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马烽和西戎、孙谦的电影文学为例
马明高
“山药蛋派”作家大多数是在山西土生土长的农民的儿子，从小生活在农村，对农民的思想感情、喜怒哀乐有着深切感受，对农村，特别是北方农村的风土人情、风俗习惯、文化趣味了如指掌，对各种民间艺术形式非常熟悉和喜爱。他们都提倡并坚持作家要到农村的现实斗争生活中去，了解农民，了解生活，同农民共同生活和工作，在思想感情上同农民打成一片，坚持反对“走马观花”或“下马观花”式的体验生活。所以，他们的作品大都是以参与者的切身感受，透过农村错综复杂的矛盾纠葛和人事关系，通过大量的生活现象和现实矛盾，洞察农村社会的本质，从而把丰富多彩的生活材料变成浸透着作家审美理想和价值判断的意象。他们大都提倡“问题小说”，“劝人文学”。赵树理在《也算经验》一文中谈到创作主题的形成过程时说：“我在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了的问题，往往就变成所要写的主题。”这段话说明：第一，他的小说的主题都是从生活中来的，这一点决定了作品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指导作用；第二，既是由农村工作中“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了的问题”引起创作冲动，那作品中所写的必然是重要或比较重大的生活现象。这一点决定作品有较高的社会价值；第三，为了解决问题，作家就要把自己的观点艺术地表达出来，这又决定了作品的功利性和审美价值。这三点就是“山药蛋派”作家大多数作品的显著特点。
马烽和西戎、孙谦都是“山药蛋派”作家的主力和代表。他们从来就是生活的主人，他们有着农民的心理和农民的感情，他们善于从生活的底层发现问题，真正从群众的心里听到呼声。他们对生活的观察总是冷静的，对生活的理解总是深刻的，对生活的把握总是准确的，对生活的开掘总是独辟蹊径的。所以，他们的每一部电影文学作品，每—个人物都是带着“问题”出生人世的。它们都负有现实的使命，都追索既定的目标，都一定要完成自己的任务——从实际生活中提出问题，又回到生活中去解决问题。这便是马烽们电影文学所蕴含的现实主义的基本内核。自然，他们的电影文学作品包含了广泛的农村社会问题，诸如农村工作中的路线问题，政策问题，干部作风问题，农村改革出现的重大问题等等。但是，我最感兴趣的却是他们电影文学中所关注的有关农业文化、农民精神与农村主题的一系列问题。当然，这一切在他们的电影文学中不是主要的反映对象，但由于他们对农民充满了深切的挚爱，千千万万普通农民犹如他们的父老兄长，字里行间不由得流露出的都是这些宝贵的东西。这些在他们笔下看似细枝末节的描写，其实都是一些值得注意和研究的社会问题，从而使他们的电影文学作品具有了重要的社会学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
下面，我从三个较大的不变或渐变的方面，来谈谈马烽们电影文学作品中所蕴含的农村社会问题。
村落文化的超稳定性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基本上就是一部农业文明史，看中国自然首先要看农民。山西地处黄土高原，黄河流域的中游，是华夏文化发源地的重要部分，农业文明在这块土地上历史悠久，发展得特别典型。不仅如此，而且由于山川险固，近代历史上又处于封建军阀的割据之中，人为地限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这就使农业自然经济的特征至今仍保存得比较完整。我们从马烽们的第一部电影剧作写20世纪40年代初北方农村的《扑不灭的火焰》，到写80年代末的北方农村的《黄土坡的婆姨们》，可以发现村落、村民，土地承包下的小农经济，仍然是我们民族生活最为广泛、最为深厚的基础。村落文化的超稳定性特征已经深深地沉淀在农民文化的心理之中，在村落中我们能够直接看到活着的传统文化。
“初春。巍峨的吕梁山，山崖底树阴下的积雪，渐渐融化了。树枝吐出一点淡绿的嫩芽。半山坡上，一个被敌人烧杀浩劫后的山庄，断垣残壁，创伤累累，村子里到处是活动着的人群。有些农民在门口修理农具；有些妇女在推磨、碾米。县游击队的队员们，有的在帮助群众担水或者和泥，整修被敌人烧毁了的房舍，有的在缝补衣服……”这是马烽和西戎在《扑不灭的火焰》中所描写的 1942年山西农村的村景。
“这是一个百十多户人家的山村。村子坐落在一片黄土高岗上，远处是青翠的山峦，近处是纵横的沟壑，村边上长着一些小树，有的绿叶茂盛，有的早已枯死了。夏末的清晨，村子上空升起缕缕炊烟，羊群在街道上走过，尘土飞扬。高忠爷爷挑着一副空水桶，拄着一根棍子，从他家的大门里走了出来……”这是马烽在《我们村里的年轻人》里描写的五十年代的山西农村的村景。
“在晋东的土石山区，有一个百十多户人家的村庄，叫‘乱石沟’。村子坐落在半山腰里，像挂在崖壁上的图画一样。村庄后边是连绵不断的大石山，村庄前边是一大片乱石河滩。山顶上有一些条条缕缕的薄土梯田，河滩有一条弯弯曲曲的流水。七月，天高无雨，山上的庄稼黄萎了，一阵风来，庄稼摇晃着，干黄土向崖下流着。”
“一片小平原，村庄星罗棋布。四周群山环绕，从东到西有一条深涧，涧底清水奔流。地里干旱异常。微风吹过，尘土飞扬。李耀廷挑着一副担子，一头是一大捆布鞋，另一头挂着个背包。他女儿李改梅用网兜兜着个脸盆，里边放着一些梳洗用具。两个人沿着涧边的大路，趟着厚厚的尘土，向前走着。田野里到处是人，他们正在细心地收割着那些旱坏的庄稼，谷穗像兔子的尾巴，高粱穗只有拳头大，瘦小的玉茭棒子一半没有颗粒……”
这两段是马烽和孙谦在《千秋大业》和《高山流水》里所描写的1960年山西农村的村景。
“起伏的山峦……黄土丘陵，层层梯田、河流、水库。广阔的平原，村庄星罗棋布。一座古老的县城，房屋鳞次栉比，偶尔可以看见几幢西式楼房。”这是马烽和孙谦在《新来的县委书记》（又名《泪痕》）中所描写的70年代后期山西农村的面貌。
“乱石滩是个百十户人家的山村。村子坐落在一片山坡上，村前有不多一点平地，村后是层层梯田，村口墙壁上写着‘乱石滩村’四个白色大字。摩托驶进了村里。村边的打谷场上，满街的鸡和猪纷纷向两旁躲藏。从低矮的院墙上望去，可以看见家家屋顶上，院子里晒着金黄的玉茭棒。窗台上摆着许多大南瓜，房檐下吊着一串红辣椒、紫皮蒜。”这是马烽和孙谦在《咱们的退伍兵》中描绘的80年代初山西农村的村景。
“费成树拉着小平车走进了村子。村街上到处是麦秸，到处是找食吃的鸡、猪。有的人家在院子里打小麦，有用连枷打的，也有用棒槌敲的，到处发出‘劈劈啪啪’的响声。街道两旁的房屋都显得有点破旧。只有廉支书家的房舍是新的，院门是西式的，可门两旁又放了一对油成绿毛红嘴的石狮子，特别显得刺眼。”这是马烽和孙谦在《山村锣鼓》中所描绘的八十年代中叶山西农村的村景。
“黄土坡是个四五十户人家的山村。村子里落在半山腰里，随高就低有一排排的土窑洞。上一排人家的院子，就是下一排人家的窑顶。在这些窑洞的对面，是一些新旧不一的平房院落；在窑洞与平房之间，形成一条不长的街道。有一户人家的平房后墙上开了一个门，门两旁挂着三块牌子：一块写着‘黄土坡村民委员会’；一块上写着‘黄土坡党支部’；另一块写着‘供销社黄土坡代销店’。不远处是一眼水井，旁边长着一棵古老的榆树，这地方，自然而然地成了村里人的饭场，也成了全村政治、经济中心。村里的所有窑洞，都是在土崖下挖下的，所有的平房都是用土坯修盖的，连院墙、街门也都是泥土的。只有村子的另一头，有一座青砖修建的四合院，显得有点鹤立鸡群，那是万元户‘疲沓沓’家新盖的住宅。”这是马烽和孙谦在《黄土坡的婆姨们》里描绘的80年代末的山西农村的村容村貌。
我们从以上的引文中可以发现，从20世纪的40年代初到80年代末，近五十年的时间里，中国北方农村的面貌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农村中亘古的生存环境，地域特征，以及农民世世代代的生存方式等等都具有极强的稳定性。当然，我们也发现从80年代中叶，农村的面貌稍有些变化，这就是有个别人家的住房，诸如《山村锣鼓》中的廉振家的院子与《黄土坡的婆姨们》中的“疲沓沓”家的院子与众不同了。一家是有权的党支部书记，一家是有钱的万元户户主。这说明农村中的剩余或者说预期中的剩余已经开始转入了住房建设。原因有二：外部原因是“以钱生钱”的投资渠道还是过于狭窄。土地的承包与分割，限制了剩余资金向土地的投入。农村工商业的不发展也使得这部分资金无法向这方面流动，这从《黄土坡的婆姨们》的故事中可以看出来。内在的原因是村落社会从来就是一个内部竞比的社会，村落内部血缘关系的亲疏从来不足以定贵贱。相反，贫富差异却决定着各户在村落社会内部的地位高低。在土地家庭私有制的条件下，农户间的竞比之物，主要集中在土地上面。而在土地承包制的条件下，新一轮的地位竞争主要集中在住房。住房庭院的优势好坏已成为乡村社会内部衡量财富与地位的外显标志。《山村锣鼓》中的费德厚家因看病无钱只好拆房子，当然不能和廉支书家相比了。《黄土坡的婆姨们》中的乐大同年终挣下五千元也计划在来年要盖个好院子，与疲沓沓比高低。正是这一遍及乡村社会的竞争，推动着村民对金钱的强烈渴望，推动着他们到处去寻找各种挣钱的机会。“村口不远处，有人赶牲口，有人拉着平车，有人骑着自行车，有人徒步扛着行李，正向着公路走去……”黄土坡的青壮年劳力都“将军上战马，各自奔前程”出外赚现钱去了，只留下些由“绝户头，老寡妇，离婚婆姨，拐子，刑满释放分子”组成的“7字3860部队”做务农田了。
中国12亿人口中，依然有8亿人口居住在村落。村落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它是中国传统生活方式保存最多、最厚的地方，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自然载体。由此形成了中国最深厚、最广泛的超稳定性的村落文化。
村落内，各家各户大都力求自给自足，没有办法自给自足的通常是依靠血缘关系网络的“礼尚往来”方式来解决，即一种劳务与物资交换的方式。“礼”和“人情”在村落内部既是一种礼节和情感，又是一种可计量的物品与劳务。这种交换方式绝对与市场经济中的交换形式不相同。《黄土坡的婆姨们》中常绿叶没有成立“联合体”之前就是如此。不然，为什么全黄土坡村的人们都为伍成龙一声不吭到城里赚钱而恼火呢？从《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正集和续集两部剧作中可以看出来，20世纪50年代中国实行的农业集体化运动，也不过是给“马铃薯”们套上了一个坚实的麻袋，使之成为一个“共同体”，使“一盘散沙”的乡村成为“铁板一块”的乡村。但它由于主要是靠政治的力量而形成村落共同体（生产队），而没有靠共同的利益形成“共同体”，所以，村落里的村民依然没有建立起公共事务的意识，没有培养起解决公共事务的合作能力。这从50年代的《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到60年代的《千秋大业》、《高山流水》、《几度风雪几度春》，再到80年代的“农村三部曲”都足以说明这个问题。村民们大都不用自己的头脑思考问题，自由散漫，偷懒耍奸，自私自利，倘若没有那些高占武、郑山花、云务本、方二虎、费成树和常绿叶式的农民领袖人物的领导，恐怕百事无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