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村落中我们发现：一是村民们的劳动方式基本没有变化，“渠道旁一片平整的耕地，地头上插着一块牌子，上写‘青年丰产田’几个大字。高占武和一群姑娘小伙子们正在地里忙着干活，他们有的在撒粪，有的在拨畦堰，有的在开小渠……”到了70年代，仍然是“社员们正在加劲锄苗，范仙梅满头汗水，锄一阵就直起腰来喘气、擦汗”。快走近90年代了，常绿叶她们仍在用牛或人来拉耧，“拉耧的人渐渐走近了。看清了。那是常绿叶、齐在婶、康小青、傅改改和于红梅，在后面摇耧的是康小青。一个个虽满头大汗，但却一脸凛然正气”。二是村民的饮食方式和饮食结构几十年来也没有多大的变化，质量没有提高，仅是吃饱而已。《扑不灭的火焰》中的玉梅来看蒋三，见他吃的是“黑豆做的黑面硬的饼”，“忍不住心酸，泪水满眼”，并把自己拿来的馍给他吃。到了60年代的《高山流水》，大伙儿都是“掺糠夹菜”，公社书记赵春山给胃病病人钱永年端来“挂面汤”和“一碟油煎鸡蛋”，钱永年怎么也不忍心吃。到了70年代末的《新来的县委书记》里农民姜大牛“揭不开锅了”，到邻村章洛林家借了二斗粮食，可见吃饭问题仍是没有解决。章洛林在家里招待县委书记，“席炕上摆着一碗酸黄菜，一碟拌土豆丝。朱克实、章洛林和金远田正在喝酒。看样子已经喝了好一阵了，酸菜已快吃光，金远田也略有酒意”。快进入90年代了，黄土坡村的东家院里，“家人已放下碗筷，伍成龙还在狼吞虎咽吃和子饭”。三是中国乡村社会最底层的村民深受着三害之苦：一是自然灾害，二是地方政府之害，三是市场价格波动之害。从《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千秋大业》中的与自然作斗争到《几度风雪几度春》中的政策忽“左”忽右，再到《黄土坡的婆姨们》中的卖粮难，乡政府的刁难等等，便是最明显的例子。四是农民的精神面貌没有根本性的变化。50年来风云变幻，岁月流逝，但老成温厚，遇事忍耐，消极避世，超脱老滑，知足常乐，幽默滑稽，因循守旧等等仍然是中国农民的性格主体。在这种做人原则之上，人与人之间的所有裂痕都得以弥补，所有的计划都得以调整，所有的改革方案都被打了折扣，甚至有了和平，每人碗中都有了饭吃。还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都是鼓励少斗争，少反抗，忍气吞声地生活着。其实这种防御策略比进攻策略还十分可怕。这种性格主体致使农民在精神方面存在很多局限。无论是集体合作化时的《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农业“学大寨”时的《千秋大业》，还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山村锣鼓》和《黄土坡的婆姨们》，“知足常乐”的观念深深地植根于农民的意识之中，一说便是“有白馍吃了，还要咋样？”尤其是中老年农民知足感很强，要他们改变种植结构，种植高投入、高技术、高效益的经济作物，他们都不大愿意干。只要桌上有白馍吃，屯里有余粮，便心满意足，缺乏求富欲望的风险意识。“好人不经商，经商没好人”的观念从解放前到农业合作化愈演愈烈，直至改革开放之后仍无多大改变。《千秋大业》中的马起家见遭了大旱灾，想为村里挣些钱解决困难，“到内蒙古贩牲口，去河南贩布”，但立即遭到众人的反对，说“你这是要把乱石沟拖进资本主义”。《新来的县委书记》中的谢开泰家里缺钱，想“卖了瓮给小孩们做棉袄”，但被支部书记邹小山挡住，将两个小瓮“当啷，当啷”全都打成稀巴烂，说这是“投机倒把，走资本主义道路”，“我要你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活，不准你在资本主义道路上活”。在《咱们的退伍兵》中，袁宝宝与他的“宝记中心”仍是众人取笑的对象。尽管袁宝宝认为自己是在“经营商业，进行城乡交流，搞活市场经济”，但他父亲却说：“整天起来赶集上会，东游西串，你就不怕别人笑话？”中国乡村的不少农民，至今还认为“种田吃粮，心中踏实”，“家有余粮，心里不慌”，“种田纳粮，天经地义”。这些农民虽然生活在现代，但头脑里的观念与古代封建社会农民的观念没有什么两样。农产的经济决策是凡能自给自足的，尽量自己生产，减少对市场的依赖，而不是想方设法提高农副产品的商品率。“重义轻利”的观念也依然较为严重。总之，这些观念在集体化、公社化时代都被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成为农村改革和农业现代化中，农民最大的精神局限。
从马烽们的电影文学所反映的农村生活中，以及在中国北方乡村这块古老的大地上行走，你往往会有一种“今在何地，今处何年”的时空倒错之感，古代欤，现代欤？古人欤，今人欤？我们的民族经历百年奋斗，却不知今处何时何地。尽管相当一部分先进的物质器具与技术已成为我们物质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尽管我们的政治法律制度实施也是很现代的，然而，那些由“古老陈旧的生产方式及其伴随它们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马克思语）组成的超稳定性的村落文化，在我们广阔的农村大地上不仅仅是“苟延残喘”，而是深厚广大，源远流长。
农民生存能力与经验的脆弱性
中国从古代社会开始，就是只有两种组织，一种是作为生产组织的家；一种是作为政治组织的国，其余的一切社会中间组织差不多是模仿家的组织原则构建的。这种深刻而长久的家庭制度及其仿制组织制度，导致中国的农民缺乏公共精神，缺乏社会头脑，缺乏合作精神。由于这种制度的长期浸泡，使中国的农民从小就培养了一种冷静感，使年轻人循规蹈矩，恪守本分，使年轻人失去了事业心、胆量和创新精神。
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开始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跃进”时代，“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们出现了，他们勇敢倔强，他们憨厚聪明，他们有像火一样的热情，他们想要干出震天动地的大事业来，他们“向大自然开战”，他们向传统的社会惯性开战。马烽的《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和续集真实记录的就是这样一个时代的“劳动、爱情、革命干劲的交响曲”。“你们真算是咱们开天辟地以来的英雄。一点不假，是英雄，祖祖辈辈有多少人盼望把这股水引到村里啊！可是哪朝哪代的人敢承担这么件惊天动地的大工程？在光绪手里，我就在这一带山上放羊，一直放到民国年间。那时候，我天天坐在对面山上望着这股水发呆。心里常这么想：要能修条渠到村里该多好？我曾经和村里的人们说到过，谁都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可是谁都觉得这是说梦话。后来连我自己也不敢想了。没想到今天，亲眼看着你们动手了。五年要修成，你们一定能修成，我信得过。”高忠爷爷的这段话很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开山引渠是成功了，续集中的建发电站发电也成功了，但是中国农民传统惯性与思维定势依旧没有多大的变化。从这两部电影剧作中，我们依旧可以看到中国农民的自由散漫，缺乏平等协商的合作精神，不听组织者的话，自作主张。半夜里，在月光下违反操作规程到半崖里打炮眼，用激将法将胆小的李克明拿着火香去半崖里点导火线放炮，结果李克明腰里的结扣被拉开了，炮眼的导火线已燃烧，李克明两手抓着崖面上的草，吓得全身乱抖，大声叫喊“救命啊”。高占武沉着冷静，“迅速下到半崖，急忙把李克明压到身下，这时，左右响起了连绵不断的爆炸声。”中国农民天然地只知道自己的利益，但看不到长远的利益，更看不到在长远利益基础上形成的各户之间的共同利益。因为看不到共同利益，所以不能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建立起家庭之外的各种形式的组织。20世纪50年代之后，毛泽东进行农业合作化、公社化的伟大实践，但由于是通过自上而下的行政强力才将农民组合起来的，绝非中国农民的自愿合作。所以，对农民的本性从根本上没有多大的改变。《千秋大业》中有这样一段描写，“刘满红跑到庙台上敲起了上工钟。在钟声中，人们纷纷从各家门里走了出来，有的拿着工具，有的空着两手，有的精神抖擞，有的无精打采。孙二旦从门里伸出头来看了看，然后又缩回去了。”在劳动工地上，人们还在坚持着干活，“孙二旦和马起家躲在坝后烤火、抽烟”，“张小翠围着件皮袄，半躲在柴堆上聚精会神地看小说。”张海泉批评孙二旦，“二旦，刚休息罢，你怎么又歇下了。”孙二旦说：“你倒管得宽，你算几品官？”张海泉说：“我是社员，你耍奸偷懒不劳动，我就要管！”孙二旦发牢骚说：“哼！劳动，我看今冬天不痨死也得冻死！”郑山花正好背着石块走过来，听见他的话，说：“二旦叔，你怎么能这样讲？让大家评评，这像个公社社员讲的话吗？”众人也都纷纷说，“简直是胡说八道！”“这是成心捣乱！”“标准的落后分子！”孙二旦争辩道：“噢，我是落后分子？还是标准的？”郑山花说：“大家都紧张劳动，你在这儿烤火、休息，还要说怪话，这不是落后是什么？”孙二旦又争辩道：“好，我落后！可你看看你家的人，还不如我哩！今后晌她就没挪那个窝。”他在指着张小翠，用张小翠的行为给自己的错误行为垫背。这就是中国的农民。他们需要一个“别人”来替他们识别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并代表他们的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没有一个这样的领袖人物来组织和领导他们的生活和工作，他们就永远合作不在一起。他们对这些能代表他们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的领袖人物的关系是感恩和崇拜。崇拜是因为这个领袖人物能识别他们认识不到的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感恩是因为这个领袖人物替他们实现了他们的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集体化和合作化时代的高占武、赵春山、郑山花、云务本，以及土地承包制时代的方二虎、费成树、常绿叶就是这样的领袖人物，因而他们受到村民的感恩和崇拜，也受到了时代与国家的表彰和鼓励。
在中国的乡村社会，任何一个小农家庭都处于四重关系之中：一是与土地、与自然物质交换关系；二是利用血缘与情感相维系的非市场的人情关系；三是与市场（主要是与集市庙会）相交换；四是家与国之间的交换，即农民用“赋税”换取国家的“替民做主”。在村落内，村民之间的关系大致有两种，一是亲，二是情，到现在“亲”的范围也大体是同一祖父母的直系子孙及姻亲，当然也可能向外扩大。“情”则是指感情，它不分亲疏与异姓。在农村的现实生活中，“亲”是自然血缘关系，“情”则是长期交往而建立起来的朋友关系。这两种关系确实是乡村社会的基本“社会关系”。在村落内，家与家争，通常站在“自家人”一边；族与族争，通常站在本族人一边；村与村争，通常站在本村人一边。这表明血缘关系在村里还是很重要的。离开了村，很少有亲戚关系，那自然就主要靠朋友了。所以，中国人有句俗话，叫“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这些关系致使中国的农民更多的是在村落内的农田上劳作，长期的“小农经济”使中国农民越来越分散、愚昧、落后，其生存的能力和经验十分有限。尤其是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运行制度与规范。建国以来三十多年的公社化、集体化和合作化时代，使中国农民除了在农田劳作之外，基本上没有增长其他的生存能力和经验，特别是离“市场经济”越来越远。《千秋大业》中，马起家认为“河北缺牲口，内蒙古缺土布，咱们把河北的土布运到内蒙古”，这不就赚钱了？其实，这是最简单不过的“市场经济”了。这当然是最重要的“市场信息”和最宝贵的“金点子”了，但却被那个时代认为是“邪门歪道的事儿”。乱石沟的人们认为：“乱石沟宁可饿肚皮，绝不去挖社会主义的墙根。”“你不能把乱石沟拖进资本主义。”到了70年代，这种现象越演越烈。《新来的县委书记》中水泉村的谢开泰因为家里确实需要钱，计划卖了瓮要给小孩们做棉袄，却被支部书记邹小山挡在村口，将两个小瓮打了个稀巴烂，说：“我不准你走资本主义道路。”县委书记朱克实问社员：“你们这里说的资本主义道路，是指些什么事？”社员章洛林说：“比方社员们的母猪生下小猪，母鸡孵下小鸡，妇女们编下草帽辫，小孩子们喂下兔子……只要拿出去一卖，就叫走资本主义道路。”朱克实感叹一声说：“这就是说，把社员们的一些正当副业，都当成资本主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