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参照日本有关出版法律，由商部写出草案，巡警部加以修改，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12月由民政部会奏，颁布了《大清报律》。大体内容如下：
1．凡开设报馆，发行报纸者，应开具报纸名称、体例、发行人、编辑人、印刷人的姓名、履历及地址，发行所及印刷所的名称、地址呈交政府衙门。
2．出版报纸，发行人应交押金，每月出版四期以上的交银500两，以下者押金250两。
3．每天发行的报纸，应该于发行前一天晚12点钟以前由报社所在管区官署随时查核，按法律办理。
4．报纸刊载有失实、错误的地方，应该在第二天更正。
5．法院审判、军事、外交等方面的新闻，必须经有关部门审核同意后才得刊载。
还有一大批违律处罚的条文。
这期间出版了一些专业报纸，如《外交报》《农学报》《实学报》等。
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要求民主共和的人越来越多，孙中山成立了同盟会，革命力量借助报纸进行宣传。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胡璋（铁梅）创办了一份《苏报》，在日本驻上海领事馆注册，内容多是社会新闻，无关政治。1898年（也有人记为1900年）由陈范（梦坡）买下《苏报》，作为爱国学社的机关报，先后由爱国学社社员汪文溥（芝皋）、章士钊（行严）等担任主笔，宣传民主革命，刊载《客民篇》《贺满洲人》《杀人主义》《谈严拿留学生密谕有感》《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等。邹容写有《革命军》宣传民主革命，《苏报》刊文以外，又发表《读革命军》《介绍革命军》等文章，影响极大。
清政府以违犯《大清报律》为名，逮捕了章炳麟（太炎）和邹容，蔡元培逃到德国统治下的青岛。后邹容死于狱中。
孙中山侨居日本期间，派陈少白至香港办报进行革命宣传。1899年以“中国，中国人之中国”为宗旨创办报纸《中国日报》，陈少白主办，洪孝元、陆伯周、陈春生等参与编辑、发行。《中国日报》除每天出1期外，10天再出1期出《中国旬报》。人们认为，《中国日报》是中国革命报纸的元祖，是宣传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他们在香港、内地派出多位“访员”，即今天的记者，所以内地新闻立即可以报道，如黄冈事件、徐锡麟事件、镇南关战役等，《中国日报》都有独家新闻，及时详细地进行报道。
借助香港之地是因为香港为英人管辖，清政府无权干预，因而革命党人也借助德国人统治下的青岛出版报纸。
1898年清政府与德国政府签订《胶澳租借条约》，将胶州湾周围“租给”德国为殖民地，称“胶澳”，即胶州湾之意。但德文音译不是“胶澳”，而是“胶州”。有人认为是胶州湾之简称，有人认为这里地属胶州（即墨县属胶州辖），因而有些中文文献也将殖民地称为胶州。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在胶澳租借地（青岛）创刊了《胶州报》。《胶州报》创办人是民主革命者朱淇。朱淇，字季直，广东南海人，康有为的同乡，清末时反清组织兴中会的成员。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参加反清广州起义，失败后赴上海，在上海租界办报宣传革命。德国占领青岛后又来德国租借地办了《胶州报》，宣传反清和民主革命思想。
《胶州报》社址在斐迪里街（今中山路），每星期四（后改星期二）出1期，书页式印刷，铅印，每期8开8页，同杂志类似。
周馥（1837年—1921年）字玉山，安徽东至人，初任直隶（今河北）按察使，1902年任山东巡抚，12月来胶澳租借地，拜会胶澳总督，互相宴请，决定在山东路矿公司增加中方投资。他在青岛会见中国商人，“悲怆时尚”，即席写诗：“朔风吹雪海天寒，满目沧桑不忍看……”为使中国人知晓中国大事，有话语权，遂买下《胶州报》，而朱淇由青岛去了北京。民国政府成立后，军阀混战，南北不和，朱淇感到事与愿违，于是闭门修道，不再过问政治。
由朱钟琪主持新的《胶州报》，但报纸的革命性质已变。朱钟琪原是袁世凯的幕僚，袁世凯任山东巡抚时相助出谋划策，尚未出道的徐树铮求见袁世凯，让朱钟琪出面代为接见，他对徐树铮不正眼看，使徐拂袖而去。民国时期，徐树铮任国务院秘书长，袁世凯为朱钟琪谋得候补道官职，周馥继任山东巡抚后给以实职，出任《胶州报》主编。1909年购置新型印刷机，社址迁往潍县路。此时《胶州报》的内容有谕告、论说、北京新闻、各省新闻、各国新闻、山东新闻、本埠新闻等。
1912年清廷退位，民国政府成立，《胶州报》停办。
《苏报》被查封以后，章士钊、何扉施、陈去病等又于光绪二十九年（1909年）创办了一份《国民日日新闻》，发行才几个月，就被政府查封。于是，《国民日日新闻》改由陈和生出面，在英国驻上海领事馆注册，利用“涉外法权”，使清政府不得干预重新发行。
新的《国民日日新闻》依然抨击满清政府，宣传民主革命。刊载的《南渡录演义》攻击清政府不遗余力，由于报纸已在英国注册，清廷无法查封，于是通令在上海以外不准发行。通会中称，上海逆党（指孙中山的同盟会）煽惑人心，大逆不道，出刊《国民日日新闻》煽动民心，各地方商民不准买看，如果有寄递售卖者也要惩办。并通令海关，邮局不能寄发该报。
蔡元培在上海租借地创办《俄事录闻》，初期仅报道日俄战争。1904年改为《警钟日报》，同样进行革命宣传。1905年3月，清政府致函上海公审公堂，要求逮捕报社的主笔余少甫、刘师培，经理李春波，结果只捕了2个职员，报纸停刊。
据戈公振所著《中国报学史》以及《清议报》的调查，清朝末年全国出版报纸的城市除以上海为中心外，还有北京、天津、青岛、广州、汕头、桂林、台北、潮州、苏州、无锡、扬州、芜湖、安庆、南昌、九江、赣州、汉口、武昌、长沙、重庆、济南、烟台、太原、沈阳、吉林、长春、营口、哈尔滨、伊犁、杭州、宁波、厦门、福州、贵阳、梧州等36个大中城市，发行各种报纸几百种之多，可谓风起云涌，在内地之外的香港、澳门及各国侨民地区也出版了众多中文报纸。
大部分报纸倾向于革命，为辛亥革命的爆发起了舆论作用，而除少数采用石印术以外，多数采用铅活字印刷术。
民国以后多采用动力机械印刷术。
1912年民国政府成立，由于政治、经济因素，有些报纸停刊，有些新报创刊，但是数目却有增加之势。
民国三年（1914年），大总统袁世凯指定国务总理孙宝琦、内务总长朱启钤副署颁布了民国政府《报纸条例》，1915年又加修改后公布。大体内容如下：
1．用机械或印版及其他化学材料印刷之文字图画，以一定名称继续发行者均为报纸。
2．报纸分下列6种：1．日刊；2．不定期刊；3．周刊；4．旬刊；5．月刊；6．年刊。
3．发行报纸应登记名称、体例、发行日期，发行人、编辑人、印刷人的姓名、年龄、籍贯、履历、住址。
警察、官署认可后给予执照，并在内务部备案。
4．同清朝一样，要先交一定押金。
5．每号报纸，应予发行日送警察官署存查，这与清代不同，前者是发行之前要送审。
6．违禁的内容包括政治、妨害治安、败坏风俗。
据戈公振统计，民国成立后全国有报纸500余种，这里的数字只是狭义的报纸，不是《报纸条例》中的报纸。《报纸条例》中的报纸实际上包括了杂志。
民国时期，定都北京，北京出版的报纸有近100种，占全国近1/5。但不久，袁世凯实行独裁，要当皇帝，国民党进行“二次革命”。这时，又像清朝一样进行“禁报”。
为了保护报社权益，成立了中国报界促进会。报社及代表人如下：
《民立报》邵仲铎，《民强报》王河昇，《神州日报》王瘦岑，《民报》杨若春，《天铎报》邹亚云（以上属同盟会所办的报纸）。《太平洋报》朱少林，《国民新报》吕天民，《申报》孙起渊，《时事新报》徐寄倾，《大共和报》王伯群，《时报》狄南士，《新闻报》王汉溪，《黄报》倪寄生。
因为处在南北对立、军阀混战的时期，有些报纸时而创刊时而停刊，变化频繁。
《大公报》是中国近代有影响的报纸。1902年6月17日创刊于天津，当时北京为首都，天津为近于京师的工商口岸，创办人为英敛之。民国成立后，1916年转让给王致陆，1925年11月27日曾一度停刊。1926年9月由吴新昌、胡政之、张季鸾3人接办，办报方针为“不党、不实、不私、不言”。抗日战争爆发前夕，日本势力已侵及华北，华北局势日趋紧张，增出《大公报·上海版》，又开办《大公报·香港版》。抗日战争期间迁往重庆，抗战胜利后天津、上海、香港三地均出刊，与《申报》《新闻报》并列三大报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天津版曾改为《进步日报》，1956年与上海版合并迁北京出版，1966年9月10日停刊。香港版一直出版。《大公报》同《申报》一样是查找中国近代历史的重要史料来源。
《益世报》也是近现代有代表性的日报。由中国的罗马公教（天主教）教会于1915年10月10日创刊日报，亦在天津。抗日战争时期一度在重庆出版，抗战胜利后1945年12月1日在天津复刊，1949年1月停刊。《益世报》曾在北京、西安、南京、上海设分馆，虽是教会创办，但不单为传教，时政要闻、评论均有一定影响力，副刊也有许多名家作品。
第三节杂志
在近代印刷术中，报纸与杂志不太好区分。这里以半月以上出刊一期的作为杂志，但有一点，报纸有用16开甚至32开小张印刷并装订成册的，而杂志没有对开大张纸印刷的，最难区分的是16开纸印刷，每周出一期的，有的是报纸，有的是杂志，这种现象是近代的特色。到现代，在注册、登记时已加区分。
一般来说，办一份报纸有印刷所，有发行人，但办一份杂志，多数是在报社、印刷厂印刷，罕有办杂志的自己有印刷厂的；同样，过去的报纸都由报社自办发行，而杂志主要在书店发售。
办一份杂志比办一份报纸简单得多，所以，近代杂志出版了有多少种，是无人能作出一个完全的统计的。
一、综合性、政论性杂志
《时务报》虽称为“报”，但实在应该划分在杂志里面，因其主要发表文章，并没有发表什么新闻。
《时务报》由上海强学会出版，由梁启超任主笔，1896年创刊。戊戌变法也叫“康梁变法”，康是康有为，梁是梁启超，这份杂志是唯新派的舆论工具。
《时务报》是旬刊。梁启超是天才的宣传家，他是强学会的书记员，又是西方翻译家李提摩太的私人书记，文笔犀利，胜过康有为。他在《时务报》上每期亲自撰文发表政论，极有煽动性。《时务报》当时能发行到1万多份，不能不说是个奇迹，也可以说明中国人民渴望变法图强。
戊戌变法失败，《时务报》也停办了。
《国闻报》是严复主办的一份报纸，1897年在天津创刊。
严复，字几道（1854年—1921年），幼年聪慧，14岁时入船政学校，被派赴英国海军学校学习海军战术，也学习英文，擅伦理学、进化论、社会法律，为他在中国学术界、翻译界奠定了基础，他曾在北洋海军学堂当教授。1912年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5月更名为北京大学，严复成为北京大学首任校长。
严复以翻译著称，是近代翻译大师，翻译了《原富》《法意》《群学肄言》等西方学术著作，提出译书三原则，即信、达、雅，一直被翻译界当做准则。
《国闻报》是一份日报，又增出一份杂志是旬刊，10天出1期，赫胥黎的《天演论》就发表在上面，然后才出单行本。《国闻旬报》和《国闻报》在维新变法中都起了积极作用，被称为南有《时务报》，北有《国闻报》。
《清议报》，其实是一份杂志，1897年创刊。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在横滨出版了《清议报》，旬刊，分论说、名家表述、新书译丛、群报撷华等。中心指导思想是保光绪皇帝，而抨击西太后（慈禧太后）、荣禄、袁世凯等一派。慈禧知道之后十分恼怒，但因是在日本发行，又无可奈何，于是下令沿海港口严查从日本进口之印刷品，凡带有《清议报》的人严加惩治。
《清议报》发行了4年，因火灾而停刊。停刊之后，梁启超又创办了《新民丛报》接续《清议报》，仍在横滨出版，半月刊，出至72期停刊。
戊戌变法失败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派主张推翻封建政权建立民主共和国，成立了同盟会。为了宣传，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在日本东京创办机关报《民报》，大型月刊。由张继、陶成章、章太炎（炳麟）主编。发刊词由孙中山亲自题写，执笔撰文的有章太炎、马君武、胡汉民、陈天华、陈去病、柳亚子、苏曼殊等。
清朝使者唐绍仪到达日本向日本政府交涉，要求查封《民报》。日本为保持与清政府的关系，查封了《民报》，而《民报》以法国巴黎仆侣街4号的假发行地址继续出版，到第26期停刊。
留日学生创办了一份《译书汇编》，1900年创刊，月刊，由留日学生杨廷栋、杨荫抗、雷震等主持，被当做留学生杂志之元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