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12月，经中国驻俄公使交涉，沙俄帝国主义答应撤销呼伦贝尔独立，“劝令”其归附民国政府，“但该处蒙人与俄商所订一切合同，如渔业等项，须由中央政府承认，并切实担保”。1916年，呼伦贝尔副都统又与俄商米谢雅甫订立契约，准其租借乌尔逊河捕鱼。契约全文字斟句酌，不失体面，但内容却进一步规定：在“与蒙人若无窒碍”的情况下，可“在捕鱼地上修盖工人房屋货栈及占养鱼之地”（契约原文附录于后）。
2.日本帝国主义侵渔
1895年，日本根据《马关条约》占领台湾之后即开始对台湾、澎湖列岛海域的水产资源进行掠夺。1904年日俄战争，日本从俄国手里夺走旅顺大连之后，又开始对黄渤海水产资源进行掠夺。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扩张，侵渔胃口越来越大，直至把中国所有领海全部视为己有。
为了推行其对华侵渔的野心，日本政府于1898年（日本明治三十年）颁布了《远洋渔业奖励法》，对远洋渔船及从事远洋作业的人员实行奖励，年奖励金额20万元。1906年，日本新式机轮拖网渔业迅猛发展，国内“僧多粥少”，在资源问题上与传统渔业发生矛盾，为了侵略扩张，也为了保护本国资源，日本政府又在国内实行了禁渔区政策，即在本国沿岸海域内，禁止机轮曳网作业，逼使所有机轮拖网向外发展。1925年，日本政府竟将其禁渔区扩大到东经130度和朝鲜沿岸海区，即明目张胆地把其机轮拖网全部推向中国海域。
就在实施禁渔区政策的前后，日本政府于1920年、1928年、1933年对中国海域进行了3次资源调查，其调查不仅范围辽阔，而且规模巨大。以1933年一次调查为例，参与作业的有日本中央水产试验场，冲绳、鹿儿岛、长崎、佐贺、福岗、山口等日本本土各地的水产试验单位，朝鲜、台湾、关东厅（旅大）的水产试验机关。其间，日本政府还派遣大型调查船飞隼丸，对南海海域进行了兼有军事意图的调查。通过上述调查，日本政府农林省把中国沿海划分为北、中、南三大海区，分别以大连、青岛、上海、台湾为基地全面对华侵渔。
日本对华侵渔，不仅是在中国海域掠夺资源，而且实行资本输出和贸易渗透，即在军事力量支持下，在中国领土上设置株式会社（公司），组织鱼市场，就地推销鱼货，榨取利润和挤压中国渔业。
日本占领辽东半岛后，即在关东州设置水产试验场，从调查、试验、出渔到贩卖，全部垄断，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乘机取代德国占领胶州湾，由军方资助日商两万元，在青岛开设鱼市场。青岛商界组织水产公司谋与对抗，然以实力不敌而失败。根据并不完全的材料统计，1917年日本在青岛的渔船达130艘；1925年以后又增加底拖网渔轮64艘。1929年日本在旅大海域的渔船116艘；30年代初，增加到600多艘。由于日本渔轮拥有巨大的优势，特别是当时的中国政府反动腐败，整个华北海域都是“强宾夺主”：在青岛，“日轮为本国船，可以自由出入青岛港，华轮为外国船，须照章报税”；在辽宁省和河北省沿海，2万多平方海里的渔场被视为日满（伪满洲国）领海，中国渔船进入捕鱼，须携带伪满国旗。
上海为中国渔业经济的最大中心，国产鲜鱼大都在上海集散，且长江口外有资源丰富的渔场，故此日本帝国主义一向对上海垂涎三尺。1928年，日本政府派长崎海产株式会社渔业部长、横滨水族馆长等人到上海活动，勾引汉奸，秘密策划。随后，在日本军舰率领之下，大批日本渔轮拥入东海渔场。据当时部分材料统计，1928～1931年仅在上海进出口的日本渔轮，多时为38艘，少时为14艘，平均每月28艘。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上海反日怒潮兴起，人民群众抵制日货进口。日本渔船于是变换伎俩，或勾引奸商，在长江口外将渔获过船运入；或转运青岛、大连伪装，变成“国货”以后运沪。运进上海的日本鱼货，伺机压价倾销，操纵中国市场，造成中国“渔业者皆赔累不堪，渔民更无法谋生”。
1895年日本占领台湾之后，先在台湾总督府设立水产课，后又组织蓬莱渔业公司进行扩张。台湾遂亦成为向中国南海侵渔的基地。1922年，日本利用华人出面承垦西沙群岛，并朦呈广东省长公署备案。随后由日本、台湾运来200多人，在西沙群岛掠夺渔业资源和开采磷矿。1925年，由于中英经济绝交，香港粮食危急，日本得以乘隙而入，它以供给香港粮食为条件，在香港取得了经营渔业权。开始，日本在香港设立蓬莱渔业公司分公司，后又创立南华渔业公司，香港也成了它的对华侵渔据点。据不完全统计，30年代初日本在南海渔场侵渔的渔船，有拖网渔轮28艘，手缲网渔轮70多对。这些渔轮“出没于闽粤沿海及海南岛、北部湾、西沙群岛等处”。日本渔轮侵入福建、广东沿海以后，仅福建一省就有1000多只中国渔船被迫停产。
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侵渔活动更加猖獗。9月20日（卢沟桥事变后两个月又13天），日本海军潜水艇于广东省汕尾、碣石海域，一次击沉中国9艘深水拖网渔船。船长姓名是：冯兴和，冯兴爽，黎树保，林芝，林添保，李满，吴英杰，林容好，兴球婆。由于9条渔船沉没，渔民死亡100多人，当地渔民称之为“九条龙事件”。其后，随着战争的扩大蔓延，毁于日军侵略炮火的中国渔船数量已经无法统计。
从1895年侵占台湾起，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投降止，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渔达半个世纪之久，给中国渔业造成了无法估计的损失。经济、贸易方面榨取豪夺之外，渔业资源上更进行了鲸吞式的掠夺。应当指出的是，所有侵渔的日本渔船，均以优质资源为猎取对象，并实行狂渔滥捕。有材料统计：1906年日本在中国海域的掠夺量为1400吨，1933年上升到50700吨。其间，黄渤海区的珍贵资源真鲷，完全破坏于日本侵略者之手。
层层盘剥下的中国渔民
晚清至民国政府时期，除了新生的、幼小而又孱弱的现代机轮渔业之外，居于主体地位的，还是数量庞大和生产方式停留在古代的传统渔业，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广大从事传统渔业的渔民，深受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官僚资本的三重压迫和剥削。20世纪初期，中国的传统渔业还以风帆为动力，以木船和手操网筌钩簖等为工具，在千年不变的落后状态中进行生产，据李士豪屈若搴著《中国渔业史》，20世纪30年代中国渔船“总只数为18806只”，“全国渔民数约当百万人之谱”。1947年民国政府新闻局《渔业》载文，当时全国“直接从事捕鱼”和“间接以渔为生者”，约为700万人。
从经济状况看，数量庞大的传统渔业的渔民，基本上分为三个部分。
生活于最贫困状态的称谓渔伙。渔伙一般没有生产工具，靠出卖劳动力当伙计、打短工为生。渔伙的经济收入，一般月工资几元至十几元，年收入至多百余元。据中国经济调查委员会在抗日战争（1937～1945）以前调查，当时的五口之家，最低生活费为125元。因此，在最好的情况下（失业时除外），渔伙劳动一年只能勉强维持全家的最低生活。渔伙受雇的情况是：每届渔汛来临时，船主召集所雇渔伙，向他们提供渔船、网具、渔需物资，然后由渔伙操船出海。渔伙一旦受雇于船主，必须签订契约，其内容大都包括以下各项：不准中途退船，不准在船上拿鱼，不准旷工，工伤、伤损事故自己负责等等。契约一经签订，渔伙便成为船主的奴隶。1915年，浙江省定海县知事（县长）还专门立石碑晓谕社会：“船伙（即渔伙）如有失足落水，其家属不得向船户（即船主）滋扰，向例由船户给表葬费洋念肆（24）元，其妻艾子小者，由公所给洋陆元。”即渔伙一条人命，仅值银洋24元。
渔民之中数量最大者，为贫苦渔民。他们一般拥有生产工具，但都年久失修，破旧不堪。“一条破船一张网，风里来，雨里往”——这便是贫苦渔民的生动写照。为了生存和生活，贫苦渔民除了捕鱼之外，往往还兼营他业，如租种田地，扛活，做运夫等等。荒年或灾祸一来，还要逃荒要饭，甚至鬻子卖淫。河北省滦县有渔民2668户，其中贫苦渔民达2508户，占渔民总数的87%。这87%是清一色的“四多五破”，即要饭的多，扛活的多，欠债的多，打光棍的多，船破，网破、房破，被褥破、衣服破。江苏省如皋县第七区沿海91户渔民，除十多户年能自足之外，其余均入不敷出，生活难以为继。上述两例，是全国广大贫苦渔民的缩影。南海渔民的蛋户，是贫苦渔民中的最悲惨者。他们没有房舍，生活流浪漂泊，不论男女老幼，不论生老病死，全家常年挤在一条破船之上。他们还被势豪视为异类，不准陆居，“良家”不与他们通姻，世代遭受欺凌、驱逐。1948年《新渔》创刊号有文记述他们的生活状况时说：“这些蛋户的全部家当，仅是破席、破棉絮及炉、灶、柴、锅，其他一无所有。”
渔民中只有极少数人，能够自给自足，或年终微有结余。这部分渔民拥有渔船网具，并有一定资金。每到渔汛，他们或者自身出海捕鱼，或者雇用渔伙，或者与人合作。同贫苦渔民相比，他们的景况好了许多。但是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他们的经济状况也开始恶化，有的沦为贫苦渔民，有的也感到“今不如昔”了。
“虞不出则财匮少”，自古以来就处于财源地位的渔业，它的生产者为什么如此广泛贫困呢？对此，渔民自己有两种通俗的回答：一是“鱼儿出水养三家，湖霸、鱼行和渔家”（内陆渔民）；二是“渔民头上三把刀，鱼行、税捐加强盗”（沿海渔民）。
说法不一，内容基本相同。现在就叙述一下“三把刀”是怎样宰割渔民的。
鱼行本是经营鱼货的商业组织，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它们大都具有官僚、买办的背景，或同封建势力有着密切的联系。有的如上海一些鱼行，本身就开设在租界之内，直接为帝国主义所卵翼。因此，鱼行大都自立法规，盘剥渔民，为所欲为。每年渔汛来临，渔民由于缺乏资金无法出海，不得不向鱼行“押海”（借钱），利率少者2%，多者高达30%。借额100，实际只能拿到95%或90%（其5%或10%，一开始就以“鞋礼费”等名目被扣除了）。鱼行还拥有渔船向渔民出租，同样收取高额租金，凡在鱼行“押海”、租船的渔民，其渔获必须在债主、船主的鱼行出售。这时，鱼行先以大秤、压价等手段进行剥夺，接着又以收取陋杂费的办法进行榨取。在浙江省，渔民愤怒地骂鱼行为“四六行”，即一汛渔获渔民只能自得四成，其六成则全部为渔行所剥夺。在江苏省，地主和渔霸强占水面，流氓和渔棍把持渔会，鱼行则遍布各地渔村，对渔民任意勒索敲诈。在湖北省，渔民进湖捕鱼要先向湖霸交“水稞”，买入湖牌照。渔霸、鱼行的剥削，高达渔获物的80%。
晚清以来，渔业税捐已经十分繁滥。但历届政府又多采用“招商承包制度”，即由鱼行代替政府收取税捐。鱼行本性已如上述，有了官家委托的招牌，更是狐假虎威，任意宰割渔民，在福建省，仅福州一个渔港，就有32个鱼牙行，捐税名目达到19种；在广东省，捐、税、租、费等剥削项目，竟在40种以上。渔民在这一把刀上所承受的损失，难以具体详述，曾经担任过民国政府渔业建设费征收处主任的李士豪，也对鱼行深恶痛绝。他说：鱼行“额外浮收以肥私腹，人民负担与国家收入，其间差额，甚为悬殊，最为恶弊”。
经过鱼行和渔业税捐的剥夺，渔民的渔获已经所剩无几，然而宰割并未到此为止，渔民在海上生产还要承受海盗海匪的劫掠，甚至承担丧失生命的风险。
晚清以来，海上匪患严重。这些海盗熟悉水性，拥有船只枪械，各自霸占一定海域，为害渔民生产。海盗对于渔民的劫掠，首先是发卖卡片或匪旗，向渔民征收“护洋费”。以浙江省嵊山海匪为例，卡片价格冬季一船为54元，春季一船为34元，渔民买了他们的卡片，便可以免受嵊山海匪的骚扰。然而海上匪股众多，渔民买不胜买——买了甲股的，乙股不承认；买了乙股的，丙股也不通用。尽管一只渔船常常兼买多股卡片，还是难免海匪劫掠。海匪劫掠渔民的另一种手段——也是惯用手段，是绑架渔民（所谓“绑票”），索取赎金。渔民一旦遭受海匪绑架，多半卖船卖网，倾家荡产，否则“撕票”（杀人），丧命亡身。据统计，1945年仅浙江一省，渔民遭受海匪绑架的即达1000多人。
这里应当特书一笔：层层盘剥下的中国渔民，具有悠久的革命斗争传统。早从古代起，东晋的徐恩，隋末的杜伏威，北宋的宋江，南宋的钟相、杨么等等，都曾依托海岛、江河、湖泊，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进行过英勇斗争；在他们的义军队伍中，包含着众多的“海人”和内陆渔民。1840年林则徐在广州抗击英帝国主义入侵，也以蛋户渔民为主力编练了“水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中，不仅江湖海港成了仅次于山岳地带的武装斗争根据地，而且成长出了有大量渔民参加的洪湖红军、南湖游击队、白洋淀雁翎队、东江纵队、大鹏湾海上游击队等等英雄武装。在解放战争的正规作战中，特别是在横渡长江和解放海南岛等重大战役中，广大渔民又为人民解放军担任了教师，船工，舵手，侦察兵，甚至为高级指挥机关担任了“特约顾问”和“活气象台”，以自己的特殊贡献保障了战役战斗的胜利（韩先楚《跨海之战》）。所有这些，都是中国渔民的历史功绩，都是中国渔民在中国革命斗争史上放出的异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