们采取这样的进攻。另外，即使在战术上，各个部分在作战过程中经常保持步伐一致，也是没有必要的；至于在战略上，如上文所说，就更没有必要了。因此，在战略范围内，完全没有必要去重视各个部分经常要保持步伐一致的问题，更应该坚持给各个部分分配其各自的任务。
在这里，我们对如何适当地分配任务还要做一些重要的补充。
1793年和1794年，奥地利军队的主力在尼德兰，普鲁士军队的主力在上莱茵地区。奥军从维也纳开往孔代和伐郎兴时，曾经与从柏林出发到兰道去的普军在路上交叉而过。奥地利在尼德兰虽然可以防御它的比利时各省，甚至还可以去占领法属弗郎德勒（如果它需要的活），但是，这些利益在当时都不是主要的。因此，考尼茨侯爵死后，奥地利大臣土古特为了集中兵力就完全地放弃了尼德兰。诚然，奥地利人到弗郎德勒比到阿尔萨斯差不多要远一倍，因此，在兵力受到严格限制，一切都要靠现金维持的时代，他做出这样的选择就绝对不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但是，土古特显然还抱有其他的企图，他想把尼德兰置于危险的境地，以此迫使与尼德兰、下莱茵地区的防御息息相关的国家（如荷兰、英国和普鲁士等）做出更大的努力。不过，他也失算了，因为当时的普鲁士政府是绝对不会上当的。无论如何，这一事件的整个过程，也让我们看到了政治上的利益对战争进程所起到的重大影响。
普鲁士在阿尔萨斯没有需要防御之处，也没有需要夺取之处。1792年，在骑士精神的驱使下普军曾经过洛林向香槟进军，但是，当这次进军的形势表现出不利时，普鲁士就只剩下了一半继续作战的兴趣了。如果在尼德兰，普军凭借自己与荷兰的直接联系，由于它们曾经在1787年征服过荷兰，因此几乎可以把荷兰看作自己的国土，则完全可以掩护下莱茵地区，进而也就掩护了普鲁士王国最靠近战区的那部分国土。同时，在这里，普鲁士也可以得到英国的援助，鉴于它们之间的同盟关系比较稳固，英国也就不致那么容易地遭到普鲁士政府的诡计（虽然普鲁士政府后来实际上也确实那样做了）。因此，如果奥军将自己的主力配置在上莱茵地区，而普军将自己的全部兵力配置在尼德兰，奥军在尼德兰只留下一个普通的军，那得到的效果可能就要好得多了。在1814年，如果用巴尔克来将军代替敢作敢为的布留赫尔来统率西里西亚军团，将布留赫尔留在主军中受施瓦尔岑堡的指挥，也许这一战局就会彻底失败了。
在七年战争中，如果断作敢为的劳东的战区，不是在普鲁士王国最坚固的地区西里西亚，而是在帝国军队的所属区域内，那么整个战争的情况也许就会完全不同。
为了进一步认识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把下列几种不同的情况根据其特点加以区别：第一种情况：与我们共同作战的其他国家，不仅仅是因为与我们有着同盟关系，也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第二种情况：同盟国的军队前来作战是为了支援我们。第三种情况：将帅的个人特点不同。针对前两种情况，可能有人会针对军队的编制和行动提出这样的疑问，是采用1813年和1814年那样的做法，即把各国军队完全混合起来，使各个军团都是各国军队的混合编成好呢，还是尽可能让各国的军队保持各自独立的编制，让它们比较独立地行动好呢？显然，第一种方法是最为有利的，但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即各国必须拥有一定的友好关系和共同利益。但是，具备这种前提条件的情况是很少的。当各国军队完全混合起来，则各国政府的利益也很难被区分开来，同时，由于各国指挥官一些自私的利益所起到的不利影响，则很容易就会表现在次一级的指挥官身上，进而就会表现到战术范围内，即使是在战术范围内，也不会像在各国军队完全分开的情况那样，可以自由地表现出来。如果各国军队完全分开，那么这种不利影响就会牵涉到战略范围，就很可能会起到极为重大的作用。不过，正如我们前文所说的那样，如果采用第一种方法，则各国政府还必须具有牺牲的精神。1813年所面临的紧迫情况，曾经迫使各国政府采取了这一方法，其中最为值得赞扬的就是，当时军队最多，而且对局势的好转贡献最大的俄国皇帝，并没有在虚荣心的驱使下让俄军独立作战，而是把他们交给了普鲁士和奥地利的统帅统一指挥。
其实，如果各国军队不可能这样地联合起来，那就不如让各国军队完全分开，总之，比半分半合要好很多。最糟糕的情况就是，不同国家的两个独立的统帅在同一个战场上，例如在七年战争中的俄军、奥军和帝国军队就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在各国军队完全分开的情况下，必须完成的任务同样也可以完全分开，因此，各国军队就会为了自己所承担着的任务，在形势的逼迫下进行更多的活动。如果分开的各国军队联系比较密切，甚至是在同一个战区内，情况则就很可能不是这样了，其中一支军队一些不好的想法，很可能会造成另一支军队在力量上处于瘫痪状态。
在上述三种情况中的第一种情况下，通常因为各个国家的自身利益已经为本国军队规定了各自的目标，各国军队要完全分开没什么困难。但在第二种情况下，前来支援的军队可能就没有自身的目标，通常可以完全处于从属的地位（前提是前来支援的军队的兵力应该这样做），例如奥地利军队在1815年战局末期和普鲁士军队在1807年战局中的情况就是这样。
至于将帅个人问题，就要根据具体情况区别对待。但是，我们必须提出一些总体意见，要派敢作敢为的人来担任，而不要任命小心谨慎的人来担任从属部队的指挥官（通常很容易这样做）。我们曾经指出，在军队分开行动时要想取得战略上的成果，最重要的一点在于每个部分都积极行动，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的作用，只有这样，某一地点发生的错误才可以被其他地点取得的成果所抵消。只有指挥官是行动迅速和敢作敢为的人，他的意志和内心的欲望能驱使他前进时，各个部分才能充分活动起来；仅仅是冷静客观地考虑行动的必然性的人，很难使他手下的军队充分活动起来的。
最后，我要指出，在运用军队和将领时，只要情况允许，就要使他们的特点、任务和地形情况结合起来。常规部队、训练良好的部队、大批骑兵、谨慎和明智的经验丰富的老年指挥者应该用在开阔地上；民兵、百姓武装、以亡命之徒临时拼凑起来的武装、敢为的年青指挥者应该用在森林地、山地和隘口上；增援部队应该用在它们所擅长的相对富饶的地区。
在这里，我们已经从总体上谈了战争计划，又在本章中重点谈了以打垮敌人为目标的战争计划。在这些全部论述中，我们想特别强调战争计划的目标，然后再指出采用具体军事手段和方法时应当遵守的原则。通过这样的论述，我们使读者清楚地了解，在战争中，应该追求什么和具体做什么。我们在强调必然性和普遍性的同时，也给特殊性和偶然性留下余地，但不考虑那些随意的臆想的因素。如果我们的论述达到了这个目的，那么就可以认为我们已经完成了任务。
我们没有谈到如何利用江河迂回、利用制高点控制地形、如何规避坚固的阵地、如何寻找国士的锁钥等问题，如果有人因为这些而感到很奇怪，就是还没有理解我们的意图，而且在我们看来，他还没有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理解战争。
我们在前几篇中，已经初步论述了这些问题，并且已经明确指出，上述几点的作用往往比普遍的看法所想象的要小得多。就以打垮敌人为目标的战争而言，上述几点就更不能起到重大的作用，也就是不会对整个战争计划产生任何影响。
关于统率机构的问题，我们将在本篇的最后用专门的一章加以论述（遗憾的是，作者并没有完成这一章）。
现在我们举一个例子来结束这一章。
如果奥地利、普鲁士、德意志邦联、尼德兰和英国决定对法国作战，而俄国保持中立（这是最近一百五十年来经常出现的一种局面），则它们可以进行以打垮敌人为目标的进攻战。其原因在于，无论法国再怎么强大，它仍然可能面临以下的状况，如大部分国土被对方占领、首都沦陷、资源不足等，且能够给予自己强有力的支援除了俄国，再没有任何其他大国，西班牙离得太远且所处地理位置也极为不利，意大利各邦目前过于腐败又自身力量太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