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出版的2000多种小说中翻译的占了2/3，但是被认为第一翻译大家的林琴南自己并不识外文。林琴南，即林杼（1852年—1924年），福建人，他一个人先后翻译了175种外国小说，文字优雅，广受欢迎。他不识外文，由精通外语的朋友将外文口头译成汉语，他再以适当的文字用中文写成。现录他翻译的一小段：“屋居水次，俯山傍树而构，青绿照眼。屋顶出大树，荫满其堂室，阳光所不能烁。树根有山泉汩汩溢出，老农引水赴沟渠中，渠广而柳树四合，竟似伏流，出树而逝。”虽是文言文，想来大家也会读懂，所以当时林琴南的翻译小说，被当做学生作文课的范文来学习。
晚清对外国文学作品的第一次翻译出版高潮中，作家的中译名和书名的中译名大部分与今天不同。如普希金译为普式庚，高尔基译作戈里基，法国的雨果译作嚣俄，英国的狄更斯译为迭庚司等。
林琴南译了175种小说，其中代表作有小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今译《茶花女》；史拖活夫人的《黑奴吁天录》，今译《汤姆叔叔的小屋》。
俄国小说译有莱蒙托夫的《银纽碑》，普希金的《黑衣教士》《俄国情史》，托尔斯泰的《峨眉之后传》等。
法国小说有陈独秀翻译的雨果的《惨世界》，今译《悲惨世界》；大小仲马的《茶花女》、《基督山恩仇记》、《法官情史》等。
英国小说译有狄更斯的《贼史》、《块肉余生记》等。
美国小说译有欧文的《拊掌录》、《奇狱》等。
印度小说译有《香粉狱》等。
日本小说译有山上上泉的《苦学生》、押川春浪的《新舞台》等。
除了世界文学名著以外，还有一些通俗小说，如侦探小说数量很多，如英国侦探小说大家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译有《三捕爱姆生》《大复仇》《红发案》等几十种。
科幻小说作家法国的贝尔纳当时译为房朱力士，他的《环球旅游记》有3种译本，其中之一译作《八十日环游记》，《地底旅行》等也译成中文出版。
加入小说翻译行列的有梁启超、鲁迅、周作人等人。而翻译小说最多的林琴南之外有包天笑，他创作小说也翻译小说。
如此众多的小说翻译印刷出版，与现代活字印刷术传入中国息息相关。这些翻译小说，你可能读过，也可能看过拍摄的电影。
三、教科书的出版
中国古代无论官方或私人办的书院、学堂、私塾，都没有专门用作教学的教科书，启蒙教育一般是“三、百、千”，就是学习《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以后学习四书五经，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和《诗经》《尚书》《周易》《礼记》《春秋》等，再学习一些策论、诗文。
清朝同治、光绪年间，西方传教士来中国创办了一些学校（学堂、书院）。为了教学生，光绪二年（1876年）举行传教士大会的时候，决议组织一个各科教材教科书委员会，引进西方教材，用中文编写了算学、历史、地理、宗教、伦理等科，只供部分教会办的学校使用，此后有些中国学者也编写了一些为学校用的图书。
清光绪年间成立了学部（即教育部），又决定“废科学、兴学堂”，废止了科举制度。兴办现代化的学堂，不仅学习经书，也学习现代科学技术，这就需要一大批教科书。而这时恰逢西方活字印刷术传入中国。西方活字印刷术的一大优点是印大数量的书有优势。尤其印刷机采用动力之后，短时间即可大批印出几千册书，而这正是教科书这种图书类型所需要的，如商务、中华、广益等书局也把出版教科书作为一个大的出版项目。
中华民国政府成立，设有教育部，对教科书的出版有审定制度，下令各印刷局凡是出版学校用的教科书要送审，设立了编纂、审查二处，经过审查的才可以出版发行。
民国八年（1919年），教育部令小学用白话文做课本，并颁布了标点符号，改革了学校教学，也改革了出版物，印刷字体中普遍采用了标点符号。
民国十一年（1922年），学制改革，小学、中学均分高、初级，教科书有了新一轮的编写与印刷出版。
在旧中国中小学教科书一直不是全国统一，各印刷局编印的教科书只要经过审查，各学校便可以自行选择应用。
早期，江南制造局翻译的《格致须知》《代数学》《化学原理》等为各学校采用的教科书，但其本身当时还没有被叫做教科书。
到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南洋分局编印了《笔算教科书》《物算教科书》《初中本国地理教科书》，才正式叫做“教科书”。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俞复在上海创办文明书局，大规模编写、印刷、发行教科书，其中有陆基编的《蒙学经学修身》，朱树人编的《文法》，丁宝树编的《中国历史》，秦瑞介编的《西洋历史》，张相文编的《中国地理》《外国地理》，黄瑞椿编的《珠算》，丁福保编的《心算》《笔算》《卫生》《心理》，钱承驹编的《天文》《地质》，华循编的《动物》《植物》《矿物》，周伯年编的《化学》，丁锦编的《体操》。这些教科书涵盖了中小学各个学科。
南洋公学编印了《初小读本》等11种教科书，高等小学教科书9种。
商务印书馆致力于教科书的编辑、印刷、出版，成立了高凤谦为所长的编辑所，聘请中外学者大行编印教科书，中小学用的教科书先后编印了100多种。在近代、现代、新中国成立前，各地中小学选用教科书，以商务编印的最多。
此后，各印刷所、出版所，有能力的均编印中小学教科书，因为民国成立后，公私开办的中小学校日渐增多，无论城乡都有了新式学校，教科书需求量大，作为私人举办的出版机构发售的教科书会带来很大利润，为适应各学校的选用，也展开了竞争。
民国成立，学制改革，各出版机构又编辑新的教科书，商务印书馆首先编印了《共和国新教科书》，初小、高小、初中、高中达百余种，适用了各门学科各个年级。
新成立的中华书局也把教科书作为重点出版项目，在旧中国选用的教科书，中华书局出版的占第二位。
以后，又为专门学校和女子学校、师范学校、商业学校等编印专门的教科书。
只有采用了新式活字印刷术，才能印刷大量的教科书，而古代的雕版印刷术、活字印刷术均是人工刻印，无法完成大量教科书的印刷。
第四节铅活字时期的木活字图书
西方铅活字印刷术传入中国后，到民国时期，铅活字已经成了印刷术的主流，石印术次之。而这个时期传统的木活字、线装本仍然存在，主要是老一辈人有怀古的感情。
杭州以“二西”著称，第一个“西”是“西湖”，第二个“西”就是西泠印社。西泠印社位于西湖中的孤山西南侧，是一处文士雅集的地方，开始以篆刻治印—刻图章著称，文士们也写诗作画，也刊印图书，民国时期还以传统的木活字印书。如民国三年（1914年），以木活字印了《东海渔歌》这本诗集。作者是清代女诗人顾春，这本诗集共4卷，在清代仅有手抄本流传，颇受众人喜爱，到了民国，西泠印社以木活字印行。被称为“第一玩家”的王世襄收藏有顾春的古琴一张。西泠印社还以木活字印有《柳絮集》等。现在，西泠印社早已不再印书，但仍是游杭州的重点景区。
第五节住在一个城市要读一读当地“地方志”
地方志是中国独有的一种图书类型，以行政单位为主，如省、府、县等，记载其沿革、自然、地理、政治、经济、人物的古今全貌。明清两代，省、府、县普遍编了地方志，在印刷上以雕版印刷为主，偶有活字印刷。
西方铅活字印刷术传入中国后，到清末民初修地方志时，采用铅活字的已占了多数。民国政府成立后，普遍在各地明清方志上加以补充，编刊“续修方志”，或“重修县志”，如《民国重修博兴县志》《续修曲阜县志》等。
民国时期，有的县来不及修一部完整的地方志，而编刊一种简本，一般叫乡土志，只介绍简略的内容，如《济宁乡土志》。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侵占我国土地，建立了殖民地，如德国占据胶州湾一带后建了胶澳租借地，既非“府”，也非“县”，中国政府收回后叫“胶澳商埠”，所以修的方志叫《胶澳志》。
新型印刷术快捷方便，使我国出现了新一轮的修志热潮，对了解我国历史史料，多了一种依据。
民国时期新修的地方志，“续修”也好，“重修”也好，“乡土志”也好，绝大部分是铅活字印刷，但是在装订上，绝大部分又采用了线装，这也是一个特点。
新中国成立后的1980年代，又出现了普遍修地方志的热潮，不过已采用新式印刷和装订了。明清、民国、新中国3个时期的地方志，是一个地区完整的历史。当你生活在一个城市，当你要了解一个城市，读这个城市的方志是最好的途径。
第六节印书与藏书
西方的铅活字印刷术传入我国以后，很快被广泛推广传播，但是中国传统的印刷术还是使用了几十年。由于初期的西方铅活字印刷从铅合金等的浇铸印刷机械都要进口，这需要一定的资金；中国是一个广阔的国家，内地与沿海城市在现代新技术的引进方面有时间的差距，大城市与县城之间也有时间的差距，所以现代铅活字印刷术引进以后，中国传统印刷术在内地、在小县城仍在使用传统的印刷术。应该知道的是，这几十年里，使用的印刷术却绝大部分是雕版印刷术，而从近代中国开始，传统的铅字印刷术基本停止了。另一方面，从收藏角度，“物以稀为贵”，现存世的这一时期的传统活字印刷的书反而价值比铅活字印刷的书要高。
中国古代刻印图书分官刻、私刻、坊刻三大类。从种数上看官刻最少，到了近代私刻大为减少。原因同样是因为铅活字印刷术是一种机械化印书，私人没有这个财力在家中设一个印刷厂。如有个印刷厂，因机械化印书数量大，印一次最少也有几百册，只是送人，私藏用不了这么多，如果出卖就不再是私刻，而是属于“坊刻”—印刷所了。
所以，铅活字印刷术广泛使用当中，三分天下之一的私刻极少，如果有，也是沿用传统的雕版印书术。确实有怀古之人怀念这种印刷术，尤其是精刻本，如同书法艺术品仍在采用，可是已经极少极少了。
铅活字印刷术主要是官刻和坊刻，坊刻占了大部分。
以铅活字印书的官印本与古代不同，不建内廷印刷机构，省、县官府也不采用，但仍有许多官办单位采用西方的铅活字印刷术，如京师的同文馆、京师大学堂、上海的江南制造局等。
为继承古代的坊刻，便有了众多私家以铅活字来印刷出版的印刷局，或称书店、出版社、印书馆，但不称某楼、某坊。最早是外国人办的上海《宇林西报》附设的墨海印书馆，接着是上海申报馆附设的申昌书局。徐雨之开办了广百宋斋，许时庚开办了绿荫山房。
在这几个带头的新型出版机构之后，各地如雨后春笋般（主要是沿海口岸城市）相继开办以活字为代表的新型印刷出版机构，这其中有张元济（菊生）、夏粹芳（瑞芳）开办的商务印书馆，陆赛逵（伯鸿）创办的中华书局，王立才开办的开明书局，梁启超的弟子何澄一（天柱）开办的广智书局，康惠卿创办的文明书局，张季直、沈信卿创办的中国图书公司，沈知之（芝芳）创办的世界书局等。这些印刷出版机构都设在上海，以至于从清末到新中国成立，上海一直是我国印刷出版的中心。
北京是国都，明清、民国初年都是中国政治、文化中心，在新型印刷出版业方面虽略逊于上海，但也有众多出版机构，如撷华书局、京华印书馆、法轮印书馆等。广州、汉口等地也有了新型印刷机构。
上述印刷机构主要印书，也有些新型印刷机构印刷一些社会用品，如钞票、邮票、凭证单据等。
古代图书著作大都字数很少，十三经可谓例证，几千到几万字一部。而随着新型印刷术的推广，六七万字属于小册子，十几万字的书很普遍，长篇著作、文学作品中之长篇小说因之出版很多。
我国自古就有藏书之传统，包括官方与私人，藏书的地方称藏书楼（今称图书馆）。春秋时期的老子是思想家、哲学家，曾担任柱下史，有人考证就是国家图书馆的馆长。官办藏书较早，私人藏盛行于纸书盛行以后，简牍缣帛少，私人偶尔得之，如获至宝，便当做了古董、文物。纸印图书发明之后，才做了藏书楼的内容，也使藏书成为社会现象。宋代以来，私人藏书日多，明清进入高潮，有了天一阁、海源阁等。这样藏书量多、质量高的藏书楼，有些是大吏、富商有了经济能力后广泛搜集、收藏图书；也有些知识分子并不富裕，而他们“节衣缩食”，宁可食粥而买书、藏书，甚至“当卖”衣物用来买书、藏书，这是我国古代一个十分值得称赞的行为。
近代以来，藏书无论官、私仍在进行，西方现代图书馆也被中国采纳而建立。这些在藏书楼、图书馆在图书收藏上有了区别：官方的图书馆不论图书的印刷形式均予收藏；而私人藏书仍重古代雕版、活字印刷术，对现代铅活字印刷所的书，私人藏书家一般不予关注，也少收藏。这主要因为，古代雕版、活字印刷中的“字”多数是先由人“写”再“刻”，形成一种书法艺术，收藏者不仅重视图书的内容，也重视图书的刻印艺术。对于现代铅活字印刷术，藏书者认为不再是艺术品，机械化印的活字书大多被排斥在藏书外。
我国古代有版本学，因一书多版，有许许多多的手写、刻本版本，这其中每一版印量少，有人热衷于评述它们的版本优劣。一个时期以来，藏书者认为机械印书一版印几千上万，没有什么可研究的版本。
所以，近代机械化活字印刷图书实用性极大，大受欢迎，但在版本学、私人藏书方面却遭到了冷落。这种现象到了20世纪30年代才有改变，铅活字机械印书也被收藏，40年代又开始了新版本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