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诚的这首诗，是汉族古诗中描写西域穆斯林生活最贴切、最生动和最早的一首诗。诗中“撒蓝”是穆斯林祝安词；“抓饭”是源于穆斯林的一种饮食，至今仍然流行于中亚和中国新疆地区。前两句“巍巍金壁瓮高台，窗户玲珑八面开”说的是“缠头回回”即乌兹别克人建筑艺术的精美，雕刻的门窗玲珑娴巧，后面两句“阵阵皇风吹萧幕，飘飘爽气自天来”描绘了西域的风景，后面四句“加跌坐地受朝参，贵贱相逢道撒蓝。不解低头施揖让，谁知屈膝拜三三”，这里具体描绘了穆斯林见面地位不分贵贱，都要道声色俩目，以及如何礼拜的动作。最后两句“饭炊云子邑相兼，不用匙翻手自拈”，则生动地刻画出西域穆斯林制作“抓饭”的过程，以及不用匙子而用手抓吃食物的风俗。
现在的托克马克有陕西籍东干人3000多人，城内有一所东干娃娃居多的学校。托克马克市北面就是秋河，而秋河过去就是新渠。住在托克马克和营盘的东干人全是陕西籍，他们把托克马克称做“巴札”（即市场的意思），可以说托克马克是四周农庄的主要贸易市场。在1991年前，这里同属苏联，没有边界。苏联解体后，中亚各国参照北欧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从苏联分开，形成了独立的国家。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两国以秋河为界，连接哈萨克斯坦的新渠到吉尔吉斯斯坦的托克马克的秋河大桥，是由东干人富商尤路思诺夫修建的，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两国的关卡也设在桥的两端。
由于哈萨克斯坦比较富裕，而吉尔吉斯斯坦比较贫穷，托克马克出现了毗邻国家特有的各种现象。就像可以从马来西亚北部到泰国的合艾市，新加坡人到马来西亚新山市，文莱人到马来西亚美里市，中国香港人到深圳一样。马来西亚北部人喜欢到泰国南部的合艾市，一是那里物价低廉，二是有色情娱乐场所，因此，马来西亚北部边界每天都有大量游客进入，并设有旅游专线。泰国盛产大米，从北部走私大米进入马来西亚，一直是被政府控制的。而新加坡人进入马来西亚新山市，因为这里地大物博，物品便宜，汽油价格低，新山市的发展和新加坡人的大量投资分不开。而文莱人喜欢到马来西亚美里市，也是一样的情形。香港人到深圳，有投资，有购物。和这些情形一样，住在哈萨克斯坦的新渠、营盘的东干人每天来到托克马克，进行贸易交流，况且哈萨克斯坦人收入高，平均月收入每人80美金，而吉尔吉斯斯坦则为20美金（2001年统计）。所以，来吉尔吉斯斯坦这边购物便宜。另外，哈萨克斯坦是中亚地区面积最大、资源最丰富的国家，盛产石油、小麦，而吉尔吉斯斯坦不产石油，小麦也缺，汽油、面粉价格自然高些，这样导致了走私活动。此外，营盘和新渠都是东干人的聚居区，回民的教门好，庄风严格、淳朴。有些东干人娶二老婆，也选择在托克马克安第二个家。
现在的托克马克，又是一番新气象了。
再返阿拉木图
继2000年的一趟阿拉木图之行后，2002年初春，我又从东干人的根据地——新渠出发，踏上了去阿拉木图的行程。从新渠到阿拉木图大约300公里，车子朝西北方向行去，穿过阿拉套山的峡谷，便到了阿拉套山外的丘陵平原上。这里地势平坦，车行了两个小时，很少见到人烟，空气格外清新。眺望远处，硕大的翠绿的草原上，长满了高高长长的野草，迎风摇曳。这种空寂的心情，一直萦绕在心萦，就像唐代岑参的边塞诗《碛中作》写的：
走马西来欲到天，
辞家见月两回圆。
今夜不知何处宿，
平沙暮里绝人烟。
在中途，载我的东干司机，专门找有小河的地方停车小息，我便在清澈的小河旁做小净和礼拜。之后，我坐在草丛中欣赏四周寂静的草原风情，东干朋友则忙着收拾小食品，漱洗水果。我向南边望去，雄伟的阿拉套山耸立在眼前，在山腰处，长着广阔稠密的松树，山脚下，有一片哈萨克人的牛羊圈房。草原周围盛开着各种各样鲜艳绚丽的花朵，阳光是灿烂的，天空清澈无云。我在悠闲中和东干朋友吃完了备好的野餐后，又上路了。
我们在下午到达阿拉木图。这是我第二次来这里，我有了详细观察阿拉木图市景的时间。在东干人居住的“佐俩—瓦斯道科”（意即东方曙光）城镇抬头仰望，便发现这里有高耸矗立的雪山，白皑皑的雪带熠熠发光，与我在营盘看到的天山不同，这里的雪山耸立在城市附近，给阿拉木图市增添了优美的景象。
阿拉木图以前称做维尔内，是沙皇俄国时代七河（即伊犁河、长拉塔尔河、毕因河、阿克苏河、纳戎河、萨尔坎特河和秋河）省的首都。后来，阿拉木图又是哈萨克斯坦的首都，该国首都迁往北部靠近俄国的阿斯坦拉新城是最近几年的事。
阿拉木图的东干人主要来自伊犁。1881年至1884年，俄国根据《伊犁条约》，归还伊犁给清朝政府，伊犁的回民便选择迁居俄国，他们过来时没有受多大苦，是和平时期迁移过来的。目前，阿拉木图有两座清真寺，一座叫伊犁清真寺，是属于新疆回民的。另一座叫托克马克清真寺，是早年从营盘迁移到这里的陕西籍回民修建的。
在阿拉木图东北面东干人聚居的地方，有一条街道被命名为“白彦虎路”，也有一所大的中学，学生和教师多数是东干人，学校里也教东干话。
阿拉木图的市中心，有一条以东干人的领袖马三成命名的街道“马三成路”。马三成是继白彦虎后出现的东干人第二代英雄人物，他生在营盘，1918年俄国革命时，他在中亚组织了东干骑兵团，为苏维埃政权在中亚的建立立下了大功，曾受到列宁的召见。和他一起战斗的有俄罗斯人伏龙芝。此后，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曾改名为伏龙芝，一直到苏联解体后，又恢复为旧名比什凯克。
很巧的是，伏龙芝的父亲老伏龙芝和白彦虎的后辈人有密切的关系。1930年，担任哈萨克联盟领导人之一的马三成，在阿拉木图成立了“白彦虎中等师范学校”，培养了许多东干人才。不幸的是，1937年，在斯大林“肃反”恐怖时期，马三成遇害。我的老朋友、吉尔吉斯斯坦《回族》杂志主编尤素波夫曾给我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马三成在1937年‘肃反’时，被军政人员叫去，第二天就遇害了。1991年苏联解体后，我们东干人专门查询了克格勃的档案，看到讯问记录上签名的是一位年轻军官，而信纸上有一大滩墨水印子。可以推知，审讯军官讯问时，马三成像我们东干人一样，性子强，肯定是当场不服讯问，质问审讯官‘我打江山时，你还在做啥着哩。现在能换到你们有资格来讯问我们？’那墨水印子可能是生气时，拍翻桌子墨水溅落留下的。第二天他就被拉出去，遇难了。”
1960年，马三成被苏联政府平反了，他的故乡营盘也被命名为“马三成乡”。
在阿拉木图，接待我的是位叫然木札·马的东干人，他是20世纪60年代因“塔城事件”跑出来的。他讲的东干话一听就不同。他在新疆上过中学，并会拉一手很好的小提琴。晚上，他还高兴地给我们拉了几首中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曲子，可惜我却不熟悉。他的夫人是乌兹别克人，东干话听不了多少，但东干饭食做得好。闲扯中，我便这样问然木札·马：“为什么不娶东干女子？”他说：“我刚从新疆过来时，一无所有，很穷，而住在城里的东干人都比较富有，他们看不起我们这些刚从中国过来的穷人，哪个肯把姑娘嫁给我呢？”他呷了口茶，慢慢又接着说：“后来没有办法，碰到我现在的热娜（老婆），就结了婚，老婆的娘家也不愿意，几位兄弟也嫌我这个穷中国人。结婚两年后，我才让老婆回娘家探亲。过了几年，我的情况好了，那‘缠头’家里一看我对老婆这样好，他们才对我客气。可我是怪脾气，从来没有上过他们家。人家不好时，你看不起，人家光阴好了，你却来客气？”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事，心想原来嫌穷爱富不分种族，各处都有啊！旁边一直侍陪着丈夫的然木札·马太太，可能听惯了丈夫的话，虽然不懂东干话，但能够猜出来吧，她悄然地收拾桌子上的东西。然木札·马与他的夫人感情很好，他们的一位女儿叫素福叶，是东干人年轻女子中职务最高的，博士出身的她曾是阿拉木图国立大学学生会主席兼法律系主任，后又调往塔那斯州立大学任高职。然木札·马是阿拉木图东干人中很成功的商人。
后来，我跟同行的老朋友侯赛因·安讲了，我说，然木札·马的女儿很漂亮，有高才，但在东干女子中年龄大些，还没有对象，肯定他父亲是个唠叨人（厉害人），当初，他穷，富有的东干人不给他女子，而现在他好了，他也不会把女儿嫁给穷的东干人，他还笑话其他人，实际他们的器量是一样的。侯赛因·安听了，没有讲话，只是哈哈大笑。
在阿拉木图东边250多公里处，有一个叫江尔肯特的东干人中心。江尔肯特现已改名为潘菲洛夫，这里的东干人，大多数是1881～1884年《伊犁条约》后过来的。在潘菲洛夫有一间清真寺，和在吉尔吉斯斯坦科拉考尔的回族清真寺一模一样，原来设计建造的是同一个人——张师傅。听说这些清真寺和乌鲁木齐的陕西大寺有些像。目前，在潘菲洛夫的中国式清真寺已被列为哈萨克斯坦的文物遗址了。
在潘菲洛夫县，除了有4000多东干人外，还有相当数量的维吾尔族人，他们的前辈是和东干人一起跑出来的。他们都聚居在一起，相互间通婚多，也在清真寺一起礼拜。好多当地东干人会讲维吾尔话，而该处的维吾尔族人也会讲一些东干话，这是在中亚其他东干人地区少见的。
潘菲洛夫的东干人的前辈是在1882年开始从伊犁向俄国迁居的。而在此前的1881年底，就有一部分富有的伊犁回民，用大卡车载着财物迁移到了偏远但又肥沃的亚历山大洛夫卡——骚葫芦（距中国边界1000多公里）及阿拉木图。1882年1月10日，沙俄政府向伊犁居民发出警告，要求迁往俄国境内居住的中国人不能向俄国政府要求物质援助，以及迁移后要履行服军役的义务。但在1882年，还是有大量的回民和维吾尔族人——多数是穷人，步行或骑马向俄境迁移，到了距中国伊犁80公里的乌塞克河左岸，被俄国政府安置下来，便形成了江尔肯特县城（潘菲洛夫）。这批东干人都是“东干人中最穷的一部分”，他们也乐意就近居留，当然，步行实在太难了，况且穷人到哪里去都还是一样要受苦。但据史料记载，这些东干人并不要求任何物质援助，他们的要求只有一个——土地。这就很奇怪，土地是东干人过来后最关心的，即便1882年后选住在维尔内（阿拉木图）城内的东干人，他们虽然从事多种职业，如烧砖、运输、卖菜或做小生意，但多数人还是要求划给他们一块土地。具有悠久农业传统的东干人，即使在城市中，也仍然希望成为传统的有土地的东干人。许多租种哈萨克人土地的东干人，在1919年“十月革命”后，当时的苏维埃政府实行“谁耕种土地就属于谁”，结果，一夜之间，许多东干人有了大片土地。在维尔内（阿拉木图）郊区形成的佐俩—瓦斯道科，这里的东干乡庄就是那时期获得土地的东干农民建立起来的。
我因此联想到，多数东干人的质朴和勤俭，可能和他们的农业传统分不开。记得两千年前的《吕氏春秋》有一段话，在这方面写得很准确：
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农，农民，非徒为利也，贵其志也。农民则朴，朴则易用……民舍本而事未则好智，好智则将诈，多诈则巧法令，以是为非，以非为是。
对于土地的珍贵，明朝沈实国的《咏田诗》描绘得更有神：
昔日田为“富”字足，今日田为“累”字头。
拖下脚来为“甲”首，伸出头来不自“由”。
田在心上“思”常苦，田在心中“虑”不休。
当时只望天为“福”，谁望田多“垒垒”愁。
诗中，富、累、甲、由、思、福和虑、垒的繁体字，都有“田”。
当年，多数东干人到了俄境，一无所有，都是靠所拥有的土地一点一点发达起来的。目前，大多数东干人只靠土地谋生致富。对土地的珍重，与其他民族一样。目前，在阿拉木图和潘菲洛夫这些曾经是属于古代匈奴统治的地方，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大约是在中国汉初时期，匈奴的东方有强大的东胡国，匈奴经常受东胡的欺侮，被迫送人质，献财物。公元前209年，昌顿当了匈奴单于，东胡王向他要千里马，大臣们说：“这是我们匈奴的宝马，不能给。”昌顿说：“怎能为一匹马，与邻国搞坏关系呢？”遂把千里马送给了东胡王。后来，东胡王又要昌顿的妻子，大臣们说：“东胡王太过分了，应当给点厉害看看。”昌顿说：“不能为一个女人而蛮干。”于是，又把妻子送给了东胡王。东胡王更骄傲自大了，不久，又索要匈奴东部无人居住的土地，这回大臣们才说：“那些地方比较荒凉，送给东胡算了。”昌顿说：“土地是国家的根本，岂能送人？”于是，他亲自带领精兵，奇袭东胡国，将它灭亡了，并征服了天山南北三十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