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的文化教育传统正是“新概念”产生的文化背景。“新概念”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很大程度在于它关注了一个以往的作文大赛很少涉及的领域——中学作文教育。中学生尤其是高中生因为有升学的压力，因此中学生的教育也备受社会、家长和学生的关注，在这其中，作文教育特别受到广泛的关注。自恢复高考以来，高考作文所占语文科目的比重稳定在40%左右，历年的高考作文也备受社会的关注，并成为中学作文教学的指挥棒。高考作文的改革牵动着中学作文教学的改革。在“新概念”举办之前，社会各界对中学作文的教学有很多的批评，认为中学作文正在陷入一种新的“八股文”，长期以来形成的写作文的“三段论”、“中心论点＋材料”、“套话作文”等等正在严重地影响学生对作文课的兴趣。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教师机械地教、学生毫无兴趣地学，成为中学作文课常见的一幕。首届“新概念”一等奖得主韩寒在他的成名作《三重门》修改版的后记中，这样表达了他对现行教育制度的不满：“我不爱语文教育，我完全不懂主谓宾定状补是怎么一回事，我完全不了解知道‘凸’字的第二划有什么狗屁意义，我从来不觉得《荷塘月色》是哪门子好文章，为什么编教材的置朱自清这么多好文章不选，偏选一篇堆砌辞藻华丽空洞的《荷塘月色》？我永远想不通许多除考试外这辈子再也用不到三角函数的人为什么还要被逼着去学，我怎么就不明白为什么上课不准喝水，怎么就不明白为什么不能坐着回答问题。有些教育问题瞎子用屁眼都能看明白，怎么有些人就——文章发表后引起一些讨论。讨论的文章使我明白了鲁迅的一句话：这世上就是有些动物，好像自己中了中庸之道，凡是跟自己观点有出入的都是偏激。同时让我认识了许多有识的语文老师，他们也是应试教育的牺牲品。中学语文课我一节没听过，可我就是比那些每节课都听的人出色。一切用笔说话。希望《三重门》这本书与上海人民出版社也将出版的我的文集《零下一度》能让语文教育界反思反思好好反思用心反思，中国教育部门也要反思反思好好反思用心反思。”
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对中学语文教育的批评有很多，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是钱理群、曹文轩等人；而通过征文比赛来影响中学作文教学的还是“新概念”。“新概念”之于中学语文教育至少有以下启示：
第一，作文不仅是要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更主要的是要培养他们一种说真话、抒真情的能力。
第二，“新概念”为怎样选拔优秀的文科人才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长期以来，我们都关注中学优秀理科人才的选拔，每年高考之前有不少优秀理科高中生因为在数理化等全国比赛中获得好的名次而获得保送资格，提前锁定大学录取名额。而优秀文科生的选拔，则没有这样的评价体系。造成这样的原因，一方面固然是优秀文科生确实很难界定；另一方面也在于缺少行之有效的、公认的大赛作为选拔平台。“新概念”在国内十几所着名高校的支持下，其一等奖得主获得被这些高校自主招生的机会，应该说是高校怎样选拔优秀文科生的有意尝试。事实上也有不少“新概念”一等奖得主被提前录用上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着名高校。比如第二届“新概念”大奖赛，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大、南京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等提前录取的有1至4人不等。清华大学招生办有人说：“我们清华大学在各类作文比赛中，只承认新概念作文大赛。”
第三，由“新概念”我们可以看出，不管是从对中学作文的关注还是对中学语文教材的关注，一个很重要的动因源于对中学教学的不满，尤其是对语文教学忽视审美教育的不满。而中学语文教学存在的问题，也反映了大学中文教育特别是中文师范教育存在的问题，它有必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第四，由于初赛的时候不设门槛，自由度比较大，所以也会使一些学生尤其是高三学生因为高校的诱惑而去抄袭。“刘锐锋抄袭单正平事件”的发生，向我们警示了这一点：它说明文学评奖一旦与功利挂钩，就极易产生意想不到的变味。
第五，经过十年的发展，“新概念”在成就一个品牌的同时也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模式倾向。这些模式通过书籍出版等形式传播之后，对学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近年来高考作文大量的“套话作文”的涌现也是这种模式泛滥的体现。因此正如“新概念”评委铁凝在一次讲话中说：“我还想要说，不要把语文学习看作苦役，这里其实有一条让我们在学习中回到欢乐的路——假如我们对生活不断有新的表达，用自己的语言说出自己想说的话。所以我还想给同学们一个小小的忠告，不要有意模仿新概念作文大赛中的获奖作品，不要把新概念变成一个旧模式，因为我们的文章如果没有新意，我们的心中就没有快乐。”
第三节从“新概念作文”到“80后”创作
“新概念”催生了一大批的文学青年和文学爱好者，我们从《首届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作文选》庞大的发行量（六十万余套），可看出中学生对“新概念”的欢迎程度。很多中学生在看了这套书以后才知道原来作文还可以这样写。他们被这些颇“另类”的“新概念”作文所吸引，加上“新概念”还获得一些名牌高校及专家的认同，并有具体切实的“优先录取”的制度保障，所以吸引了很多的高中生参赛。首届“新概念”一等奖获得者宋静茹曾直言不讳地说：“像我这种势利小人，的确是因为各大高校的诱惑，才勉难一试。”但不管怎么说，从首届“新概念”开始，报名参加比赛的人数直线上升，到第五届的时候已经有4万多人报名参加，并产生了一批有实力的青年写手。如第一届一等奖获得者韩寒和孙佳妮，第二届一等奖获得者张悦然、尹姗姗和周嘉宁，第三、四届一等奖获得者郭敬明和第三届二等奖获得者胡坚，等等。尤其是韩寒和郭敬明，迅速成为年轻人的偶像，堪称是“80后”作家的代表。
在1999年第一届“新概念”中，作为高一学生的韩寒以《杯中窥人》获一等奖。2000年5月，他的代表作《三重门》出版，从初版发行至今，经过45次印刷，销售量已逾190万册。之后韩寒更加一发不可收，创作发表了多篇长篇小说和文集，2000年出版散文集《零下一度》，累计发行90万册，获2001年全国图书排行榜文学类第一名。
2002年出版长篇小说《像少年啦飞驰》，累计发行55万册，获2002年全国图书排行榜文学类第一名。2002年出版精选文集《毒》，累计发行30万册。2003年出版杂文集《通稿2003》，累计发行40万册。
2004年出版小说《长安乱》，累计发行50万册，获2004年全国图书排行榜文学类第一名。2005年出版个人文集《韩寒五年文集》。2005年出版赛车随笔《就这么漂来漂去》，首印40万册。2006年出版长篇小说《一座城池》，首印50万册。2007年7月份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光荣日》出版。可以说韩寒从2000年开始至今的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是中国文坛的焦点所在。
当然，韩寒首先是作为一个现行教育制度的受害者和牺牲品出现的。在经过多门功课不及格而不得已休学的情况下，他创作了《三重门》。在书中，他借主人公林雨翔之口表达了对现行教育制度的深深失望和不满：“林雨翔小时常一摇一晃地说：‘屁书，废书，没用的书。’话由林母之口传入林父之耳，好比我国的古诗经翻译传到外国，韵味大变。林父把小雨翔痛揍一顿，理由是侮辱文化。”由之，韩寒也彻底地叛逆了传统的文化、文学机制，包括文学长辈、文学经典，他所创作的作品充满了调侃、冷幽默。2006年网络上发生的“韩白之争”，就明白显露了这一点。虽然白烨一方有陆天明、解玺璋等一拨人轮番上阵，但面对韩寒有关“《上海宝贝》炒作事件”、“‘春天文学奖’评委丑闻”、“《911生死婚礼》百万美元版权事件”等事件的批评指责，白烨却不能做出任何解释。再加上韩寒尖刻泼辣但又不无道理的利笔，所以在几番交战之后，白烨只得高挂免战牌，无奈地退出了论争，于是韩寒大获全胜。
这场“韩白之争”表面上看起来是两个人在网络上的互相指责，但却有着颇为深刻的社会文化因素：其一，白烨对韩寒等“80后”作家的评价，显示出文坛体制内的专业人士对“80后”作家的不信任：“80后作者和他们的作品，进入了市场，尚未进入文坛。文坛对他们只知其名，而不知其人与其文；而他们也似乎满足于已有的成功，并未有走出市场、走向文坛的意向。……80后作家这样一种姿态坚持下去，成为主流文学的后备作家是完全可能的，从文学的角度来看，80后写作从整体上说还不是文学写作，充其量只能算是文学的票友写作。”由于文坛的高度垄断性、排他性和封闭性，进入文坛是所有作者的追求。在文坛外的作者被认为是业余爱好者，从而被认为缺乏专业水准。进入文坛，一般意味着获得了一份从事文学的工作，至少是具备了从事这样的工作的专业水平。而韩寒却不卖文坛的账，对其嗤之以鼻，没有走向传统文坛大门的意向。
其二，“韩白之争”实则是市场化写手与体制内作家这些年因文学观念冲突积累下来的矛盾爆发点。传统文坛所信奉的“文学崇高论”在新媒体时代被冲击得七零八落，文学的含义不再仅仅是宣扬理念与教化的工具，在某种程度上，它也是一种消费，作为消费品的文学是市场化写手借以生存的技艺与工具。对体制内作家而言，在谨慎地追求市场的同时还要首先满足道德、崇高等一系列的要求，而在市场化写手那里，怎么写出让读者满意的作品才是最主要的事情。
对前者而言，追求的是文学的社会价值和教化功能，把文学分成了精英文学、大众文学等等不同文学层次；而对后者而言，追求的是文学的娱乐价值，文学层次的界限也不再明确。
其三，传统的权威话语正在受到新兴话语的挑战。在文学批评领域，话语权由谁来掌控至关重要。“韩白之争”与以往争论的一个很大不同就是载体的变化。传统文学批评的主要载体是文学期刊和报纸，而这场争论主要是以网络为载体，以各自的博客为主要阵地。文学期刊、报纸不同于网络博客，前者有一定的准入机制和筛选机制，容量有一定的限制，出版周期也比较长；而后者则是非常开放的，任何人都有发言的权利和自由，容量几近于无限，发表时间也具有即时性。
除了韩寒以外，从“新概念”走出来的青年作家还有张悦然和郭敬明。尤其是郭敬明，他的小说和韩寒一样，在青少年中拥有大量的读者。
郭敬明的《梦里花落知多少》抄袭庄羽的《圈里圈外》事件曾引起轰动。
关于这一事件，我们认为关键不在于郭敬明是否抄袭了庄羽的文章以及抄袭的数量是多少，而是在于他在被法院判定抄袭的情况下，虽然同意赔款21万元，但却坚决表示“我不会道歉”的态度。郭敬明对待“抄袭门”的态度虽然不能代表整个“80后”作家，但也反映了年轻一代文学观念、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所发生的令人慨叹的嬗变。
郭敬明小说具有江南文化特有的“妩媚阴柔”的特色。进入他的《幻城》的小说世界，我们可以看到“卡索和樱，玄幻地拥立在漫天飞舞的樱花中，被扬起的及地的白发和白袍翩翩舞动，英俊的脸庞镌刻着深深的忧伤，白色而空洞瞳仁中，只有彼此”。翩翩舞动的不仅仅是两个忧伤少年的白袍，还有苦涩的青春与喑哑的风。“在黑色的风吹起的日子，在看到霰雪鸟破空悲鸣的日子，在红莲绽放樱花伤逝的日子里，在你抬头低头的笑容间，在千年万年时光的裂缝与罅隙中，我总是泪流满面。因为我总是意犹未尽地想起你。这是最残酷也最温柔的囚禁吗？”在黑色的风中，江南少年的忧愁都消失在花儿消逝的日子里。“那一个冬天是我在凡世的最后一个冬天，大雪如柳絮，柳是我在凡世最喜欢的植物，因为它的花，像极了刃雪城中纷纷扬扬的大雪，十年不断的大雪。”大雪、柳絮、花，温柔而又残酷的语言，江南的阴柔之美浸入郭敬明的内心，然后通过他将孤独与忧郁注入在这个虚构的梦境之中，构成了这个朦胧、奢靡而奇巧的“幻城”。
北大教授、作家曹文轩认为：郭敬明的《幻城》中有“讲究的名字，富有意境的用字，虚构的能力，轻灵、浪漫、狂放不羁的作为‘大幻想’的幻想，作品营造的神秘氛围，宏大的叙述口气，自信的语言，高贵、郑重的腔调”。这个评价是到位的，也是相当准确的。
其实岂止是郭敬明，几乎所有从“新概念”那里走出来的“80后”作家，都程度不等地受到江南文化的影响。江南丰富的文化资源与文化底蕴是“新概念”发生在江南文化圈的主要根据。90年代以来，江南文化圈这个区域经济高速发展，迫切需要新的文化来进行呼应，“新概念”实际上是为这种文化上的需求找到一个突破口。再者，江南地处开放的沿海地区，最早感受欧风美雨的冲击，中西文化的碰撞在他们身上也得到了突出的体现，从某种意义上讲，“80后”作家就是中西文化碰撞交融的产物。世纪之交的中国处在社会剧烈变动的转型期，不管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文学都在加速变化。它杂乱无序而又充满活力，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地域文化、商业文化、网络文化等多种文化复杂缠绕。“80后”作家身上也明显体现了这种新鲜与异质的特色。
（舒刚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