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文公修法，始建三军
晋文公《疲庐修法》，创建三军，以富国强兵，是他修政、行赏的延伸和继续。他在从亡周游列国时，对齐桓任用管仲为相，短短几年光景，就完成了从乱到治、从贫到富的大改变，民心齐整，国富兵强，一个寓居边远的滨海之国，能在中原悄然崛起，称霸诸侯，甚有感触。他对管仲“要想得到民心，必须使老百姓富裕起来。只有百姓富裕了，国家才会富裕，国库才会充盈”的理念记忆犹新，因此他即位后办的第一件事，就是“修明政治，施惠百姓。”同时，他对管仲“寓兵于民”的做法，把百姓组织起来，平时务稼穑，闲时尚操练，战时上战场御敌的“强兵之术”，颇为欣赏。因此，他在修政中，虽把富国与强兵列入了议事日程，但由于周王廷发生内乱，天子命他勤王，把强兵的事给延误了下来。当他勤王告捷，取得南阳四邑，凯旋归来之后，他便举会文武百官商量建军问题。他对大家说：“相当年，齐桓死后，宋襄公想当霸主，但他虽有雄心而没有劲旅，他在与楚的泓水之战中，又思想愚腐、空谈仁义，以致在有利地理条件下，吃了败仗，中了箭伤，结果称霸不成，还给人落下了笑柄。宋襄败北的教训，一是他本人迂腐，二是他不听公孙固劝谏，三是宋国没有强师劲旅。宋襄的教训告诉我们，欲‘修文绍武’，谋霸诸侯，必须有强兵作后盾。”赵衰说：“欲修兵，齐太公吕望的文略、武韬是大可借鉴的。”狐偃说：“管仲的连五家之兵，不失为组建军队的好办法。”文公问：“何谓连五家之兵？”狐偃回答说：“管仲治齐规定的户籍编制。即五家为一轨，十轨为一里，四里为一连，十连为一乡，并依此编制军队。这就是主公刚才所讲的管仲寓兵于民的方法。”正当文公君臣议兵热烈进行之际，楚成王率诸侯之兵围了宋国，宋公孙固入晋告急。先轸说：“报答施舍，救援患难，取得威望，确定霸业，皆在此一举了。”宋告急，晋救宋，加速了晋创建三军的进程。从文公这次创建三军，向上追溯到叔虞封唐，晋国在建国的400多年里，只有三次建军和扩军。公元前1039年，周成王3年，封叔虞于唐，文献上只有“分唐叔以大辂、宻须之鼓、阙巩、沽洗，怀姓九宗，职官五正（见《左传·定公四年》）”的记载，却不见建军的赐封。从叔虞建国到公元前678年，曲沃武公代翼，历时已逾三个半世纪，才见到“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军为晋侯（见《左传·庄公十六年》）”的文献记载。这一记载可谓是晋国组建的第一军。迨至公元前661年，鲁闵公元年，即武公建第一军17年后，晋献公又扩建了一军，使晋国有了上、下两军。27年后，即公元前634年，晋国又在两军的基础上增建了一军，使晋国有了上、中、下三军。晋国如此完善军制，是符合周制规定的。周制一万二千五百人为一军，王六军，大国三军，小国一军。武公为诸侯，命作一军，遂后献公扩大为二军，今文公增建为三军。至此，晋国军制始达到大国的建制。同时也说明：这时晋国已拥有1500乘战车、6000匹战马、37000人的军队了。
晋文公为这次扩军、建军，是做了充分准备的。他从原地班师回国，就开始训练百姓，为扩军做准备。狐偃说：“百姓不经过严格训练，不知道义，就不能安其职位，执其职守。主公一回国就抓百姓训练，真是抓对了。”晋文公重视对百姓教育，从不放弃每个实战训练的机会，他从安定周襄王的君位回国，便致力于对百姓进行训练和教育，一面要大家安于生计，一面要大家做好随时赴国难的准备。狐偃说：“百姓们只知道义还不够，还得懂的信用，不懂信用就不能用。”文公于是“以信取原”，使百姓在实战中看到了“信誉”的作用，受到了“信用”的教育。文公问狐偃：“寡人这样做行了吗？”狐偃说：“百姓还不知道礼仪，没有产生应有的恭敬，故而臣说还不行。”文公“于是乎大蒐以示之礼，作执秩以正其官，民听不惑而而后用之。（见《左传·僖公二十八年》）。”与此同时，《左传》又记载：“于是乎蒐于被庐，作三军，谋元帅。”《左传》上记载的这两段话的意思是：由此举行盛大阅兵让百姓看到礼仪，建立执秩来规定官员的职责；因此在被庐阅兵，建立上、中、下三军，谋元帅的人选。在被庐阅兵中，晋文公向赵衰询问谁可以做元帅。赵衰回答说：“郤谷可以，五十岁了，还坚持学习，而且越发扎实，牢记先王的法令，德和义在他身上都俱备。德和义是人生的根本，德义纯厚的人，是不会忘掉百姓的。请让郤谷做元帅。”晋文公听从了赵衰的意见。进而文公拜赵衰为卿，赵衰辞之说：“栾枝为人正直，办事谨慎，先轸富有智谋，胥臣知识丰富，他们都可以辅佐元帅，我赶不上他们。”文公于是就拜栾枝为下军元帅，先轸为下军副元帅。任先轸为副元帅，是因为攻取五鹿，是先轸的谋略。中军元帅郤谷死后，又让先轸代替郤谷做了中军元帅，而任胥臣做了下军的副元帅。之后，文公又一次拜赵衰做卿，赵衰又辞之说：“许多好的建议都是狐偃提出的。用德政治理人民，成效显著，不可不用他。”文公听后便让狐偃做卿，狐偃推辞说：“我哥的才智，强于我，且年令又长。哥哥没当上卿，我不敢听命任职。”文公于是就让狐毛做上军元帅，狐偃做副元帅。狐毛死了，文公又让赵衰替代他，赵衰又辞之说：“城濮战役中，先且居辅佐元帅，干的很好，有军功得到奖赏，善侍君主得到奖赏，不可不重用。再说我的同事箕郑、胥婴、先都还没有任职。”文公于是就让先且居做上军元帅。在赵衰几次举贤荐能之后，文公对大家说：“赵衰多次辞让。他所推让的，都是国家得力的武臣。不用这些人，这就等于废了德政。”由于赵衰多次谦让，文公在清原（在今山西稷山县东南）大阅兵中，又增编了两个新军以御狄，共计五军。让赵衰任新上军元帅，箕郑任副元帅；胥婴任新下军元帅，先都任副元帅。文公使箕郑做新军副元帅，是有他自已的一番道理的。他认为箕郑讲诚信，一次晋闹灾荒，文公问于箕郑曰：“救饥何以？对曰：‘信。’公曰：‘安信？’对曰：‘信于君心，信于名（指名分），信于令，信于事。’公曰：‘然则若何？’对曰：‘信于君心，则美恶不逾。信于名，则上下不干（犯）。信于令，则时无废功。信于事，则民从事有业。于是乎民知君心，贫而不惧，藏出如入，何匮之有？’”从这次对话中，文公甚感箕郑讲诚信，所以清原阅兵，他不仅命箕郑做上军副元帅，而且还把箕邑（在今山西太谷县东）赐给他为采邑。最后，让荀林父御戎，魏犨为车右。至此，晋军建制完备，文公以赞美地口气说：“夫赵衰三让不失义。让，推贤也。义，广德也。德广贤至，又何患焉。请令衰也从子（见《晋语四·二十一》）。”
这里应指出的是：1、我国军制中的元帅一职，始于“晋作三军，谋元帅。”但此时的元帅含义，虽是指全军的主将，但还未成为专名。至唐代，元帅才成为官名，有天下兵马元帅、副元帅、行军元帅。2、晋国实行的是军政合一制，平时执政为卿、大夫，战时打仗为将、佐（即元帅、副元帅）。3、晋增建两个新军，合计五军，已潜越了周制的规定，这反映了春秋时期的“礼崩乐坏”。所以，文公随后将新军改称“行”，恐怕就是避潜逾周制之嫌吧！4、赵衰让贤荐贤，为晋让出了一代谦让之凤。君子曰：“让，礼之主也。赵衰谦让，其下皆让。于是，晋国大和，数世赖之。”
（8）文公救宋，伐卫破曹
伐魏破曹，是晋文公救宋，采取的战略和战术。所谓战略，是“信守诺言，避之强楚”；所谓战术，是“伐魏破曹，以释宋围”。这一战略战术，200多年后，被战国时齐国的孙膑，演绎成了“围魏救赵”的战计。随后这一战计，被《千古奇谋三十六计》，列为胜战六计中的第二计。兵家解释此计：乘敌方主力集中进攻邻国，而双方苦战相峙不下时，趁隙向敌国本土重地或敌国盟友发起袭击，待知敌仓皇回军或去救援盟国，在中途伏击并歼灭之。此计，又有点相似今天的“围城打援”。故而，我们能不能不说，“伐卫破曹以救宋”的战计，是“围魏救赵”和“围城打援”的先师或祖师爷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