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以后仍有不少仁人志士致力于中国海军的振兴，陈绍宽便是不遗余力者之一。1918年，他到欧洲考察了美、英、法、意等国后，写出了发展海军即海军航空兵和潜艇的报告书。南京国民政府一度想扩充海军，曾扬言说：“要挽回国家的权力必须建设很大的海军，使我们中华民国成为世界上一等海军国……”1931年、1933年乃至此后的连续三年，针对“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军事态势，时任海军司令的陈绍宽数次主持制订海军发展计划，谋求海军能够在海上与入侵之敌作战，“获得中国海之制海权”。但是，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总政策下，海军经费得不到保证，计划屡屡落空，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中国海军总共只有大小舰艇120余艘，总吨位6.82万吨，不到日本海军总吨位的1/30。国民党政府认为这支弱势海军既无力同日本海军在海上作战，也无力扼守海口以阻止敌海军进犯，遂决定将海军主要舰艇和其他船只沉于长江下游的江阴航道，借以迟滞日军的进攻行动。1937年8月11日和9月25日，中国海军总司令陈绍宽指挥将228艘舰船沉入江阴航道的最窄处，这位本应驰战海洋的统帅却成了沉船塞江的首领。结果是船毁海防摧，国破山河碎。
1948年，当国民党海军从英国接回第一艘轻型巡洋舰“重庆”号的时候，偌大的上海港竟没有自己的一泊之地。望着那满是星条舰、花旗轮的黄浦江，舰长邓兆祥的心里在悔恨，满舰官兵的心彻底失望了……
海军与百年耻辱史
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建成前，中国被迫签订了1182个不平等条约，从《南京条约》到《辛丑条约》的60年间，帝国主义以战争赔款的形式，共向中国勒索白银13亿两，而当时清政府的年收入只有8000万两，即使全部拿来做赔款，16年也还不清。
中国需要海上长城，中华民族需要海权，这既是中国几代人的心愿，也是几代中国人的梦想。
近代海军是应资本主义开拓世界市场的需求而诞生和成长起来的，与之相适应的军事战略历来是以进攻为主。中国发展近代海军的意识产生于对海上侵略的被动反应，所以中国近代海军尚在母腹中孕育的时候就是为了防御，这与海军的本身使命相矛盾。资本主义是为了海外贸易和向海外扩张而积极发展海军的，它们需要与进行世界性贸易和开拓殖民地相适应的远洋舰队，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战略战术和技术。所有资本主义的海上强国对海权的运用都集中在海军战略上。这是以世界海洋为舞台的海军战略，是为整个国家战略目标服务的海军战略。
处在这一时代的清政府，开始发展近代海军时，却全然没有这样高瞻远瞩的国家战略。说没有国家战略并不确切，它毕竟是为了保持国家政治、经济上的闭关自守而发展海军的，只不过从来没有从国家需要控制和利用海洋的高度来筹划和发展海军。这种低层次的国家战略必然制约海军的发展。因为服务于闭关自守的国家政治目标，海军只需要守住海防，保住疆土，不需要争夺海权，不需要具备远洋进攻能力，也不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战略战术。而中国近代甲午海战中军事上的彻底失败也就不足为奇了。
中国近代海军的起步并不晚于日本，中国完全具有与日本同等的在亚洲崛起的机遇。可惜的是，中国没有海权意识，没有为争夺海权而发展海军的意识，而是企图将一个产生于资本主义、服务于资本主义的军种纳入封建主义的轨道，企图用体现资本主义先进生产力的坚船利炮去维护封建主义落后的生产关系，从而丧失了发展海权、振兴国家的大好机遇。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近代海军的失败，中国近代化的失败，都是失之于海权，败之于海权。
鸦片战争后的百余年中，帝国主义从海上入侵中国84次，入侵舰艇达1860多艘，入侵兵力达47万人，中国无海权则无国家之兴。近代中国蓝色求索的悲剧教训之深刻，值得我们永远记取。
§§§第三节近代渔业与海洋经济
元末清初的海禁政策
元明两代和清朝前中时期（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后期。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在位日久”，多数统治者骄奢淫逸，嚚弱“多病”，不仅未能孕育成新的生产力代表——资产阶级，而且自身的统治地位也两度被奴隶主或农奴主阶级所取代。因之，这一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复杂的情况：既有元代和清初（多尔衮、顺治）两次反动倒退，又有明初（洪武、永乐）和清朝中期（康熙、雍正、乾隆）的两度振兴；既有封建社会末世整个统治集团的腐朽衰落，又有资本主义胚胎、幼芽的新生萌动。560多年中，渔业的发展处于断续曲折和艰难前进的状态。
元王朝轻视渔业——工部没有掌理山泽职能。课税之外，基本情况是“听民自渔”。元末明初，我国沿海就遭到倭寇的扰乱。到了明朝嘉靖年间，倭寇的骚扰愈加猖狂。明王朝为此实行海禁。明初，朝廷下令“片帆寸板不许下海”。后来，终究由于沿海“小民衣食所赖，遂稍宽禁”。嘉靖三十年后，“倭患起，复禁革”。此后，鉴于“海禁太严，生理日促”、渔民“转而从盗”，海禁“势有难行”，才又弛禁。直至嘉靖四十五年戚继光平息倭乱之后，海禁才告一段落。
清王朝建立之后，为了巩固统治，于顺治十二年又在沿海实行禁海，其目的主要是割断沿海居民与抗清势力郑成功的海上联系。海禁一直持续到康熙二十三年。
清代在海禁的同时，还实行迁海，大规模地强制沿海居民尽徙内地。迁海涉及现今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6省，“下令迁滨海五十里内居民于内地，不许商舟鱼船下海”，并掘堑筑墩，派兵严防。直至康熙二十二年，台湾郑克塽回归，全国统一，清廷才下令全面复界。其间，迁海政策持续了二十八年。
海禁及迁海使渔业遭受巨大的摧残。给渔民带来巨大的灾难。海禁无异于断绝渔民的生路。海禁期间，“村舍萧条，民多失业”。就连江南总督马鸣佩在对清廷的上疏中也说：“海滨民困已极”。迁海和对外海岛屿的弃置，实际是将渔民连根铲尽。当时，对弃置的岛屿，“凡房屋、井灶及碾盘居食所需之物，俱荡平无存”（雍正《山东通志·艺文》）。舟山群岛经历了明清两次遣徙：明初洪武年间，“迁金塘、蓬莱、安期三乡之民于内地”；清代则连舟山群岛也一度“撤守”了。连云港的云台山，原为烟火两万家的繁盛之地，划为界外之后，被摧毁得“荡然一空”。山东辽宁之间的三十余岛屿，明代也被“尽数荡平”，而且每月搜捕一次，“如有一人一家在岛潜住，即擒拿到官照谋叛未行拟以重罪。如敢拒捕，许官兵登时格死勿论”。这种摧残，对渔业生产力的破坏，无疑是巨大的。
海禁和迁海，还使渔民遭到意想不到的杀戮。据《闽颂汇编》记载：“渔者靠采捕为生，前此禁网严密，有于界边拾一蛤一蟹者，杀无赦，咫尺之地，网阱恢恢。渔者卖妻鬻小，究竟无处求食，自身难免，饿死者不知其几”。
然而，滨海之民以海为田，依海为生，禁渔是禁不绝的。明代王杼《条处海防事宜，仰祈速赐施行疏》指出：“海滨之民生齿蕃息，全靠渔樵为活。每遇捕黄鱼之月，巨艘数千，俱属犯禁。议者每欲绝之，而势有难行，情亦不忍也。”在长期张禁、反禁的对立斗争中，我国近海渔业在明清时期还是断续曲折地又复苏起来。复界弛禁后，沿海岛屿的居民很快恢复生产。以舟山为例，1683年定海知县缪燧在呈禀中谈到衢山时说：虽然“自明初就永行废弃”，但每到“夏秋渔汛之期，闽浙渔船集聚网捕，而无业穷民多有潜赴此山，搭厂开垦者”。说明在逆流中，渔业生产仍在挣扎。康熙二十三年海禁既开，准许人民归复，岱山、衢山、长涂、秀山、金塘、桃花、虾峙等岛陆续复垦。1838年到1850年间，有一批福建小钓船到中衢山列岛钓鱼，瑞安、鄞县等外地渔民也来舟山生产，并引进了著名的大捕、大对作业，又使渔业生产得到发展。
近现代渔业的诞生
现代渔业，在当时，主要是指以渔轮为工具的捕捞作业，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现代渔业科学技术。1882年，资产阶级革命后的英国首先出现了新式生产工具——现代渔轮，它以蒸汽（或石油）为动力和机械操作网具，在广阔的海洋上进行作业。恩格斯说：“蒸汽和新的工具机把工场手工业变成了现代大工业”。同传统的风帆木船相比，渔轮的出现是渔业发展史上的技术革命。可是在中国，由于封建社会这个母体长期不孕，资产阶级及其现代渔业，都迟迟难产。“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资产阶级问世了，现代渔业的开创者还是主张保留封建帝制的立宪派。
1903年，晚清政府成立商部。一年后，愤于“中国渔政久失，士大夫不知海权”的近代资本家张謇（商部头等顾问官），条陈商部建议组织渔业公司，开创现代渔业。商部向晚清王朝奏准，诏令张謇具体规划，沿海七省同时筹备。张謇的规划设想是：区分内海外海，定新旧渔业行渔范围；近海维持旧式渔业，外海以新式渔轮与各国抗衡，即所谓“外为内障，内为外固”。1906年春，江浙渔业公司首先成立，张謇兼任经理。公司直属商部，当时全国的渔政，即由张謇筹划。其时，正有一艘德国渔轮以青岛为基地，在黄海侵渔。张謇乃报请商部乘机将其购买，定名“福海”。这是我国渔业史上的第一艘现代渔轮，虽系“舶来”，并且“茕茕孓立”，初期也缺乏人才和经营不善，但它标志着中国现代渔业的开端。
1908年，广东省有力资本家集资白银60万两，创立广东省渔业公司。山东巡抚亦以准备金3万两，在烟台创立渔业公司。但均因事属首创，起步艰难，一时未能很好发展。
1911年，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成立，渔政归实业部。很快南北议和，政府北迁，实业部分为农林、工商二部。农林部设置渔业局以司渔政。两年后，农林、工商二部又合并为农商部，渔业局改为渔牧司（1927年北伐战争胜利后，民国政府也于实业部内设置渔牧司）。由此开始，渔业公司创办渐多，于是竞争兴起，着力发展渔轮。1921年，烟台、大连两地渔业公司联合，从日本购入手缲网渔轮（石油发动机，22千瓦）。1934年，上海企业家庄志震以资金9万元，建造大型拖网渔轮一艘，船长45米，一切船壳材料几乎都是中国制造。同年下水试捕，成绩颇佳，是为国产渔轮中的最优秀者。此后自造和购买并举，到1936年日本侵华战争前夕，全国共发展有拖网渔轮10艘，手缲网渔轮150多艘，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建起了一支幼小的现代渔轮队伍。
拖网渔轮是“蒸汽和新的工具机”的结合，是当时渔业生产工具的尖端，而拥有拖网渔轮的公司则是民族渔业的脊梁。现将1936年全国拥有拖网渔轮的公司（渔轮局、学校、试验场）及其经理人、资本额等情况列表于下。
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沿海各省次第沦陷，内陆产鱼省份也大都相继开战，渔轮渔船或遭战火破坏，或被征用，全国渔业基本上陷于瘫痪。194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民国政府忙于反人民内战，机轮渔业未能再有重大发展。
帝国主义侵渔
早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之际，俄国《新闻报》就公开叫嚣，利用晚清王朝败北的“大好时机”，“干净利落地解决中国问题，由欧洲有关的几个主要国家加以瓜分”（鲍·亚·罗曼诺夫《日俄战争外交史纲》）。甲午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争夺和掠夺，进一步加剧，割让领土，开辟通商口岸，划分势力范围，以及大肆侵渔。其间，德帝国主义强迫晚清政府签订《胶澳租界条约》，租借胶州湾，以青岛为基地在黄海侵渔（其渔轮后为张謇购买）。法帝国主义觊觎西沙群岛，1933年公然出兵占领西沙西南9个小岛，阻禁中国渔民捕鱼。而对中国侵渔规模最大、时间最长，为害最烈的首属日本帝国主义，其次是沙俄帝国主义。
兹将沙俄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侵渔事实分述于下。
1.沙俄帝国主义侵渔
1912年初民国政府刚刚成立，沙俄帝国主义即出兵满洲里，煽动黑龙江省呼伦贝尔（今内蒙古呼伦贝尔盟）独立，其间除“占用”呼伦河（湖）捕鱼之外，又纵使俄商私向当地蒙人租借河流、湖泊捕鱼。据不完全史料统计，到1915年止，俄商在当地私订的渔业租借合同即公司名称经理人创立年月资本额船名
联兴股份有限公司张志胜1931年6万元联丰
永丰有限股份公司乐苞东1926年6万元永丰
兴华渔轮局方国梁1934年11月5万元中华
永顺渔轮局朱嘉祥1929年4.4万元海顺
海利渔轮局庄志震1935年1月10万元海康
集美水产学校陈希平1925年7.5万元集美第二
江苏省立渔业试验场姚泳平1933年12月9万元连云港
茂丰有限股份公司陆益璋1932年6万元茂丰
永胜渔轮局陆锦堂1929年8万元永茂
三兴渔轮局周梅庭1927年5万元海兴达43件之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