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真实地展示了左权的情感轨迹。从这些信中可以看出，左权虽然是一名军事指挥员，但由于他曾经赴国外留过学，读过很多书，因而是一位很重感情的人。他深知作为丈夫和父亲的责任，时刻操心不在身边的妻子的生活、工作、学习和幼女的成长，字里行间充满了关爱之心与自己不能尽职的内疚之情，比如他对妻子说：“自北北在你的肚子里慢慢长大，出世，直到现在，我深感做妈妈的艰难。过去没有经验，看得太简单，现在懂得了，母亲为自己的爱子爱女实在牺牲得太多了。”他在每一封信中都问讯女儿的情况，托人给女儿带去衣服和食品；听说女儿得病，更是焦急万分。可以说，浓浓的亲情是这些信的主线，让人们感受到了一位身处战争时期的军事指挥员温柔的一面。
其二，记录了一段历史事实。左权在这些家书中，虽然是以谈家事为主，但也写到了他所处的抗日根据地的状况。1940年到1942年，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日本侵略军对抗日根据地全面进攻，正如左权所写：“敌人的政策是企图变我根据地为一片焦土，见人便杀，见屋便烧，见粮食便毁，见牲畜便打，虽僻野山沟都遭受了损失，整个太北除冀西一角较好外，统均烧毁，其状极惨。”而八路军则坚决抵抗，发动了有名的“百团大战”，左权在信中说：“你们走时正是百团大战第一阶段胜利开展之时，不久结束第一阶段又开始了第二阶段，也获得了预定之战果，连克了数十个据点，尤以辽县以西直至榆社一带据点全部克服，缴获极多。”应当说，左权在这些信中所写的历史事实，对于揭露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犯下的罪行，是有力的证据；对于八路军英勇抵抗侵略军，是真实的记载。
其三，为研究左权的人生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左权是一位抗日名将，被周恩来称为“有理论修养同时有实践经验的军事家”；朱德的评价是“在军事理论、战略战术、军事建设、参谋工作、后勤工作等方面，有极其丰富与辉煌的建树，是中国军事界不可多得的人才”。以往关于左权的研究中，一般都是把他的军事贡献作为重点，而对他的情感探讨不够。这部《左权将军家书》的问世，无疑，拓宽了关于左权研究的路子，让研究者能够更深刻地评价左权的意义；同时，也让普通读者对左权有了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
2008年6月
在穿透历史中超越历史
——评长篇小说《水旱码头》
四十万字的《水旱码头》，是作家刘维颖继《滴翠崖》《相约在故园》之后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前两部我都有幸阅读过，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而这部《水旱码头》无论在思想内涵方面，还是在艺术表现方面，较之前两部都有了一定的超越。可以说，刘维颖是一部比一部写得好。他能取得如此的成就，我以为，其原因，首先是刘维颖对文学创作具有一种执著的追求精神。现如今，文学创作已经不再有20世纪80年代的辉煌，靠文学创作得名获利，几近奢望；事实上，文学创作在眼下的整个社会生活中，越来越边缘化，除了少数以此为生的职业作家外，业余作家能够坚持不懈地写作，必须具备强烈的信念、坚韧的毅力和不求名利的心态。可以说，刘维颖正是属于这类作家。仅从这一点上看，他就是一位值得敬佩和赞赏的作家。
其次，刘维颖是以真诚的态度从事写作。从他的三部长篇小说中，我们能够明显地感受到，他是真诚地理解生活，真诚地追求艺术，真诚地考虑表达自己的思想。本来，真诚应当是作家创作的基本品德；但是，近些年来，受社会商业化大潮的影响，一些作家不再崇尚真诚，把创作视为一种游戏，或者是谋取名利的手段，使得真诚就格外可贵。我以为，一位作家如果失去真诚，纵使你很有才华，很有灵气，也只能是靠新的语调编织旧的故事，作品的价值肯定会大打折扣。刘维颖恪守真诚品德的态度，正是他不断推出新作的精神支柱。
《水旱码头》是一部以山西西部黄河碛口古镇为背景，反映晋商生涯的长篇力作。小说取材于清朝道光至咸丰年间，有着悠久商业和文化传统的名镇碛口，随着各种商号的不断兴起，成为人烟辐辏、商贾云集、货物山积的水旱码头。在这个码头上，商家与商家之间，官吏与商家之间，商家与民众之间以及形形色色的社会人物，演绎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商业战、一场场跌宕起伏的情感戏、一出出撼动心灵的人生剧。作家刘维颖于20世纪70年代，曾在那块土地上工作、生活了七八个年头，对那段往事非常熟悉，古镇充满传奇色彩的人文历史和独特的民俗风情，深深地吸引了他，他意识到，自己有责任用文学作品的形式表现出来，既是对那些当年铸造碛口业绩故人旧事的再现，也是要启示后一代人在当今经济建设大潮中，借鉴晋商讲究诚信的品德，再创辉煌。因此，我明显感受到，《水旱码头》是刘维颖强烈的历史感和自觉的责任感的体现。
文学作品的历史感，是近些年来用得较多的概念之一，相对于机械化的模拟生活，新闻似的抢夺题材，理论性的直奔主题来说，提倡历史感应该说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所谓历史感，绝不仅指题材的外在框架是写历史，也不是对已经成为历史的生动事件的简单再现；实质上，是指那些对于历史事件、艺术形象和人物性格的刻画中，所渗透的为作者自觉意识到的历史内涵，是文学作品反映生活的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和谐统一。《水旱码头》正是这样体现历史感的。作家刘维颖在作品中，既保持了历史事实原则上的真实性，比如碛口镇西湾村盛家“三槐堂”的往事；同时，又以现在的眼光审视那段历史，对一些不同身份的人物，如盛书璧兄弟三人、盛景涛、李运旺、王继贤、张从龙、崔虎臣等，作了更为准确的评价。
由此，我想到了文学作品与历史事实的关系问题。如果说历史学家的责任是发现历史事实的话，那么，作家的责任就是发展和弘扬历史精神，要从尊重历史入手，在穿透历史中超越历史。就文学反映历史来说，艺术创作的自身规律，赋予作家在不违背历史规律的前提下，大胆想象、尝试、探求的权利；同时，文学作品的社会接受以及作品可能产生的社会效应，又对作家提出历史责任和社会责任的要求。因为，一般人常常是从文学作品中认识历史，并对历史发生兴趣。《水旱码头》里对于“古会特行”“粥场鞭子”“年关送银”“打假绝劣”等情节的描写；对于李莺莺与盛景涛爱情、婚姻的渲染；对于一些交易场景的描写，都是在不违背历史规律的前提下做的想象。这样，使得小说的艺术性获得强化，达到了艺术真实的效果。
谈到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的关系问题，我们会想起鲁迅先生的看法：文艺家不一定写生活里真实发生的事，但一定要写生活里可能发生的事。我觉得这个标准是当代作家应当遵循的原则。《水旱码头》里的不少细节，历史上可能没有发生，但写进小说中，却非常贴切。这正是作家艺术创作所必须的和必要的。
关于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关系，一方面是历史本质的真实，一方面是艺术虚构，这广阔的中间地带，就是艺术驰骋纵横的用武之地，你可以往历史真实那里靠近，艺术虚构较少；你也可以往艺术虚构那里靠近，历史真实较少。不过，这中间有个“度”的问题。如果完全与历史真实重合，就容易成了历史教科书，而非文艺作品；如果完全是艺术虚构，就容易丢掉历史本质真实，在历史观上走上了歧路。说到底，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统一，就是历史规律与艺术规律的统一。最根本的就是要实现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统一。这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二者缺一不可。丢掉了历史真实，艺术虚构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丢掉了艺术虚构，历史就不可能变成文学作品。这里所谓的历史真实，不是指历史细节的真实，而是历史本质的真实，历史规律性的真实。也就是说，即使你在历史事件、历史细节上达到了相当程度的真实，但是对历史的本质、历史规律没有把握，也不能说是达到了历史的真实；即使你对某一时代的描写，其事件、人物、细节都是虚构的，但是严肃地反映了那一时代的本质方面，也可以说是达到了历史的真实。《水旱码头》的历史感，就是建立在很好地处理了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关系基础上的。
文学创作的责任感，是近些年来文坛颇有争议的话题。20世纪90年代以后，小说创作乃至整个文学创作界出现了两种倾向。一种是追求现代哲学观念，觉得写得越深越好，别人不能理解更好，否则就是太大众化了。人们把这种写作称作反意识形态写作。这类作家特别追求自己的个人见解，强调对生活的一种体验，比如荒诞、陌生、人与人之间隔绝等等。另一种叫个性化写作。这种写作发展到最后是“下半身的写作”，专门写爱、专门写人的性感觉。这两种倾向必然会把文学引向小圈子，跟民众和社会群体逐步脱离，其后果很显然，都出现了比较浅薄的现象。究其原因，都是这些作家不再把责任感作为创作的指导思想，认为追求责任感就会失去艺术性。
事实上，责任感并不仅仅像一些人理解的是在图解政策；责任感包括正义和正直的品德在内。无论作家地位如何变化，他作为历史代言人和时代记录者的角色永远不会改变。一个有责任感的作家，应当时刻清醒自己肩上的责任和对国家、民族所应承担的使命。责任感可以使作家更投入于创作本身，更专注于对生活本质的挖掘。不可否认，文学创作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曾经成为简单的政治传声筒，教训是深刻的；但是，文学作为社会生活的反映，要完全同政治脱节也是不可能的，只有联系紧与不紧之分，关键是如何理解政治与文学的关系。谁也不能否认政治生活是社会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个方面，政治往往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多方面的社会发展动向，交织着各种各样的利益和情感。可以说，从政治领域内切入生活，更容易深刻地开掘人物的性格，概括社会的本质。刘维颖在《水旱码头》中，对历史政治的贴近，是通过盛景涛等各种各样的人物性格的冲突、较量的描述和对人情世态的解剖来体现的，由此而完成对历史问题的思考，并传达出自己的责任感——让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不要忘记那段惊天动地的历史往事。
2004年10月
由《神圣约定》谈“官场小说”
近几年来，描写官场现状的中长篇小说如《抉择》《国画》《跑官》等，在读者中的反响非常广泛，销售看好，与其他文学作品普遍滞销的局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同时也引起文艺评论界的重视，称其为“官场小说”创作现象。我认为，这样的概括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官场，是社会生活中一个很重要的层面，它能够集中反映一个时代的本质，也可以深刻体现不同性格人物的心理世界，还是展示各种文化观念的地方；尤其在当今社会转型期，官场中人的心态更为多样化，既有以权谋私、道德败坏的极端腐败分子，也有廉洁奉公、勤政为民的清官，更多的是那些一方面诚心诚意干事业、一方面也为自己利益着想的领导干部。像《抉择》就着重刻画了一批以权谋私领导干部的腐败行为；《国画》《跑官》是细致描写了一些很难用好或者坏界定的官员的精神状态；而前不久由华夏出版社推出的长篇小说《神圣约定》（高厚、珊泉著），则全力展示了一个廉洁奉公、勤政为民领导干部的形象。
清官形象在以往的小说创作中已经屡见不鲜，然而，不同时代的清官都各有特点，《神圣约定》中所描述的平州市委副书记郭勤生就是一位很有特点的清官。他是世纪之交中国官场中的清官，他的所作所为带有浓厚的时代烙印，他不是那种不食人间烟火远离现实的理想化清官，他的思想观念、他的生存环境、他的工作方式，等等，都是真实可信的，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都能够见得到他这样的官员。
出身农家、体验过艰辛生活的郭勤生被任命为平州市委副书记，上任以后，决心全力以赴反腐败。他在全市反腐倡廉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表示：“我今天和诸位来个神圣约定，从今天起，从我们自己身上开始，不管以前怎么样，以后咱们下个决心，在反腐败上动动真格的，下一个硬手，让老百姓切实感到我们的干部足以信赖。我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通过共产党人自身的努力，根治腐败，带领人民走向复兴之路！”然而，复杂的官场，复杂的社会人际关系，复杂的利益分配，让他的反腐行动举步维艰，一波三折，阻力重重。如果他像多数领导干部一样，仅仅开个会动员动员，甚至成立一个反腐办公室，处理上几个无关大局的干部和查处上几件小案，然后总结收兵，就会是你好我好大家都好。可是，他却一定要干下去，要真正触动大案要案，这就必然会涉及许多人，于是引出了一系列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