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莲京娜说：“这林子养活我们！我一个月总要来几趟，吃不完的蘑菇和浆果，我们这里的人是离不开森林的。可惜，这几天没有雨，采不到蘑菇！”俄罗斯人对于森林的依赖，我是知道的。我的许多朋友都对我讲过森林在他们生活中的无法替代的作用。森林给人们提供食品，给人们以修养生息的空间，在艰难的岁月，森林还是人们维持生命并重新崛起的基地。森林是俄罗斯人的生命线，是他们对未来的希望。15年来，瓦莲京娜也是在这片森林的庇护下生活过来的，森林既是她的邻居，又是她须臾不可离开的亲人。她的许多知心话大概也是在这片林子里，对着苍劲的大树、明亮的林中空地孤独地讲述的，无论是春夏还是秋冬，这里都留有她的足迹。像许多俄罗斯人一样，瓦莲京娜把我带进森林也是为了把森林介绍给我，如同介绍她自己的亲人。不了解苍茫的森林，不了解清澈的河水，不了解浆果和蘑菇，不了解林中的积雪和严寒，你就不可能真正了解俄罗斯人和这个森林般扑朔迷离的俄罗斯。
我们在森林中低头弯腰地采浆果，连续缓缓而行了将近3个小时。在这采摘行程中，我们只遇见了两个人。瓦莲京娜把她所采到的红醋栗浆果让我吃个一干二净，算起来足足有一公斤左右。她边采边让我吃，还说：“回到莫斯科，你吃不到的！”直到我真的吃不动了，我们才走出森林，一阵清风吹过来，把在森林中完全没有感觉到的闷热一扫而光。当我们光着脚，走进河水中时，我感受到了那来自真正大自然的惬意和舒畅。瓦莲京娜看着我说：“现在，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愿，也不能离开这里了吧！”
回到别墅后，瓦莲京娜让我到房子里去休息。农村的房子都是用粗粗的原木建造起来的，城里人在农村建的别墅也是这样的木头房子。在俄罗斯，对于许多普通俄罗斯人来讲，别墅这个词的概念远不是现代社会意义上的那种，没有豪华的设备，没有奢侈的装饰，没有现代化的供暖和通讯设备，有的只是一座木头房子，临近森林或河边，庭院里满是树木、花草和蔬菜，厕所也盖在菜园子的边上，也是用木头建造的。所以，准确地讲，俄罗斯人的别墅只不过是夏天休息和耕作用的木头房子。这种木头房子的别墅，俄语里叫“达恰”。城里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为了避暑跑到农村去用木头盖个简单的房子，已经无人能道其详了。不过，关于这个“达恰”，契诃夫倒是写过：“在这以前，在村子里只有地主和农民，而现在又出现了住在达恰里的人。所有的城市，即便是很小的城市，现在也被达恰包围着。甚至可以这样说，再过二十来年，住在达恰里的人就会多得不得了。现在，他们只是在凉台上喝茶，但是肯定会出现这样的事：用不了十年的时间，他们就会耕种起庄稼来。”契诃夫的预言早已成为现实，在今日的俄罗斯，起着避暑和耕种庄稼双重职能的达恰已经遍地皆是。“到达恰去”，就是去别墅休息和种点什么，“在达恰”，就是在别墅休息和干活儿呢！
俄罗斯人的“达恰”从纯粹的风情之举转为更多意义上的社会之举——为了补充生活的不足而在那里操劳起小小的私家“农业经济”，在最近的十几年已成为一种无可阻挡的进程。瓦莲京娜的别墅就是这样一处木头房子，只不过在房子里的一面墙角处置备了一个简单的壁炉：烧从林子里捡来的木头取暖，因为瓦莲京娜要在这里度过漫长的冬天；此外，在瓦莲京娜的最大一间屋子里的墙壁上挂满了各种图案的艺术瓷盘。这是她当年从世界各个地方收集到的，大部分都与体育赛事有关。这些瓷盘当年我在她城里的住房里看到过，全都挂在那间精心修饰的客厅里。现在，这些宝贝全搬到这里来了，这不是一种物的简单的迁移，这是瓦莲京娜心的转向，这木头房子就是她的家了，无论花团锦簇的盛夏，还是积雪至小腿的寒冬，她再也不会离开这木头房子了。
瓦莲京娜兴奋起来，指着壁上的瓷盘一个又一个地介绍，这是从秘鲁、巴西、拉丁美洲带回来的，这是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的产品。每一个瓷盘都有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都是她昔日青春年华的一部分，都是她永远不能忘却的记忆。“哦，”瓦莲京娜突然说，“我有日本的瓷盘，可中国的我却只有一个！”她将一个绘有古代仕女的瓷盘指给我看，我仔细看去，发现不是我国的，我就对她说：“这不是中国的，是日本的。”瓦莲京娜很是遗憾地说：“你瞧，我本来就觉得我没有收集到中国的瓷盘，可现在一个也没有了！对了，2008年奥运会在北京开，你一定要给我买到奥运会的纪念瓷盘。”我马上答应：“我一定办到。我下次来莫斯科时，一定给你带中国的瓷盘来。不过，我还是希望，你再去北京，尤其是2008年，你一定要去！”瓦莲京娜眼睛闪着异样的光芒，说：“我是很想去！只要有机会我一定去！不过，你千万别忘了，回去就给我找纪念瓷盘！”瓦莲京娜的话语又一次令我感动，因为她的生命和活力在这些话语中又一次闪光。
说话间，科利亚和瓦夏来了。他开的也是一辆银白色的车，只不过是“Volvo”牌的。他也发胖了，有点大腹便便了，只是依然是满脸的英俊之气。而瓦夏已经是一个青年人了，而且可以算得上是个美男子。科利亚说：“瓦夏在莫斯科大学天文系学习，二年级！”我和瓦夏握手时，他那双眼睛像小时候那样紧盯着我，当年那种近乎挑衅的眼神依旧。科利亚说：“今天，我给你烤肉！我的拿手！”我和科利亚一起去烤肉。在房子的后墙下，有一个长长的铁炉子。科利亚找来木材，点燃起来。在大火熊熊燃烧时，科利亚打开了一个大罐子，里面是昨晚玛丽娅浸制起来的猪肉块。他将几乎有一两重的猪肉一块接一块地串在一尺多长的钢钎上，整整串了8个钢钎，然后再串上两串鳕鱼片，因为瓦莲京娜不吃肉。这时，木材也已经全部燃尽，只剩下一炉火光熊熊的炭火，科利亚随即把八串肉放了上去，瞬间那油就吱吱地滴落下来，那香气就悠悠飘起。
这种烤肉方式本不是俄罗斯固有的，它是从土耳其传过来的。一经传过来，俄罗斯人就爱不释手，在烤肉的调料上加上了自己的东西，并且在肉块和肉块之间加上了土豆块和西红柿等各种蔬菜作为陪衬。这烤肉就更香了，也就成了俄罗斯人待客的佳品，和客人在家里不加拘束地一起烤肉就成了俄罗斯人接待好朋友的最佳礼遇。在我们烤肉时，瓦莲京娜来了，玛丽娅来了，妞霞来了，玛莎来了，她甚至还带了邻居的小男孩，还有那只肥胖的黑白相间的波斯猫。
这8根肉串把科利亚烤得满头大汗。这顿晚餐，除了烤肉串，还有瓦莲京娜腌制的蘑菇、胡萝卜、采来的马林那和一些浆果、各种精制的农村小菜，玛丽娅还从城里带来了生鱼片。喝的是瓦莲京娜做的浆果汁，还有一瓶乡间酿制的葡萄酒。席间，科利亚不断地向我询问中国的情况，打听他曾经见过的中国朋友的近况，他甚至急切地要给一位他们家的一个要好的朋友打电话。电话是拨通了，可是那位朋友却是从熟睡中被叫醒的，因为莫斯科和北京时差4小时，当我们在俄罗斯的乡间推杯换盏时，在北京连午夜都早已过去。不过，他们谈得很开心，谈了很久。
玛丽娅问我，北京有没有治疗“电脑病”的，说是瓦夏整天上网，着魔了一般，要给他治治。我说有，我们那里也有不少孩子整天迷在网上。可瓦夏不爱听，说：“你别听她的！上网怎么啦？我又不耽误功课！”科利亚马上不让玛丽娅说这样的话，对瓦夏说：“玛丽娅这是和闻闲聊呢！”不一会，瓦夏就拿着一瓶乡间葡萄酒和一串肉走了，到外面的一间小木屋去了。我和科利亚继续聊，这时，莫斯科的时间已过了午夜，接着耐不住的是玛莎和玛丽娅，她们先去睡了，妞霞也困了。只有瓦莲京娜还坐在一旁看着我们，直到实在熬不住了，也走了。科利亚高兴地搓着手说：“好！难得有这样的机会，我们再喝，再聊！”科利亚从中国朋友问到中国国事，从旅游问到食品，我们谈到我感兴趣的一些俄罗斯的问题，最后我们归结到了2008年的奥运会。科利亚说：“你们能行！你们有刘翔！有姚明！有那么棒的运动员！你们准能拿第一！”我说：“俄罗斯也有许多很棒的运动员，你们也会有好成绩。”科利亚说：“我们不行！现在不行！我很关注你们国家！体育上你们棒，依我看，你们在其他方面也会领先！”我惊讶于科利亚对中国运动员的熟悉，而在15年前，他对中国不甚了了。科利亚，还有我的一些俄罗斯朋友，也许他们现在对中国还了解得不多，但是他们渴望了解中国的趋向却是很明显的。我为这种趋向高兴。
瓦莲京娜又从那个大厅里走了出来，问我们还要点什么，事实上她在劝我们早点休息。科利亚一看表，哎呀，已经凌晨2点多了，于是，我们结束了谈话。科利亚说：“明天再聊！明天！”
清晨6时，我起来了。我觉得我醒得太早了，也许这在俄罗斯有点不合适宜。我蹑手蹑脚走出了房间，生怕惊动了他们一家人。可我走到庭院中时，瓦莲京娜早在菜地里干活了。她指着菜地边的几株盛开的百合说：“你瞧，多好看啊！”这几株百合开着一簇簇白色的、黄色的花，还有一簇深紫色的花。白得晶莹，黄得娇艳，紫得天鹅绒般华贵！她说：“你应该把你的同事一起带来！”我说：“我们好几个人呢，那么多人不方便！”瓦莲京娜忙说：“你没有看见我这里有这么多屋子，够住的！我特别喜欢中国朋友来，我想中国。”我说：“那好，下次我一定带同行的来！”
太阳升起了，把我们去过的那片森林里的树梢照得辉煌一片。我该回莫斯科去工作了，瓦莲京娜一再说：“下次再来！一定要多住几天！”她停了一下又说：“来帮我干点活！”
我望着她，望着她置身于其中的花园般的菜地，望着她那座相当大的木头房子，我知道春花秋月，四季景色常变，可瓦莲京娜隐居于此的心是不会变的了。因为，这濒临青葱森林和清澈河水的木头房子已经成了她永远的归属，因为，这村口墓地上有她的艾达尔、她的情意未了但已经长眠于地下的丈夫，大概，还因为她对那曾经很熟悉的城市、房舍、街道已不再眷念……
我望着逐渐升高的太阳，突然想起，如果我不在，瓦莲京娜一定提着一篮子马林那去村口的集市了，围一头俄罗斯农村妇女们常围的那种大花头巾，默默地站在那木柜台的后面，顶着太阳，面对过往车辆卷起的尘土，直到篮中的马林那被人买走……
海参崴的俄国朋友
兰英年
海参崴市被苏联誉为远东明珠。1986年以前这座城市不对外国人开放。1986年7月戈尔巴乔夫在该市发表了改善中苏关系的讲话，一年后，海参崴成为对外开放城市。1989年我被国家教委派到位于海参崴市的苏联国立远东大学教汉语，可以说是中国官方派来的第一人。中苏有过蜜月时期，俄国人至今还保留着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美好回忆。
我一到海参崴，急不可待的第一件事是游览市容。我先到列宁大街——海参崴最主要的大街。海参崴的地形像青岛，城市建立在山丘上，走路忽而爬坡忽而下坡。我走到列宁大街已经累了，坐在路边的椅子上休息。一位从旁经过的俄国大婶在我面前停下来，问我是不是中国人，我回答是后，她几乎向我扑过来，也坐在这把椅子上。她说太想念中国人了，20世纪50年代她经常买中国商品，“多好的产品啊！我现在还有用中国布做的连衣裙呢”。接着，她向我打听她所认识的中国人，都是20世纪30年代在海参崴居住过的中国人，我当然一个也不认识。她越说越亲热，要拥抱我。我闻到一股酒气，大婶喝酒了。我站起来，说有事得走了，她恋恋不舍地目送我离去。俄国人没忘记中国人，中俄人民之间的友谊源远流长。
我在远东大学汉学系教授汉语。远东大学的汉学系是莫斯科以外苏联最大的汉学中心。汉学系五年制，每年级四个班。有语言文学、历史和经济三个专业，二十几名教师，150名左右学生。很快我就发现学生们学习汉语的热情没有我们50年代学习俄语的热情高。不说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就说汉语吧，很多同学到五年级还张不了口，简单的话都说不出来。俄国教师的水平同样不理想。我是汉语教研室的教师，可没有一个俄国教师跟我讲汉语。这倒暗合我意，给我提供了练习俄语口语的机会。我在远东大学前后教过4年书，只发现一个有才华的热爱中国文化的学生，立志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大多数学生都希望赶快毕业当翻译挣钱。可惜这位学生为了赡养父母，毕业后不得不到银行工作。系里有位教文言文的教师，讲古文时说苏武牧羊的北海是北冰洋。学生问我，我说北海就是贝加尔湖，苏武牧羊的地点就在今天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首府乌兰—乌德一带。这位教文言文的老师对文言文一窍不通，就会对学生说：“文言文真美啊！”岂不误人子弟？没有一个教师跟我讨论过中国文化等问题，只在上课前有人匆忙问我看不懂的句子和四声的发音。我敢说他们当中没人读过中国的四大名著。与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们在人民大学学习俄语大不相同。我们上三年级的时候，学生相互之间就尽量说俄语了。我毕业后在北京俄语学院当助教，教研室里有10名苏联专家。教研室开各种会、讨论教学计划，全部用俄语。我们主动找苏联专家讲俄语，没话找话，就是为了提高口语。普希金、果戈理、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等俄国作家的代表作我们都读过。那时没有课题之说，但我们研究的问题都与俄国文学和语言有关。而他们研究的课题呢，有的简直让我惊讶。去年远大汉学系水平最高的一位副教授要到中国来做课题，请我写推荐信。我问她研究什么，她说研究中国婴儿学说话时最先说哪些话。
1989年秋天，我上课的时候，一位苏军上校走进教室，问我什么时候下课，我说还有一节课。他在走廊里等我。他叫鲁坚科，是太平洋舰队军报《战斗的岗位》的编辑，集邮爱好者，叫我替他介绍一位中国集邮爱好者，互相交换邮票。他说日本、朝鲜和越南的邮票他都有，就是没有中国的。我不集邮，也没有集邮的朋友，只好给家里写信，请他们找纪念邮票寄来。鲁坚科找我是为了集邮，但接触多了，便成为朋友。他有汽车，拉着我到处跑。他说到海参崴一定要看金角湾，而看金角湾最好在落日时分，在左侧的山坡上。我们去了几次，终于在最佳时间和最佳地点欣赏到了金角湾的美景。阳光在水面上荡漾，仿佛铺了一层金子，呈牛角状。而从远处眺望海湾，也像一只牛角。他还带我到老虎沟去看原始林。其实老虎沟算不上原始林，要算也只能算原始林的边缘。鲁坚科从汽车里取出迷彩服让我换上，自己拿一把砍刀在前面开路。我们走入一块林中空地，四周是三四个人环抱不过来的参天红松。我依着一棵红松坐下，仿佛坐在弹簧床上。地上是一层多年积累的腐蚀植物，像铺了一条厚毛毯。我举目望去，灌木丛的叶子已经变色，五色斑斓，艳丽夺目，比北京香山的红叶壮观多了。旁边还有蕨菜，已长得一人高，不能吃了。鲁坚科说不能再往里走，里面有老虎。这里不少灌木丛结浆果，浆果引来野猪，老虎以野猪为食，便追踪到这里。我们回去时看见路上四五个人，每人背着鼓鼓一麻袋松塔。在这里我动了进入真正原始林的念头，但这个念头几年后才实现。
1990年，海参崴纪念建市130年。鲁坚科找我，说他已经同市长说好，邀请我参加纪念会，并在会上发言。1960年海参崴就纪念过建市100周年，并把一条街命名为百年大街。但我马上想起1860年的《北京条约》和1858年的《瑷珲条约》。这是沙皇俄国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侵占了包括海参崴在内的大片中国领土。我不能参加他们的纪念会。我说有事，不能参加纪念会。鲁坚科认为这是头等大事，还能有什么事比纪念会重要？他走后我又想起“江东六十四屯惨案”来，暑假我曾到阿穆尔州寻找过六十四屯的遗迹，当然一无所获。第二天鲁坚科又来找我，动员我参加，并说市长恳请我参加。我再次拒绝，态度比昨天更坚决，他很尴尬。他大概向市长保证过我一定参加。这位集邮爱好者可能不了解这段历史，我也不便向他说明我不参加的理由。鲁坚科觉得我不识抬举，市长邀请我都不去。此后他不再找我，我也没去看他。
谢尔盖是我的俄国朋友，至今仍保持联系。我同他是在街上认识的。我听说海参崴有家饺子馆，便去寻找。上坡的时候，迎面碰到的一位带着男孩子的海军中校。我向他打听饺子馆在什么地方，他说了半天，大概怕我找不着，干脆送我去，也去吃饺子。没想到闻名已久的西伯利亚饺子太油腻，无法下咽。他问我俄国什么食品合我的口味，我说酸奶油还可以。他问我生活上有没有困难，我说宿舍浴池的塞子塞不紧，不知什么地方可以买塞子。晚上他和妻子柳芭莎来看我，带来一大罐酸奶油和几个塞子。其中的一个塞上果然合适。我们谈起俄国文学，谈起果戈理。他不知道果戈理是我心爱的作家，我读过他的作品，还翻译过同时代人回忆他的文章。我对果戈理的了解让他惊讶。谢尔盖读书很多，同他谈话比同远大同事谈话有意思得多。我们成了朋友。弗拉基米罗夫的《特区日记》和王明的《中共五十年》的原文版就是他送给我的。
谢尔盖约我去钓鱼，他借到一条游艇。那天我有课，可到海上钓鱼的吸引力太大了。我对同学们说：“伙计们，明天我要去钓鱼，课不上了，以后再补。你们可别告诉系主任。”同学们高喊：“乌拉！”于是我去钓鱼。能坐五六个人的游艇，向大海开去。渔具已经准备好，还有砸烂的作鱼饵的海红。游艇开了半小时停在海面上。站在摇动的船舷上，把鱼钩下沉到25米的海里，手握着尼龙线激动地等待鱼咬钩。鱼咬不咬钩全凭手感。我手感不好，几次拉起尼龙线，鱼饵已被吃掉。谢尔盖已经钓了几条一斤重以上的鲱鱼。我心里正埋怨自己笨的时候，觉得尼龙线微微动了一下，赶快拉线，一条来回摆动的大鲱鱼被我拉出水面，我快活极了。我们钓了3个小时，他们每人钓了二十几条，我也钓了十几条。都是鲱鱼。我问谢尔盖，他说这时经过此地的都是鲱鱼，过一个月就是比目鱼了。谢尔盖还带我捞过扇贝。这次游艇开得很远，靠近一个小岛。他们带着网兜跳进海里，扎到海底。那里的海水不深，只有两三米。他们很快便浮上来，网兜里装满扇贝。我在青岛见过扇贝，但海参崴的扇贝比青岛的大两三倍。我跃跃欲试，也想跳下去，但海水太凉，未能一显身手。我们带着扇贝上了小岛。谢尔盖用刀把扇贝剖开，把带肉的一扇放在两块石头上，加上一点盐，下面点着枯枝，烧了起来。烧熟后他请我品尝，鲜美极了。我要了两网兜扇贝送给副食店售货员和图书馆管理员，并对每个人都说一句：“这是专门送给您的。”此后我买面包和借书方便多了。
拉利萨是远东大学图书馆阅览室管理员，一位非常善良的俄国妇女。我经常到图书馆去，很快便熟了。一次我抱怨没蔬菜吃，她同情地望着我，什么也没说。第二天我去看报的时候，她送给我半罐头瓶装蔬菜。以后每天她都给我带半瓶蔬菜，不值班的时候，便把装着蔬菜的瓶子压在当天的报纸上。一连几个月都如此。我着实感激。蔬菜不断变化，有胡萝卜、西红柿、茄子甚至蕨菜。蕨菜不是俄国人的家常菜，副食店虽有，但价钱昂贵，普通俄国人买不起。她家庭状况如何，如何吃得起蕨菜，我很想知道。我与拉利萨经常见面，但她从未邀请过我去做客。我知道她住在阿克萨科夫大街，一天不请自去。这条大街紧靠着果戈理大街，对面是杰尔查文大街和莱蒙托夫大街。我心里想，俄国大作家都聚在一起了，又想起阿克萨科夫一家对果戈理的崇拜，不觉来到拉利萨住的地方。门牌没错，就是找不到她的住所。问小孩，他告诉我一直往前走。走到尽头才发现一间地下室。我按电铃，拉利萨穿着旧连衣裙出来开门，见到我有点窘，把我让进家里。她身边有一堆刚采回来的蕨菜嫩芽。蕨菜在市场上价钱不便宜，但海参崴得天独厚，周围的山边都有。春天采摘它的嫩芽，腌起来冬天可以吃。拉利萨告诉我，她在别墅（实际上是自留地，每个居民都有）种的菜不够一家人吃，还得采些野菜。原来她每天送给我的蔬菜不是种的便是采的，我感到一股暖流涌入心头。她每月工资160卢布，丈夫在列宁格勒读研究生，只领不多的助学金。儿子上中学，课余在远东大学做木工，挣几十卢布，女儿到纳霍德卡海港半工半读。一家日子过得很紧。我的工资比她高得多，想帮助她，提议下班后教我俄语，每小时10卢布，每周3次。她听后笑了：“您的心意我领了，可您的俄语水平我教不了。我还有别的工作。”原来她下班后还要打扫4个教室，一月80卢布，加起来240卢布。我见过她打扫教室，拎着一桶水，一遍遍拖地，累得满头大汗。她的心愿是一家温饱，丈夫毕业后能找到工作。多么可敬的俄罗斯妇女啊。
我最后一次离开海参崴又5年了。远东大学的同事到北京来时都来看我。谢尔盖被我推荐到中国石油大学教俄语，经常联系。听说鲁坚科早已退休，不知他最终是否明白我不参加大会的原因。唯独拉利萨没有音信，不知她的近况。向到北京来的远大同事打听，他们也不清楚。拉利萨，你好吗？
又是玉兰盛开时
——我认识的几个俄国人
牧野
索巴契科
1993年元月1日凌晨，我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叫醒。我嘴里嘟囔着“谁呀”，睡眼惺忪地打开门。门开处，索巴契科脚步踉跄地进来靠在门框上，面色惨白，双唇颤抖，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怎么回事，你倒是说话呀！”我的心陡地一沉。“沉了，船沉了。”“什么？你不是开玩笑吧？”
此前——1992年12月31日下午，我们刚刚和索巴契科一起，在港口上送走了400吨钢轨。我们豪气凌云地在船头磕碎一瓶香槟，欢天喜地地庆祝了这笔交易的成功。这是远东大厦贸易部（1）做的第二笔生意。第一笔生意是一艘百吨浮吊，此刻，浮吊早已到了江苏省的张家港市。第一笔生意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总经理的信心，正准备乘势把轮船生意做大做火。望着驳船拖着满载钢轨的平底船趾高气扬、劈波斩浪驶出港口到锚地，我们高兴得心花怒放。怎么忽然说沉就沉了呢？我后悔当初不该脱口跟索巴契科开那么个玩笑。可谁曾想不可能的事居然就变成了现实了呢？哎，我这张嘴呀，尽惹祸。
是呀，怎么说沉就沉了呢？
索巴契科几乎是在第一时间得到的消息。两小时前，驳船拖着平底船刚刚驶出俄国海域进入朝鲜领海，这时，迎面驶来一艘轮船。后来判明，此船竟然也是纳霍德卡市的，正在回家路上。两船相会时彼此还打了招呼。这里正处于航道的转弯处，天黑浪大，轮船见让过了一艘小船，来船上的水手没看见驳船后面还拖着一艘平底船，以为没事了，便开始调转船头。不想黑暗中直冲冲地撞在平底船的船头上，居然把船头3/4处给齐刷刷地撞断了。接下来的事即使是最没有想象力的人也不难想象：失去平衡的半条平底船，像一只装满垃圾的簸箕眨眼间沉入万顷波涛。
可船上装的不是垃圾，而是簇新的俄国造钢轨呀！当时俄国有一条海关法，长度达到50米的钢轨属于战略物质禁止出口。而索巴契科搞到的这批钢轨，都是出厂后从未用过的新轨，齐刷刷的50米。为了符合要求，把钢轨从中间锯断，正好每根25米。可见索巴契科为了做成这笔买卖，可以说是煞费心机。只是因为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船，才敲定用这条平底船由驳船拖运。谁曾想平底船怎么就这么倒霉呢？茫茫大海，那艘轮船哪儿不可以走，偏偏一头撞在平底船上！
此后，我和我们一伙人就再也没见过索巴契科。他随着那条沉入海底的平底船一起，从我们眼前消失了。他给我们留下的，是久久难以释怀的歉疚和愧赧。以后的事，都得自传闻——纳霍德卡并不大。听说这艘船的沉没，使得纳市两家联保的保险公司破产了。莫斯科和当地电视台都报道了这件事。新年第一天，那艘灰溜溜的驳船，拖着仅剩的船头返回港口。我脑子里油然想起海明威《老人与海》里的圣地亚哥老人，用小船拖着大鱼的骸骨，示威一般返回港口。可圣地亚哥还有大鱼的骸骨可以夸耀和证明，索巴契科呢？索巴契科血本无归！而我们，由于和他签的是到岸价，所以，经济上没有受到任何损失。可是，我压根就庆幸不起来。实际上，在这件事上，双方都是失败者，我们也是受害人。听说，如果不是那个驳船和轮船的船长好酒贪杯的话，这事兴许根本就不会发生。然而，回头再想，新年之夜，家家团圆，船长却还颠簸在茫茫大海之上，身为俄国人的船长，又怎么可能不喝两杯呢？
一系列的偶然，铸成了这场悲剧。然而，偶然之中也有必然。时也，运也，命也。总之，倒霉的只有索巴契科一个人了。
索巴契科是我接触的俄国人中第一个和我聊起孔子的人。我对他的好感，仔细想来，恰恰也是因为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