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无法不去写他们
李迪
黄的叶，红的叶，又到深秋。
这几年，我六下无锡，采访了一百多位民警，分享他们的激情燃烧，感受他们的身心疲惫。我们的公安民警，天天有牺牲，时时在流血。他们也有老母亲，他们也有心上人，他们也有生死情，他们也有离别恨。可是，当人民需要，当警铃响起，他们冲锋在前，他们义无反顾，面对歹徒的尖刀，迎着罪恶的子弹。他们是百姓安宁的保护神，他们是和平年代最可爱的人！特警徐佩荣临危不惧空手夺刀使人质脱险;狙击手曾泉十年磨一枪，关键时刻命中罪犯，子弹穿过了一条街；社区民警顾志刚说起他帮扶的困难户周阿姨最终去世了，事情已经过去好几年，他还是边说边哭，泪流满面……
每晚，送走被采访的民警，看着他们的背影消失在夜色中，想到他们劳累了一天，明天还要投入紧张的工作，我难过，我流泪。谁能理解他们的委屈与伤痛？
在这样的地方，面对这样的人，我无法不去写他们！他们的青春是飞扬的旗，他们的奉献是壮丽的诗。就这样，我写出长篇报告文学《铁军·亲人》；写出百篇小小说集《警官王快乐》。
这几年，我三下扬州，深入采访社区民警陈先岩。比起特警刑警，社区民警是另一道风景。没有轰轰烈烈，尽是鸡毛蒜皮。然而，最生活，最百姓，最基层，最地气。陈先岩扎根社区十六年，他跑，他叫，他哭，他笑，他抓耳挠腮，他热肠古道，把矛盾化解在基层，把温暖送进千家万户，在婆婆妈妈中开创了一片新天地。公安部授予他“一级英模”，国务院授予他“全国先进工作者”；他当选了第十届、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并被推举为主席团成员；在进入分局领导班子任副政委后，他又自愿重返社区当民警，再次扎根百姓中。我被他感动，我与他长谈。多少艰辛，多少坎河，多少酸甜苦辣，多少忍辱负重，英雄流血又流泪……
他说，就算我浑身是铁，又能打几颗钉？我给你讲讲身边善良的百姓吧，就从小陆子讲起，他管我叫师父，说他是我西天取经路上收编的孙猴子……
在这样的地方，面对这样的人，我无法不去写他们！花开岩边一朵朵，让我说一说。就这样，身入，心入，情入，我写出长篇报告文学《社区民警是怎样炼成的——陈先岩的故事》。我的老战友、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高洪波赋诗：
社区民警怎炼成？
遍地鸡毛拾取中。
大爱云飞天行远，孺子牛耕地生情。
警徽灼灼初心暖，平安声声热泪迸。
百味杂陈说往事，“三入”作家笔力雄。
今年，我四下徐州，走进公安，深入警营。在这里，警徽闪亮，豪情似火，局长陈辉率万名铁军，践行“人民至上”的铿锵誓言，守护平安，造福百姓。我先后采访了上百位民警，那些人，那些事，那些感动，那些难忘，幻化成激越昂扬的乐章，让我沉浸在或铁骨铮铮或柔情似水的交响曲中，不能自已，热泪盈眶一刑警封东磊，一年破案近千起，被誉为“重案终结者”。我慕名前往，想不到是戴着眼镜的书生模样；便衣陈森，人称“火眼金睛”，数不清的逃犯成了他手下败将。我去采访的时候，与他擦肩而过，人家说那就是他啊，你以为是卖鸡蛋的小老头儿呢；居民董阿姨来派出所找张楠，民警说，楠姐开会去了，您有什么事？董阿姨说，这姑娘人漂亮心又好，我想给她介绍对象。一屋子人哈哈大笑，谢谢阿姨，不用了，楠姐的女儿都两岁了！啊，她都有孩子啦？社区好多人想给她找对象呢！你看，警花张楠多招人喜欢。那时候，她脸圆圆的，正是大爷大妈心仪的类型。所里的小伙儿说，楠姐，你笑起来像花一样。张楠问什么花？葵花！啊，我脸有那么大吗？可是，社区民警三年，她成了葵花籽；还是社区民警，张小玲爱说爱笑，玲儿响叮当。大爷大妈都把她当闺女。哎，也有当孙女的。那天刘奶奶走迷糊了，正急成个老窝瓜，来了一巡警，问家里有什么人，她赶紧掏出一张卡片，这是我孙女！巡警接过一看，是警民联系卡，闹半天您是警属啊！遂拨通电话，张警官，快来接你奶奶回家！小玲笑成牡丹花，哎，我这就坐火箭来！从大姑娘到孩儿妈，干了二十多年社区民警，小玲当过多少人家的孙女？槐树开花数不清。她说，老百姓的要求真不高，在他们有事的时候，你能坐下来听他们说说，他们就记你的好。在百姓眼里，社区民警就是党和政府。得，咱也别躲闪，担当起来，像歌里唱的，“用我的心倾听你的忧伤欢乐”。你说，大爷大妈能不疼她吗？闺女‘，瞧你那一脸汗，快来歇歇！哎，来啦！小玲自带板凳扎进老人堆。她爱跟老人聊天，爱看老人脸上的笑像下进锅里的挂面四散开来。她不能看人哭，人家一哭她眼泪也下来了……
在这样的地方，面对这样的人，我无法不去写他们！他们是最亲的人，他们是最美的歌。就这样，我写出报告文学《面朝太湖春暖花开》，列入了中国作家协会“2016：中国报告”中短篇文学专项工程。
今年，中秋节，我从北京来到鸭绿江畔，走进丹东、东港、凤城看守所，与坚守岗位的民警共度佳节，给他们送去了我出版的六种新书。高洪波为此又赋诗：“每逢佳节倍思亲，再下丹东送精品。一书映月洒晶莹，更显迪兄公安心。”
圆月当空，江水浩荡。
我和值班民警品茗赏月吃甜饼，好像回到家一样。
今年，我六十八岁。我感到自己依然年轻。
心随明月江中走，我当真又回到年轻的时光——那是1969年，知青上山下乡年。我从北京师大一附中高中毕业，来到云南西双版纳农场。一年后，在茅草房里，在煤油灯下，写出了反映知青生活的处女作，小说《后代》。并且，自己出版了——一个字一个字地刻蜡版，用老式滚筒油印机一张张印刷，再用钉书器装订成册。这本散发着油墨清香的“地下出版物”不胫而走，居然走到了省城昆明，被云南人民出版社、《边疆文艺》（时称《文艺战讯》）和昆明军区部队文艺丛书三家同时选中，请我去昆明修改。在那个年代，请工农兵作者进城修改作品是很时髦的行为艺术。在昆期间，我参加了省里的一次创作座谈会。会上，诸位装神弄鬼大谈“三突出”创作原则。我在发言中说，《后代》的主角始终没有出场，同样达到了发表水平。语出，会场静如死。结果，出版社不但撤了稿，还给农场发了函，说我在会上攻击江青的“三突出”，是现行反革命。农场准备了批斗会，黑云压城城欲摧。闻讯后，我连夜逃亡，投奔亲人解放军。那是怎样的夜晚啊，无处落脚，连鸡毛店也不敢住，在长途车站的墙脚下缩成一小团儿。月冷，风寒，虫鸣。每句人声都让我心惊，每个黑影都让我肉跳。
第二天·一早，我上了头班车。为了不让人发现，不但在脸上抹了泥，还假装睡觉用衣服蒙住头。躲在衣服里，大睁着眼，大支着耳。危机四伏，险象环生。逃亡的经历终生难忘，成为我后来写惊险小说的真实体验。天无绝人之路，部队收留了我，让我在十四军42师宣传队搞创作。边境无边的密林，部队剿匪的故事，成了我丰富的创作源泉。《遥远的按榔寨》、《野蜂出没的山谷》、《这里是恐怖的森林》、《第三条毒蛇》、《黑林鼓声》、《代号叫蜘蛛》、《豹子哈奇》、《枪从背后打来》等一批中长篇小说，就是在这期间完成并陆续出版的。从书名可以看出，都是惊险样式。
没有十年的云南生活，没有星夜沿南腊河的生死逃亡，就不会有这样一批惊险题材的创作。其中，《野蜂出没的山谷》、《豹子哈奇》荣获国家奖；《这里是恐怖的森林》开创了《解放军报》小说连载之先河，且此后军报再也没有连载过小说；《黑林鼓声》等四部小说拍成了电影。再后来，我写的《千里走双骑》、《那时候我们青春浪漫》等长篇小说，吃的仍是云南生活的老底子。
1978年，我离开部队回京，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代部当编辑。
告别边疆，回到首都，坐在朝内大街166号，“惊险题材”一直萦绕心头，挥之不去。随着生活场景转换，我的目光逐渐聚焦都市的车水马龙。高楼大厦背后的罪恶与较量，成为我写作的新追求。而这个追求，自然而然地落在公安战线。
犯罪与侦破是惊险题材的富矿。
我渴望在创作转移期，能有机会深入公安生活。
我不想也不能关在屋里瞎编乱造。
这个机会终于来了！
1983年春，在一次偶然相遇中，北京市公安局办公室主任刘尚g得知我的心愿，热情介绍我到市局七处去深入生活。我一去就是半年。七处，位于北京城南偏僻之地，地名吓人，叫半步桥。这里是预审处也是看守所，被枪毙的犯人就从这里直接拉到刑场。是死是活，只差半步。在笼罩恐惧与神秘的小院，在低矮昏暗散发故纸霉气的档案室，一份死囚卷宗让我的心收紧！一个女人凄楚哀怨的声音自卷中传出，呜咽地向我讲述了一个爱恨交加的故事。爱她的人以死向欺辱她的人复仇，她为爱她的人拒不吐实宁愿赴死！我用笔还原了预审室的惊心动魄，写出中篇推理小说《傍晚敲门的女人》，发表在1984年第四期《啄木鸟》，成为中国推理小说的代表作。同年，开创了中国推理小说走向世界之先河。法国翻译家帕特丽夏和苏联汉学家谢曼诺夫为翻译这部作品专程来到中国。他们问我，在真实的案件中，小说的主人公欧阳云是自杀的吗？我只能点点头。我不愿意说出事情的真相，因为那太残酷。
从此，我开始了惊险样式的公安题材创作。其间因赴日本留学而中断，回国后很快又接上了。陆续写出《预审员笔记》、《〈悲怆〉的最后一个乐章》、《发廊女花儿》、《血色兰花》等中长篇小说。其中，《的最后一个乐章》出版后改编成电视剧，在央视一套黄金时间播出。李雪健出演警察男一号。转眼三十年过去了，今年夏天，在电影《老阿姨》首映式上，我们见了面并共进晚餐。雪健说，那是我扮演的第一个警察形象。
我写作惊险样式的公安题材，从一开始就给自己设定了标准，不写猜猜看谁是真凶的捉迷藏。那是死胡同。在七处生活期间，一天早上，我亲眼看见二十多个年轻犯人被绑赴刑场，一色的光头。当他们被拽上囚车的时候，我听到身后发出一声长叹。我回过头去，看见发出这声长叹的是一位满头白发的老警察。跟着，他轻声说出一句让我至今难忘的话：“也不知道昨晚上给没给他们吃肉！”我的眼泪当时就下来了。为了这满头白发的老警察，也为了这些马上，就要死去的年轻人，我想，我的公安题材，要写出案件背后的生命呼喊，要写出爱恨交加的悲情世界，要写出有血有肉的主人公在没有路的地方找到路。或生，或死。警察如此，罪犯亦然。我认为，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曾经或正在面临无路可走的境地，都曾经或正在演绎自己真实版的“惊险题材”。重温过往，拷问良知。要么，你是警察；要么，你是罪犯；要么，你目击了案件；要么，你坐在法院旁听。总之，你无法躲避，你无法选择，你在没有路的地方找到路，或化险为夷，或陷入绝境。
我追求自己的追求。从布局谋篇，到语言表达。
无论是《傍晚敲门的女人》，还是《的最后一个乐章》，一开篇，就让凶手到案。我给自己出难题。结局已然明了，读者还想读吗？我以精心的布局，让读者从明白到糊涂再到明白。而这最终的明白，是惊心动魄的泣血人性，是森村诚一笔下那从高高的悬崖随风飘落的草帽……
随着作品数量的增加，我的语言表达也发生了变化。从最初刻意追求多形容多定语的欧式长句，到学习古龙的短句，学习汪曾祺的“词贵浅显，浅中见才”和风趣幽默，学习网民的网言网语，学习日常收集到的老百姓生动贴切的大白话；在写作中，边写边读，带感情，入角色，不顺口，坚决改。一定，生活化，口语化，形象化，生动化；注重短句，注重乐感；做减法，拼命减去多余的哪怕一个字，从而形成自己的语言风格。
布局谋篇，语言表达，说的都是写作技巧。
离开生活，写作技巧就成了沙器。
圆月当空，江水浩荡。中秋之夜与丹东看守所民警品茗赏月吃甜饼，不由得回忆起2010年以来，我七次来所深入生活的曰子破旧、漏雨、阴暗、潮湿；
吃喝拉撒睡，冲进鼻子的全是人味儿而人味儿是不能闻的；善恶交锋，美丑对决，生死碰撞，爱恨纠缠；眼泪成河，悔悟断肠，惨景不忍，悲剧撕心。文学的永恒主题，在这里展现得淋漓尽致！
没日没夜的工作，我看到警察一脸疲惫；不知死活的命运，我看到罪犯满眼忧伤。我想，我是来深入生活的，是来学习的，包括向罪犯学习。那好，那就不要给人家添累。我请求戴所长，能不能让我跟犯人住一起？戴所说不行！我说没事！戴所听着顺耳，事情就这么定了。我在看守所住了下来，隔壁是留所服刑的犯人。我每天跟他们共用脸池、便所，放风时一起晒太阳；我接连跟他们过了三个春节，他们再也不把我当外人。王东说，李老，能给我要根烟抽抽吗？我说能！就叫警察送烟来。烟一点上，他泪就下来，我，我就是想孩子啊！他才六岁！我在这儿等死，他妈又跟人跑了。孩子这会儿在哪儿呀？他吃什么喝什么呀！呜呜呜，呜呜呜，一个老爷们儿哭得没了样儿。我倾听，我落泪；陈远在绑赴刑场前紧紧握着管教民警的手，说谢谢你两年来的照顾，我欠你太多没法儿还，就到那边儿求阎王爷保佑你；中善临刑前把自己仅有的三百多块钱，转送同号犯人给孩子交学费……
有时候，跟犯人谈话到了深夜，我一个人缩着脖子回小屋。居高临下的武警哨兵会突然亮起探照灯。我急忙喊，别开枪，我是好人！守卫的武警跟公安是两个部门，哨兵不认识我。后来，时间长了，他们也认识了这个常常勾腰走夜路的老头儿。还是亮起探照灯，不是照我，而是照亮前方的路。
住在看守所，在押人员向我敞开心，警察更把我当兄长。称呼从李作家李老师变成老李。老李，我今晚值班你来吧，咱俩聊个够。从穿上警服美得照镜子不敢相信，一直说到风雨十年亲手绑过三十多个死刑犯。说到难过处红了眼圈儿，待遇太低，压力太大。谈话谈到半夜，就出真心话。痛快完了一看表，到巡视时间了，走！大衣一披，巡视道上出现一个完全不同的他！
“俺家那五百口子谁也不能出事！有病看病，没病过好。都是人！就是到了要走的那天，也不能让他带着怨恨离开这个世界。”这是戴所常挂嘴边的话。他打破常规，让判了死刑的犯人跟他从未见过面的孩子相见，父子俩生离死别拉都拉不开。
女犯人王梅想念她收养了七年的流浪狗，副所长王晶硬是开车几十里把小狗接来养在看守所里。王梅号啕哭喊着，菩萨啊菩萨。
魏红召为犯人西宝的复婚愿望苦口婆心说服女方，最终约好女方如同意就在释放那天早上准时来接。为了这个约定，两个大男人在寒风中不屈不挠，终于等到了“幸福的黄手帕”……
这就是生活。这就是丹东看守所的生活。
不论是警察还是罪犯，都是活生生的人。他们笑在一起，哭在一起。他们的泪水，有声的，无声的，都流进我的心里。在这样的地方，面对这样的人，我无法不去写他们！悲伤他们的悲伤，欢乐他们的欢乐。我突然感到，只有写出看守所的真实生活，才对得起他们！
我推翻了创作小说的计划，写起报告文学。
就这样，长篇报告文学《丹东看守所的故事》问世了。群众出版社出版后，一版再版。获了奖，改编成电视剧上星播出。
生活与创作是一对双胞胎。
真实的生活使一切杜撰苍白。
从此，我的创作由小说转向报告文学，努力写出真实而精彩的中国警察故事。
于是，在2016年，我的警察年，就有了这本奉献给读者的书。
感谢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