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封群众来信中，郭勤生意识到，平州市最有名的大企业北方无线电厂原厂长、现市经委主任郑克昌有重大涉嫌腐败行为，他决定要彻底查清。但是，郑克昌有市委书记肖力做后台，肖力总是处处庇护郑克昌，并对郭勤生的工作不配合。一些得过肖力好处和期望靠肖力提拔的干部，都是看着肖力的态度行事，给郭勤生查案设置各种障碍。面对这些阻力，郭勤生没有退却，没有忘记自己的“神圣约定”，采用微服私访、以情动人等方式，依靠北方厂的工人、技术员，依靠有良知的干部，依靠社会各方力量，终于掌握了充分证据，突破了郑克昌设下的重重包围，彻底查清了郑克昌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的事实。然而，复杂的官场体制对郭勤生的“神圣约定”并不完全赞赏，结局是：肖力被免职，郭勤生被平调到另一个地方。
我以为，《神圣约定》的两位作者描写郭勤生把握的原则，是要让这个人物真实可信，让读者感觉这个人物就生活在他们中间。因此，在故事情节设置，在人物性格定位，在叙述方式的选择等方面，都围绕真实性来确定。这样，故事情节波澜起伏，却非常自然流畅，没有显出刻意为之的痕迹；人物性格鲜明，却合乎情理，不是为了突出郭勤生一个人而有意贬低其他人；叙述则采用了传统的起承转合方式，由开头、发展、高潮、结局组成，中间穿插有回忆、倒叙、心理活动等手法，虽然没有多少新颖之处，但叙述得张弛有道、详略得当、少有漏洞，能够吸引读者产生读下去的兴趣。做到上述这几点，对于一部表现现实生活的长篇小说而言，就可以说是成功了。
由《神圣约定》，我产生了一些对目前“官场小说”创作的看法：
其一，官场作为社会的一个重要层面，非常需要文学作品予以反映。官场从来就是社会矛盾的焦点。历史上的朝代更替、制度变革以及能够进入历史学家研究视野的重要人物，都与官场有密切的关系。文学作品如果能写出官场的某些深刻内涵，实际上也就写出某一特定社会时期的本质来了，作品的价值也就产生了。当然，从哪个角度写，是作家的选择，可以像《神圣约定》这么写，也可以像《抉择》《国画》那样写。
其二，官场中人的复杂性格，很值得作家去剖析和思考。进入官场的人，动机是多样的和变化的。有人从一开始追求的就是权力的力量及其带来的社会与经济效益，期望享受优越的地位与舒适的生活。于是，苦心经营，利用一切能够利用的机会达到攀升的目的。有人入官场时，不乏经世济民的政治抱负和社会理想，也的确曾施展才华，大力革旧布新，除恶扬善；然而，由于官场的很多积弊，对人的腐蚀作用颇大，就会由浅入深地改变这类人，让他们放弃起初的抱负与理想堕落下去。有人入官场纯属偶然，本无升官大志或大展宏图的想法，只是采用应付的态度，或独善其身的原则，不求有多少政绩，也不愿成为权钱的奴隶，相对平稳地结束官场生涯。有人当官确实就是想为民办事，为社会作贡献，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留下一个好官名声。如此多样的性格特征，给作家提供了广阔的创作空间。如果把官场中人只写成一种性格，显然是不全面的。像《神圣约定》中的郭勤生，就属于一种类型的官场中人。
其三，官场小说能够透视出民族文化的本质来。从表面上看，官场似乎与文化形态关系不太密切；其实，本质上是浸透着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的。传统文化中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官大一级压死人，表面语言与内心欲望的巨大反差，进了官场就有了铁饭碗等等观念，在官场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同时，处在信息时代的当今社会，西方文化对民族文化进行全方位的冲击，官场也不例外。西方文化中对于官场的理解，正在影响着官场中的一些青年人。民族文化的劣根性在官场上的表现，通过文学作品展示出来，是有一定的警示意义的。如果能在官场小说中描写东西方文化的冲撞与渗透，就更有浓度了。而这一点是《神圣约定》中所欠缺的。
2001年8月
成功的跨越
——由《母系氏家》谈李骏虎小说创作的转型
2009年对于李骏虎来说，是值得记忆的年份。这一年，他如愿获得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全国青年作家最高奖“庄重文文学奖”。这是山西文坛继1988年张石山，1993年李锐、张平、吕新四位作家之后，十六年以来再次获得此项文学大奖。李骏虎能够获得这个奖项，凭借的是他无可争辩的创作实绩和他在全国青年作家中的影响力，正如该奖项评委会在评语中所说的：“李骏虎开始文学创作已有十几年，他的创作势头一路走高，尽显其写作才华，面世的各种体裁的作品达二百多万字，出版有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及评论随笔集多部。为了获取创作素材，扩大知识面和生活积累，李骏虎到县里挂职，获得了非常丰富的素材，为他的写作打下了坚实基础。李骏虎用小说的方式为同龄人画像。他对同龄人的生存态度、思维方式、情感特点体验得特别深刻。他努力表现一代人独特的生活感受和情感轨迹。他能从司空见惯的普通生活中，发现人生的内涵，悟出生活的本质。他的小说中充满许多闪烁着智慧的细节，许多出人意料的故事结局。”
李骏虎的创作实绩和影响主要体现在：出版有长篇小说《奋斗期的爱情》《公司春秋》《婚姻之痒》，短篇小说集《唱歌的女人》，中短篇小说集《李骏虎小说选》，评论随笔集《比南方更南》，还有大量散见于全国重要文学期刊上的小说、散文、报告文学、评论等等，在创作实力雄厚的山西文坛打下一片天地，获得过第四届“山西新世纪文学奖”。同时，李骏虎在全国文学界也已经崭露头角，不少有影响的文学刊物和出版社跟他约稿。在网上，李骏虎作品的点击率也相当高，比如，长篇小说《婚姻之痒》没有正式出版之前还在网上连载时，“一直跟读的读者有数十万”。（《婚姻之痒·后记》）
获奖之后的李骏虎，并没有沾沾自喜，更没有在创作上怠慢起来，而是把获奖作为动力，激发起新一轮写作热情，发表了中篇小说《五福临门》等，特别是把此前写出初稿的长篇小说《母系氏家》，作了全面、详细的修改和补充，使作品的思想价值和艺术品格得到了明显的提升，让我们看到了一部全新的《母系氏家》、一部值得咀嚼玩味的长篇小说、一部标志着李骏虎新的创作阶段的代表性作品，可以说，这是李骏虎创作生涯中的一次成功的跨越。
我之所以把《母系氏家》定性为李骏虎的跨越之作，是缘于此前他的主要作品，包括长篇小说《奋斗期的爱情》《公司春秋》《婚姻之痒》，短篇小说集《唱歌的女人》和中短篇小说集《李骏虎小说选》里所收的中短篇小说，在题材选择和主题方向上，他都是在用小说的方式为同龄人画像。应当说，从这些作品中能够看出，李骏虎确实对同龄人的生存态度、思维方式、情感特点体验的特别深刻，因为他与同龄人都是“文革”之后出生的一代人，也即现在人们通常说的“70后”，他们没有沉重的历史重负，没有坎坷的人生体验。然而，他们却有自己独特的生活感受和情感轨迹；或许他们的人生态度让老一辈人难以接受，却更适应社会的发展。《奋斗期的爱情》，是一部耐读、耐看、耐人寻味的作品。可以说，李骏虎是以自己的人生体验为基础，构思这部小说的，从主人公李乐身上，我能够感受到他的许多影子。我能感觉到，李骏虎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展示这些城市青年的人生态度时，在一种非常客观、非常自然的叙述中，包含着许多文化的、哲理的、伦理的内质，留给读者很大的思考空间。
到了《婚姻之痒》的问世，标志着李骏虎的小说创作进入了成熟期。从题材上看，继续是在为同龄人画像。作品中的主角马小波、庄丽以及他们周围的人物，都是李骏虎的同龄人，这些同龄人随着李骏虎的成熟而成熟。正是因为对同龄人的思维特点、生活方式、处事原则等等的极其熟稔，所以，李骏虎在叙述故事情节时，显得是那样游刃有余，他已经能够把自己对社会、对生活、对人物的独特理解，艺术化地表现到作品中，让读者的情绪随着他的叙述而完全进入他所设置的故事中。
为同龄人画像的写作，对于李骏虎而言，或许还可以继续写下去，“70后”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的重要支撑力量，无论在政界、军界、商界还是学术界、文化界，越来越多的“70后”发挥着主力军作用，不断创造着令人称道的业绩；他们的经历同样在创造着丰富的故事，广阔的写作题材，靠着李骏虎的敏锐观察力和理解力，自然是能够有写不完的小说的。然而，李骏虎不是一个墨守成规的写手，他要做不断开拓创新的作家。他感觉到继续写同龄人很难避免重复过去的尴尬，表现的人生世界比较狭窄，展示艺术探索的天地不够大。因此，他在寻求突破自己、跨越过去的路子。幸运的是，他获得了到一个县里挂职体验生活的机会。
李骏虎学习赵树理、马烽等老作家当年挂职生活的经验，不做走马观花的旁观者，而是实心实意地融入到当地干部和群众中，担负上县里好几条重要战线的领导者与决策人，工作量很大，责任也很重，他暂时放下写作，全身心地投入到具体而繁重的工作中，他想轻松都没有可能。三年下来，李骏虎虽然写作数量少了许多，却获取到无尽的创作素材，社会知识面和生活积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创作上突破自己、跨越过去就成了必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挂职岁月对于我来说非常珍贵，可以说它改变了我的人生观念。那段经历是美好而又刻骨铭心的，我经历过热火朝天的建设，也目睹了苍凉的落幕。挂职对于我、对于社会和人心的认知是深刻的，对人与人之间的真情、对人间冷暖的体验是切肤的；同时，我对现实也产生了很多的思考。”
之后，省作协又送李骏虎到鲁迅文学院学习了近半年，这让他从理论上吸取到丰富营养，文学观念和理论素养有了很大提高。他自己的感受是：“我一直觉得当下的小说创作过于快餐化和功利化，作家的创作丧失了对艺术品格的追求，更多的是复述现实、制造故事。其实小说应该警惕故事，对于小说来说故事不过是一个‘核’，而小说的力量更多的来自于细节。我觉得作家应该重拾重视人物的老传统，学习雨果、哈代这些大师在人物塑造上不偷懒、不讨巧的‘笨’办法、‘笨’精神，敢于直面人的精神世界，并甘于用最笨、最费劲的方法去展示他精神世界的全部和与之相关联的外部世界。好的小说作品，往往通过一个人的眼睛和心灵去看世界，通过对一个人生命轨迹的表现，去展现整个人类的命运，比如说《悲惨世界》《德伯家的苔丝》等。从中国小说的源头来说，重传奇、轻命运，重人物、轻人性；后来我们学习了西方经典，会写命运了，也会写人性了，但是，我们还是没太学会写人，写人的精神世界。在世界文学大交流的今天，我们要学会在保持中国气派的前提下，加强作品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探索。”（引自李骏虎《答〈山西日报〉记者问》）
经过挂职生活的磨砺和理论素养的提高，加上已经跨过了而立之年，李骏虎的生活习惯和处事能力逐渐老练，小说创作自然走向了驾轻就熟的境界。在这种状态下，他开始了《母系氏家》的写作。可以说，李骏虎把他挂职生活的感受和新的文学观念，都体现在《母系氏家》之中了。《母系氏家》的笔触完全从为同龄人画像和表达对城市生活个人体验上跳了出来，转到了探究中国乡村女性内心世界和描摹乡村风俗画卷上。
作品中倾力描写的兰英、红芳、秀娟两代三个乡村女性的生活方式与态度，真实地折射出现代中国社会里乡村女性的命运遭际。她们既不是有远大理想和追求的令人尊敬的模范人物，也不是卑鄙无耻令人反感的落后角色，她们就是现实生活中具有普遍性的活生生的人，她们的生存环境和时代特征决定了她们的所作所为只能是那样而不是别样。她们的个性非常鲜明，比如兰英的善于心计，红芳的憨厚直率，秀娟的固执内向，展示得淋漓尽致。同时，通过这几个女性生动形象的话语、行为、心态，呈现出一幅幅清明上河图般的乡村风俗画景象。她们生活得并不是多么美好的、富裕的，也不是多么愚昧的、贫穷的，跟大多数中国的乡村一样过着轮回日月的日子；然而，她们有自己的快乐与幸福，当然也有自己的痛苦与麻烦，可她们都能够从容地应对，能够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其中包含着丰富的人生哲理和文学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