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市场化取向改革与文化发展模式创新
历史已经表明，文化体制并非一个孤立的社会现象，而是与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等社会制度的各方面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文化体制的变动会对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产生重要的作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的变动也会对文化体制产生深刻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区域文化体制从自发的、局部的调整到自觉的、全面的改革，首先奠基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的宏观历史场景中，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必然要求对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文化体制、文化发展模式进行改革和重构：
第一，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在浙江区域的逐渐发育，市场化及其交换原则和效益原则已不再为物质生产领域所特有，将会渗透到精神生产领域，文化生产面向市场以后，便必然要受商品生产规律的制约，从而凸显出了文化的商品属性和经济属性，并对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的文化体制产生冲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文化生产与文化消费严重脱节，消费者对文化的接受往往表现为没有选择的被迫性的消费。而市场经济是一个包括生产、流通和消费等环节的体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的生产和消费不再仅仅是文化生产者的独立行为，而是文化生产者、中介人、消费者多方紧密结合，共同创造价值，形成文化市场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仅文化消费者的地位被突显出来，而且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文化机构作为唯一生产者的格局也被突破了。这就要求文化体制、文化发展模式按照市场化取向改革的要求进行重构。
第二，市场经济先于全国的孕育、发展和完善，经济快速发展，必然给浙江各类文化机构带来发展的机会。正因如此，浙江省各级政府必然会先于其他省份遇到在市场经济环境中从事管理的问题，先于其他省份意识到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发展面临的体制性障碍。另一方面，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既是文化领域的管理者，又是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直接提供者，随着浙江区域文化市场先于全国其他地区的孕育、发展和完善，政府有更多的可能从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直接生产和供给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于“管文化”。这些事实，也为浙江探索文化体制改革、寻找文化发展新模式创造了条件。
第三，市场取向的改革有其内在的发展逻辑和客观必然性。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对计划体制下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全部或几乎全部由政府直接提供的“大包大揽”模式产生了冲击。市场经济先于全国其他地区的孕育、发展和完善，既使浙江省政府管理部门较早地认识到了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方面的优势，也使政府管理部门较早地意识到了市场经济在配置文化资源方面的不足，意识到了把公益性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区分开来、实施分类指导原则的必要性。在公益性文化事业领域，就是要创新公共文化服务运行机制。通过深化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改革和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努力创新服务方式，拓展服务空间，丰富服务内容，提高服务水平，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公共文化服务运行机制。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逐渐形成以政府投入为主、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稳定的公共文化服务投入机制，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需求。以全新的理念和方式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在文化产业领域，就是要按照市场的效率和竞争等原则以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结合等原则，释放文化企业主体的生产活力。
（二）从计划到市场：文化体制改革的历程
正是在上述意义上，对改革开放以来浙江文化体制改革基本历程的认识，就不应当从实施建设文化大省战略或从被确定为文化体制改革试点省开始，而是必须上溯到改革开放初期。可以说，浙江省的文化体制改革并非是这几年出现的新鲜事物，而是与改革开放尤其是与从计划到市场的经济体制转换几乎同步的。
（1）1978年－1998年：文化体制改革的初步尝试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党的优良传统，并开始消除已经由实践证明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十分有害的“左”的指导思想及其一切表现。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党内外思想日趋活跃，出现了努力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的生动景象。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在文化领域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反思和纠正“文化大革命”时期各种错误文化观点与行为。1979年10月，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致祝词，提出了新时期中国文学艺术事业发展的一系列指导方针。这个讲话为文化体制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讲话中对文艺与政治、文艺与人民关系的论述，为文化体制改革中划清政治问题与文艺问题的界限提供了指南。1980年2月召开的全国文化局长会议已经意识到，艺术表演团体的体制和管理制度方面的问题很多，严重地影响了表演艺术的发展和提高，因此，明确地提出要“坚决地有步骤地改革文化事业体制，改革经营管理制度。”1983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提出，文化体制改革需要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改革。改革是为了促进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提高作家、艺术家的思想艺术家素质，提高作品的思想艺术质量。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浙江的“文化事业”也步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1980年6月，浙江省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指出，文艺界应当继续解放思想，深入生活，放开手脚，大胆创作。各级党委对文艺工作要担负起扶持、引导的责任。这意味着浙江省委已经开始以一种改革开放的新视野重新审视浙江文化艺术的发展。
在改革开放的最初几年，像全国其他省市一样，浙江的文化事业在恢复中发展。然而，伴随着经济体制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变，文化体制的弊端也日益显露出来。像全国其他省市一样，当时浙江的文化体制，在总体布局上，与行政管理体制相对应，层层建立专业文艺团体，机构设置重复，直接导致大量的人财物浪费；在所有制结构上，施行的是单一公有制，几乎全部文艺团体都由政府财政包办；在分配上，实行平均主义“大锅饭”，演不演、演多少、演得好与坏（或作品水平的高与低）与收入没有联系；在人事制度上，缺乏正常的人员流动和淘汰机制，机构臃肿，冗员过多，行政化，机关化，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很难发挥。这种旧的文化体制已经越来越不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形势，并严重地束缚了浙江文化事业的发展。
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渐萌芽、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浙江省的一些文化部门和地方党委政府已经对文化体制改革的必要性有了初步觉醒。早在1981年，宁波市的一些艺术表演团体已经开始实行“经营承包责任”。1983年，宁波市越剧团二团组成了两个演出承包队，并和团部签订了为期一年的承包合同。1984年2月，“杭州市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
会上，市委书记厉德馨代表市委、市政府宣布了“关于加强文艺工作的十项措施”。十项措施中除了“组织好国庆35周年”这一项以外，其他九项措施，不仅体现了杭州市对中共文艺政策的贯彻和落实，也体现了杭州市对文化体制改革的初步尝试。它们的具体内容分别是：加强文联，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整顿和加强市级专业文艺团体，努力提高政治、业务素质；着手建设杭州市文化中心，逐步增加其他各种文化设施；市委、市政府、市文联都要真心实意地为文艺工作者服务，为他们解除后顾之忧；设立文艺奖；把省文化会堂办成真正名副其实的文化会堂；改杭州越剧团为女子越剧团；杂技团分设两个队，分队演出，统一领导；成立杭州雕塑院，发挥美化城市的作用。从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些措施可能过于平淡，甚至还只能算是对文化体制的“小小调整”。但是，对于刚刚从“文化大革命”中苏醒过来的中国来说，它们却产生了一石激起千重浪的反响。文化部《文化艺术报》头版头条以“西子湖畔别有洞天”为题，详细报道和称赞了杭州市的创举和魄力。
198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批转文化部《关于艺术表演团体的改革意见》，要求改革全国专业艺术表演团体数量过多、布局不合理的状况，在大中城市，专业艺术表演团体要精简，重复设置的院团要合并或撤销，对市县专业文艺团体设置也提出了调整的要求；在文化单位实行以承包经营责任制为内容的改革，并实行以文补文、多业助文等改革措施，以解决文化单位出现的经济困境。1988年，国务院批转文化部的《关于加快和深化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的意见》以及1989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文艺的若干意见》中，都提出了实行“双轨制”的具体改革意见，即一轨为国家扶持的少数全民所有制院团，另一轨为多种所有制艺术团体。国家主办的全民所有制艺术表演团体要少而精，这些院团应当是代表国家和民族艺术水平的，或带有实验性的，或具有特殊的历史保留价值的，或是少数民族地区的；大多数艺术表演团体实行多种所有制形式，由社会力量主办。这些文件的出台标志着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目标和措施开始逐渐地明晰化和具体化了。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发表和中共十四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一宏观背景下，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进一步加快。在深化企业改革的同时，财政、税收、金融、外贸、投资等项改革逐步深入，商品、物资流通体制改革取得进展，各类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发展迅速，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逐渐增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为文化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也对文化体制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文化管理部门对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进一步提高，文化体制改革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而逐渐推进。
在上述背景下，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尤其是至1992年以来，伴随经济体制的转换，浙江省文化部门和地方党委政府开始自发地探索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框架下的文化发展新模式。
一是借鉴经济体制改革中的成功经验，着手探索以艺术表演团体改革为重点的文艺体制改革，调整艺术表演团体布局结构、改革用人制度、逐步建立规范有效的投资机制，试图解决统得过死和吃大锅饭等体制弊端。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全省各地市县都根据当地实际不同程度地对文艺表演团体进行了重新调整布局，既保持了地方艺术特色，又优化了资源配置。1986年，杭州市属六个艺术表演团体开始全面施行“承包责任制”，或与企事业挂钩，结成互利互惠的文化经济联合体，或自开“以副补文”渠道。
杭州杂技团一队、二队、金鱼魔术团、青春宝飞车走壁队就与企业挂钩，建立了文化经济联合体；1987年，杭州话剧团与省财政厅、浙江省电视台联合拍摄了电视剧，杭州歌舞团与“国旅”浙江分社合作，在“杭州饭店”定点演出，杭州越剧团则与杭州电视台联合承办“越剧新姐妹”的评选活动等。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宁波剧团的体制改革也迈出了新的步伐，承包经营方式逐渐向建立艺术生产经营实体目标转变。比如，1988年，奉化越剧团向社会公开招标，落实“团长经营承包负责制”。规定在剧团体制性质不变，补助经费定额不变，演出任务不变的前提下，给予承包人员招聘、工资奖金和节目选排上的充分自主权。
在各地艺术表演团体改革实践的基础上，1988年12月，浙江省文化厅对全省全民所有制剧团进行定级考评，按照考评结果对全民所有制剧团实现分级管理，政府财政重点扶植一级剧团，放手二级剧团，解散三级集团。定级考评的目的，是在文艺单位引入竞争机制，整合各种资源，优化投资项目，调整文化结构与布局，建立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文化艺术发展模式。1994年，浙江京剧团和浙江昆剧团合并组建了浙江曲艺杂技总团，浙江越剧院和浙江越剧团、浙江省群众艺术馆与浙江省艺术研究所分别合署，浙江省电影制片厂并入浙江省电影公司，省级剧团由9个压缩到6个，初步实现了优势互补，增强总体实力，促进艺术繁荣的目的。同年，杭州市通过对市属文艺表演团体的改革，形成了“三三制”的总体格局。即，“杭越”、“杭歌”、“杭杂”三个团作为杭州相对的重点团，由地方财政给予经济扶持的地方办的艺术表演团体。把“杭话”、“杭曲”、“杭滑”三团作为文化部门管理、社会办团的艺术表演团体。其中，把“杭话”由全民事业差额补助转化为全民事业自收自支的艺术团体和经济实体。
与此同时，浙江全省各地文艺单位对内部的机构设置、定岗、定责、择优录用以及绩效挂钩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和试验，试行了在保证所有员工基本收入不减的情况下，按照“多劳多得、按劳计酬”的原则进行分配的制度，初步打破了原先“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大锅饭经济分配制，从而在相当程度上调动了员工的积极性。同时，在人事制度上，也开始试行“德才兼备者上，德才平庸者下”的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