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事件起因及各方的反映
在根据沪剧《芦荡火种》加工改编的京剧样板戏《沙家浜》里，剧中的主要人物阿庆嫂、郭建光作为智勇双全的抗日英雄已经深入人心。但由薛荣发表在浙江省作协主办的文学刊物《江南》2003年第1期上的中篇小说《沙家浜》，却对这个经由京剧样板戏《沙家浜》而广为人知的“沙家浜”的故事，在主要人物、主干故事等方面都进行了改写。薛荣是近年来颇有影响的浙江青年作家，着有《等一个人发疯需要多久》、《青灯照》、《纪念碑》、《通往前妻家的路》等中、短篇小说，其中发表在《上海文学》2000年第8期的《纪念碑》被中国小说学会评为“2000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中篇小说的第八名。在谈起这篇小说创作的缘起时，他说：“京剧《沙家浜》我是特别熟悉，一直以来，它给我的总体感受就是一个女人与三个男人的关系，在以前的创作中，这种关系表现为严肃关系，而在现实生活中，只有这种关系是不正常的，还应该有夫妻关系以及另外的人性化的关系。因此，能不能将他们可能存在的这些人性化的关系虚构出来，进行新的创作。我想在小说创作上我是有这个自由的，因此就写了。”
在小说版《沙家浜》中，主要人物阿庆和阿庆嫂靠一家茶馆维持生计。阿庆嫂“风流成性”，不仅与土匪司令胡传魁有暧昧关系，成为他公开的情人，而且对新四军指导员郭建光也有勾引之意；她不仅公开承认胡传魁是自己的姘头，而且还说自己是真心喜欢上了郭建光。
新四军指导员郭建光在从日军围剿突围出来到沙家浜之后，碰到要营救伤员时束手无策，只知道依赖阿庆嫂，甚至像“一条摇头摆尾的哈巴狗”那样奉承胡传魁。相反，胡传魁倒成了江湖豪杰，他敢作敢当，“有一股义气在，有一股豪气在”。而小说的另一个主要人物阿庆，他生性怯懦，惧怕老婆是镇上出了名的。面对着阿庆嫂与胡传魁、郭建光的暧昧关系只能忍气吞声，除了自言自语的一句“她要是这样，我有什么办法”，再也没有别的行动来表示自己的愤怒。但实际上阿庆在外面找了个寡妇翠花，还生了个儿子，在翠花那里他才重新找回做男人的感觉。正是阿庆在关键时候挺身而出，完成了炸日本鬼子碉堡的艰巨任务。小说结尾，新四军伤员没有救出来，郭建光重新去寻找部队，阿庆嫂在面临郭建光还是胡传魁选择时最终还是选择了胡传魁。
与薛荣的小说版不同，在“革命京剧样板戏”《沙家浜》中，它的主题和故事则完全是另一番情形：地下党员阿庆嫂带领沙家浜民兵到封锁线上接18名新四军伤员回镇上休养。为躲避日军的“扫荡”，伤员被转移到阳澄湖心的芦苇荡。但投靠日本的“抗日救国军”在胡传魁的带领下，则奉命来沙家浜搜捕新四军。阿庆嫂智斗刁德一，并及时给新四军指导员郭建光送去情报，然后用船把新四军伤员安全转移到红石村。面对敌人的凶残报复，阿庆嫂处险不惊，施巧计救下沙奶奶。之后，阿庆嫂探清了胡传魁在沙家浜的兵力部署，并报告给新四军。在胡传魁兴高采烈地忙着娶亲的大喜之日，郭建光率领新四军突袭沙家浜，全歼敌人，生擒日军大佐黑田、“救国军”司令胡传魁和参谋长刁德一。沙家浜人民重见光明。
小说《沙家浜》完全颠覆了京剧样板戏的主题和人物关系，所以发表以后，一时舆论哗然，引起各方面的热烈反响。本章从各方评论及其引发的思考、小说《沙家浜》与江南文化的关系、历史的改写可不可以“戏说”、如何避免低俗化和媚俗化、文学批评为何又上升到“政治”和“法律”的高度、小说《沙家浜》到底是“文学问题”还是“政治问题”、怎样看待过去的“红色经典”等方面试作评析。
作为一个文化事件，小说版《沙家浜》引发的争论从一开始就出现了严厉批评和极力回护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随后批评的意见逐步占据上风。
首先是媒体的反映，《浙江日报》在2003年2月18日发表萧何的文化时评，认为小说《沙家浜》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小说”。《北京娱乐信报》在2月24日发表李庚辰的文章，就小说《沙家浜》指出，“现在这样的小说太多了，‘汉奸’变成‘英雄’，‘英雄形象’被丑化，可以说是泛滥成灾”。《文汇报》2003年4月25日发表郝铁川题为《小说栀沙家浜枛不合理不合法》的文章，文章有针对性地指出：“说其不合理，是因为小说作者既要搬用名着标题，又要诋毁名着内容”；“说其不合法，是因为小说《沙家浜》已违反了我国现行民法，以及现代多数国家民法所规定的‘公序良俗’的原则。”
针对郝铁川的文章，董键、丁帆、王彬彬在《文艺争鸣》2003年第4期发表《“样板戏”能代表“公序良俗”和“民族精神”吗？》，文章指出，“既然《沙家浜》等‘样板戏’可以根据江青们的政治需要而对原有作品大加改写，那今天的小说《沙家浜》对‘样板戏’加以改写就没有什么特别不可以；如果说小说《沙家浜》的趣味低下，那么，体现了江青们政治需要的‘样板戏’，其趣味恐怕也不能说很高。”针对郝铁川的“不合法”的说法，董键等人指出，“《沙家浜》作为曾经最走红最有影响的‘样板戏’之一，在剧情编造和人物塑造上，都是非常典型地体现了江青们的‘斗争哲学’的‘文革精神’的。在今天还认定‘样板戏’
代表着所谓的‘公序良俗’和‘民族精神’是分外荒谬和可怕的。”此外，陈晓明从另一个角度对小说《沙家浜》的价值进行评价，他认为：“一直以来，无论是文艺界还是老百姓，对于京剧《沙家浜》里的阿庆都有各种各样的揣测，始终是个谜，现在有人将阿庆这个被遗忘的人物形象展现在大众面前，从文学角度说是满足了部分人的好奇心，而至于想象得成功不成功，则由它本身的‘文学场’决定。”
作为京剧样板戏《沙家浜》的主要歌颂对象——昔日的新四军老战士，对“小说《沙家浜》”的评价是呈一边倒的。上海新四军研究会专门举行了“小说《沙家浜》评析座谈会”，会上新四军老战士纷纷发言，批评作品“违背历史，宣扬兽性”，奉劝作者“不要丑化英雄，美化敌人”，认为“沙家浜部队的历史不容篡改”。刘石安指出：“我们沙家浜部队的同志看到了小说《沙家浜》后非常气愤，他们认为小说不仅是对郭建光泼了脏水，也是对我们部队泼了污水。”
而作为小说的载体，《江南》主编张晓明则认为：“这只是一篇和样板戏《沙家浜》同名的小说”，“我们这个小说只是一个实验性的否定这种‘高大全’的形式的文艺创作”。刊发该作的责任编辑谢鲁渤表示：“当初看完小说时，我感觉很好”，“我们之所以要登这篇小说，也只是想做一个试验性的理性创作”。而作者坚决否认创作是为了用两性关系、三角关系来吸引读者的眼球，他认为自己所作的只是将人物之间的人性化的关系展示出来罢了。
从上述四方的回应来看，批评的意见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将其上升到政治问题、法律问题的高度，将小说《沙家浜》定性为有严重的政治错误，是违反了“公序良俗”；第二种观点，认为小说《沙家浜》只是一个文学问题，与政治、法律没有关系，而且还是一个否定“高大全”的作品；第三种观点认为尽管不应该从政治角度来评价文学作品的改编，但小说《沙家浜》只是将后现代的文化概念强加到革命历史故事中去，套用的痕迹非常明显，在艺术上毫无新意可言。
随着批评的升级，《江南》杂志不得不向浙江省作协作出检讨，向新四军老干部递交检讨书，并进而检讨“犯错误”的原因是：“不应该受西方价值观念的影响，以完全错误的所谓‘后现代主义’、所谓‘试验文本’来取代严肃的革命文学。革命京剧《沙家浜》中的英雄形象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是典型人物。这些英雄形象已深植于广大人民群众心中，不能因江青篡夺了革命文艺工作者的成果而予以简单否定，反其道而行之。这种极端的做法是违背生活真实和革命文艺规律的。”张晓明于此之前也辞去了主编的职务。
第二节从江南文化的角度看《沙家浜》
《沙家浜》事件的出现，当然情况很复杂，其中的因素也是多方面的；但从文学与文化特别是文学与地域文化的关系角度看，它又具有某种内在的必然性。
首先，就小说《沙家浜》文本而言，它体现了江南文化的某些共同性的特征：“从本土文化中吸取轻礼重乐的文化传统，并与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观念融会贯通，对现实生活进行极富超越性的情感体验，追求精神的绝对自由，追求主体的逍遥和浪漫、冲淡、柔美的可能性世界的构建。”当我们将它与小说《沙家浜》文本进行比较，多少就能感受到这一点。如对阿庆嫂与郭建光、胡司令三角关系的定位，对阿庆嫂最后选择土匪胡传魁而不是选择英雄郭建光的叙述，对阿庆嫂与阿庆名存实亡的婚姻生活、阿庆嫂与胡司令由肉欲转为情欲的情人关系、阿庆嫂与郭建光不明朗但确实存在的暧昧关系，还有隐藏得最深的阿庆与章翠花的情人关系这“四段感情”的描写，等等。所有这些，剔去题材原型中固有的政治意识形态内涵和特指不谈，单就作品本身而言，似与重礼轻乐的江南文化传统有某些相通或一致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