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番写《茶道青红》，他继续要写的让所有读者都感觉好看，所以，特别注重加强了故事情节的渲染。《茶道青红》与《白银谷》又有所不同，开篇是借用宋代大词人辛弃疾的名作《贺新郎》，引出特别喜欢这首词的康家戴夫人，然后简略交代了康家经营茶叶的历史，逐步进入故事核心，那就是康家外贸茶叶遇到了恰克图闭市停关打击，掌管生意的康二爷康乃懋滞留俄国，危难时刻，戴夫人挺身而出，担起了重担，悬念也就此而生，一个接一个往下演进。起初看似与故事关系不大的《贺新郎》却成为贯穿整个故事的一种情感象征，成为戴夫人的精神写照。
《白银谷》和《茶道青红》的好看，还体现在语言叙述方式上。《白银谷》中，成一使用的是在现代口语基础上适当加一些旧白话的写法。《茶道青红》中，成一则调换了一下，使用的是在旧白话基础上适当加一些现代口语的写法，因为乾隆五十年到五十七年还是旧白话为主的时代，只能适当加一些现代口语。从这部作品中，可以看到成一在古代汉语方面的深厚功底，可以说，每一句话，甚至于每个词和字的使用，都是那样贴切，多一字或者少一字，都会影响到语言的完整性和内涵。
2009年5月
一部感人至深、发人深省的作品
——评大型报告文学《根本利益》
以大型报告文学《落泪是金》《中国高考报告》等作品走红文坛的何建明，开拓题材领域，将笔触转向纪检干部，推出了大型报告文学《根本利益》，又一次在全国读者中产生强烈反响。在阅读这部作品之前，我已经从一些媒体的介绍中知道了它的大致内容，感觉大概是一部写得比较好一点的人物报告文学。然而，当我拿到这部十五万字的书，仅在读序言时，就被作品深深地吸引了。于是，一口气读完，并且想了许久。
我以为，《根本利益》通过叙述运城市纪检委副书记梁雨润奉行执政为民的原则，以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工作目标，尽职尽责，排除各种阻力，解决了一系列老百姓多年上访却总也解决不了的问题，赢得了群众发自内心的赞扬的事迹，阐述了这样一个道理：党的领导干部能否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把老百姓的事当成自己的事去办，关系到国家今天的生死命运和十三亿人的明天。在艺术表现方面，作者非常注意细节的真实性和独特性，以叙事为主，兼有论说，靠人物的言行打动读者，感染读者，写活了梁雨润的高尚品质和精神境界。因此，把《根本利益》定位成一部感人至深、发人深省的作品，是不为过的。
研究《根本利益》的成功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我想，最主要的有三点。
其一，作者是以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以及真诚的态度创作的。如今的文坛上，有一些作家对于责任感和使命感比较淡漠，认为文学创作完全是个人意识的宣泄，崇尚艺术至上观念，对于许多社会问题和现实矛盾，采取回避的态度。应当说，这样的态度未尝不是文学的一种选择；然而，文学最主要的功能毕竟是反映社会生活，不讲责任感和使命感，必将使创作走进狭窄的胡同里。何建明正是这样理解文学创作的。他近几年来一直密切关注社会生活中的许多重大问题，发表的都是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报告文学，责任感和使命感很明确。到了这部《根本利益》，责任感和使命感就更为强烈了。相对于可以虚构的小说，写真人真事的报告文学难度是显而易见的，因为现实社会中的矛盾非常复杂，如果作品要达到一定的深度，就必然会触及到一些敏感问题，弄不好要引起预想不到的纠纷；同时，前期采访比较艰苦，需要投入很大精力和财力。何建明十分清楚这些困难，但他在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促发下，坚定地选择了这个题材，多次从京城到运城广泛深入地采访，跟着梁雨润工作，接触了与梁雨润有关联的各种人，尤其是那些受过冤屈的当事人。这样，他就掌握了非常丰富的素材，能够把自己的情感与思考都注入到了创作中，使得作品上升到较高的层次。
其二，作品所描写的梁雨润以及其他各种身份的人物，都是真实可信的。由于作者掌握的材料丰富，更有驾驭材料的能力，整部作品中重点写的梁雨润处理的几个案件，如畅春英为给冤死的儿子讨个公道十三年上访案、史英俊苹果被抢案、崔良娟宅基地纠纷案等，都以其真实性给读者强烈的冲击，真实到让人们感觉就像自己身边发生的事，具有了普遍的意义。我觉得，作品之所以能有如此效果，是作者何建明很好地处理了生活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之间的关系。如果他只是把采访到的有关梁雨润的材料全部搬到作品中，反而会让读者感觉并不真实；现在，他对材料进行了提炼、加工，并附上自己的深刻议论，就使作品达到了一种艺术的真实境界。由于艺术的真实更集中、更典型，因而也就更有震撼力，更能打动读者。
其三，《根本利益》虽然是写梁雨润为群众分忧解难、秉公执法的事迹；然而，却引发出一系列让读者思考的社会问题，包括司法腐败问题、“三农”问题、干部作风问题等等。作品中重点写的畅春英案、史英俊案、胡正来案等，都是因为法院判决不公正或者是公安人员、法警直接干出违法违纪恶事造成的；而且一拖就是若干年。没有梁雨润的认真查处，这些案件不知还会拖多久。可以看出，少数执法人员知法犯法，是社会不安定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提出依法治国已经多年了，但少数执法人员就是不能这么做，他们要用人民群众给予的权力谋取个人利益。可见，提高司法人员素质，仍然是非常迫切的一项工作。作品中所写的受冤人物，都是普通农民，这说明农民是弱势群体。事实上，尽管中央三令五申要求减轻农民负担，维护农民利益，但在不少地方，农民却总是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正像去年湖北省一位乡党委书记李昌平所说，如今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许多有权有势的部门，根本不考虑农民的利益，都想从农民身上捞一把。长此下去，必将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因而，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再不可以漠视农民的权利了，“三农”问题迫切需要尽快解决。作品中梁雨润所处理的若干起案件，其实开头并不难解决，却是由于一些干部官僚主义作风严重，互相推脱责任，使得简单的事情越拖越复杂，给当事人的心灵造成极大伤害，也败坏了干部队伍的威信。他们口头上说是人民群众的公仆，实际上是凌驾于群众头上的老爷。如果这些干部能像梁雨润那样认真工作，尽职尽责，就不会出现那么多冤案；即使出现了，也会很快得到解决。
2003年3月
关注社会焦点
——评赵瑜新作《火车头震荡——宜万铁路始末》
赵瑜20世纪80年代发表报告文学《中国的要害》，在文学界和读者中产生了极大反响，从此步入全国报告文学主力作家行列，接连推出《太行山断裂》《但悲不见九州同》、“中国体育三部曲”——《强国梦》《兵败汉城》《马家军调查》等，在社会各界引起轰动，引起争议。进入新世纪以来，先后写出《革命百里洲》《晋人援蜀记》《寻找巴金的黛莉》等，同样受到各方好评，为不太景气的报告文学增添了一抹亮色。
赵瑜的作品获得过“鲁迅文学奖”“赵树理文学奖”“徐迟报告文学奖”、《中国作家》大奖等，在文坛是知名度很高的作家，在社会上同样影响广泛。分析赵瑜的报告文学能够获得成功的原因，概括起来看，我认为，是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是时代热点和人生要点的纪录，都有深刻性、典型性与普遍性。他总是以揭示中国社会存在的各种焦点问题为题材，在整个创作过程中，则是以分析思考为主要基调，以张扬科学与民主精神为主要价值追求，而这些特点，又都是以占有大量翔实的材料为前提，再加上他的厚实的艺术素养达到的。
新近出版的《火车头震荡——宜万铁路始末》，延续了赵瑜近年来报告文学写作的总体走向，关注的仍然是社会生活中的焦点问题。铁路建设是我们国家当前基本建设的核心工程，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宜万铁路建设过程，折射出中国社会一百年的经济、政治轨迹，承载着好几代中国领导人和许多民众的理想与梦想。赵瑜的这部作品，选择宜万铁路建设过程为叙述对象，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国铁路建设的艰难曲折，而作品中所写到的决策者、技术人员和工人，让我们体会到了人的一种价值追求信念。
阅读这部作品，我能够强烈感受到，赵瑜一如过去，仍然是以诚挚的热情和高度的责任感，全方位采访，全身心创作，其深远的社会意义和文学价值，同样在不断超越自己。赵瑜透过这部作品的采访和写作，思考了许多政治、历史、经济、文化问题：这条铁路，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拼死没有打通，辛亥革命领袖孙中山没有打通，国民党政府没有打通，到毛泽东、邓小平等主政时期，仍然没有打通！直到今天，宜万铁路建设总指挥部的成员，还在为年底通车做最后的拼搏。一段仅三百多公里的铁路，建设如此艰难，这到底是一条什么样的铁路？我们为什么历经百年不放弃它？我们为什么历经百年打不通它？赵瑜认为，其中原因，首先是这条铁路穿越的是特别险恶的崇山峻岭，施工条件复杂，技术难度很大；其次是资金投入跟不上需求；但是更为重要的是，政治体制对修建这条铁路的制约非常明显，在许多关键时刻，总是政治的力量左右着铁路建设的成败，体制的变换让铁路建设难以适应，官场人物以个人重视与忽视代替科学的决策。从这个意义上看，赵瑜的这部作品，讲述的是宜万铁路建设过程，却也是在书写中国铁路百年历史的走向，探讨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改革的价值。
《火车头震荡——宜万铁路始末》的叙事文体有些特别，赵瑜表示，采用这种写作手法，主要还是考虑到与内容相适应，希望追求一种形式与内容的有机结合。我注意到，他一直比较关注报告文学的文体变革，一直希望对它的叙事方式有所拓宽。事实上，创新是报告文学写作的生命。因此，报告文学作家就要不断提高文学修养与思考能力，用创新意识去写作。赵瑜就是这样不断地探索着，前进着。他特别善于描写各个层面上的人物，尤其重视那些奋战在第一线的基层干部和职工，他希望通过表现这些人物的命运，去展示他们平凡而伟大的人生。我以为，一个作家，特别是报告文学作家，有一条永远不能放弃的原则，那就是平民意识。或者说，草根文化是文学的根，是作家的根。而知识分子的精英化倾向，只有和今天的中国社会实践、和中国的普通群众结合起来才有意义，才有用处。平民化的写作可以延长一个作家的创作生命，丰富一个作家的人生。
文学界的不少有识之士和许多读者，都对近年来一些报告文学作家的创作指向忧虑，认为他们只是满足于对事实和对象的机械描述，作品是大量材料的堆砌，既缺乏思想性又没有文学性，更没有理性的判断和深刻的思考。我相信，赵瑜的这部《火车头震荡——宜万铁路始末》，不光对于我们国家的铁路建设乃至整个经济建设发挥启示意义，更是靠思想和艺术上的高度，对当今报告文学写作起到示范作用，引导作家们能够真实地表现社会生活，尤其要抓住焦点问题予以深刻剖析，并得出独到的看法来，由此把报告文学创作推向新境界。
2010年11月
《左权将军家书》的价值
印象中的左权将军，是一位八路军高级指挥员，在抗日战争中殉国。为了纪念他，把他的牺牲地山西辽县改名为左权县，一直延续至今。在中国现代史上，为纪念一名人物而更改县名的，为数并不多，除了左权县，仅有陕西省志丹县、吉林省靖宇县等几个。至于左权将军的人生道路和情感历程，则知之不多。新近读到《左权将军家书》，让我对左权将军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左权将军家书》是由将军的女儿左太北主编，并聘请了一些有关专家协助而成的。因此，本书的准确性、可信度就是毋庸置疑的。这部家书包括了左权给夫人刘志兰的十一封信、给母亲的一封信、给叔父的一封信。给母亲的信写于1937年12月，主要是表达了左权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怒和决心抗战到底的心情，当然也有对母亲及家人的思念；给叔父的信写于1937年9月，是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件发生不久，左权在信中充满了抗日激情和对胜利的信心，并对叔父照顾自己的家人深表谢意。主体是给夫人刘志兰的十一封信，写于1940年8月刘志兰带着出生不满百天的女儿左太北从晋东南八路军总部去了延安之后，时间为1940年11月12日至1942年5月22日，三天后的5月25日，左权在指挥八路军总部突围中被日军的炮弹击中，壮烈牺牲。作为一位在中国现代抗日战争史上有重大影响的人物，左权将军的家书具有很大的历史价值与研究价值。我以为主要表现在下面三个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