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西方政治理论一直是忽略女性的。那些掌权者和即将掌权者所做的分析极少提及女性；而当女性有幸被注意到时，他们又总是为女性被排除在公共事务之外并被局限在家庭之内的状况大加辩护；女性极少有幸被当做值得郑重加以看待的政治动物。时至今日，对人类这一半的排斥不是被当做不可更改的事实，就是被当做不值一提的小事；男女之间可能存在的不平等往往被视为在实践上是不重要的，在理论上也是毫无趣味的。然而，女权主义政治理论却认为，女性及其状况是政治分析的中心论题；它提出一项质询：为什么几乎一切已知社会中的男性都拥有凌驾于女性之上的权力？怎样才能改变这一状况？因此，女权主义政治理论又是一种“参与政治”的理论，它所追求的是去理解社会，以便向它提出挑战，进而将其加以改造；它的目标不是抽象的知识，而是那种能够被用来指导和造就女权主义政治实践的知识。
“女权主义”这一术语于19世纪80年代首次在英文语汇中出现，它的本意在于支持女性享有与男性平等的法律和政治权利。自它出现的那一刻起，它的意义一直处于演变之中，至今仍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本书中，我将在其最宽泛最一般的意义上来使用它，即用它来指称所有那些理论或理论家，他们认为性别之间的关系是不平等的，是一方服从一方、一方压制一方的；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政治权力的问题，而不是一个自然的事实；并且认为这一问题对于政治理论及实践是至关重要的。在这一意义上使用“女权主义”一词还意味着，我将按照现代而非当时的标准来运用这一概念，我将用它来指称那些在这个大概念出现之前就写过类似著作的人，并用它来指称某些本人否认自己是女权主义者的人（大都由于他们认为这一术语是特指中产阶级妇女的）。我还将把一些对女权主义论争作出过贡献的男子暂时包括进来。然而，在此应提请人们注意的是，不少现代女权主义者认为男人无论如何也不会成为女权主义者，或许由于他们是“敌人”，或许由于他们缺乏第一手的实践，他们至多只能成为“女权主义的支持者”。
女权主义思想的发展不仅是不平衡的，而且常常包含着深刻的理论差异。这一点反映在不同社会和环境中妇女需求与观念的差异之中，起源于女权主义的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相混杂的传统，这一传统中既有“男性主流”政治思想的影响，又有女性自身的经验。许多现代评论家并不是把女权主义当做一个统一的思维整体来加以讨论，而是把女权主义区分为多种不同的立场。最为常见的几种流派是自由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和激进女权主义；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这一用语定义相当含混，它既被用来描述那些将社会主义与女权主义的目标联系在一起的理论（无论它们是否以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为基础）；也包括现当代一些把马克思主义与激进女权主义综合起来的尝试。
根据这一分类法，自由女权主义的基本观点可以概括如下：由于女性同男性一样，都是理性的人，所以她们就应当同男性享有同等的法律政治权利。于是，自由女权主义在过去三百年间一直在为妇女的教育权、就业权、政治参与权以及在法律上与男子完全平等的权利而辩护，而斗争。自由女权主义注重公共领域中的权利问题，却对可能存在于家庭和私人生活中的权利关系不加评论；它认为，原因的正义性将确保其成功，男性绝无理由对此加以反对。尽管它承认女性作为一个群体目前处于不利地位这一观点是它的前提，但它仍旧认为，政治和法律上的平等一经获得，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的机会就全靠女性个人的努力了。
然而，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却认为，在阶级社会中，这种权利只能使少数中产阶级妇女受益，而大多数妇女还会像大多数男人一样受压迫，直到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被共产主义所取代。这种观点认为，妇女解放的关键在于妇女进入有偿劳动市场，在于妇女参与阶级斗争；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作为妇女受压迫基础的经济依赖性才能消失；孩子的公共抚养和家务劳动的社会化将免除妇女的家务劳动苦役，允许她们充分地就业参与生产。仅仅通过寻求正义并不能带来这一变化，因为这种变化是经济发展的特殊阶段的产物。因此，性别之间的平等不是意志的产物，而是特殊历史环境的产物。
激进女权主义者则认为，上述两种理论全都忽略了男性权力的性质及其无处不在的特征。激进女权主义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才开始被完全清楚明确地提出来的。它认为，男人对女人的父权制权力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基本权力关系。它进一步指出，这一权力并非仅仅局限在经济政治活动这类公共领域之中，而是一切两性关系其中包括最为亲密的关系的特征。这种“个人的就是政治的”主张，旨在重新定义权力和政治学，因此成为对政治学理论假设的挑战；它认为，这些政治理论本身就是男性统治的工具，它不是为男性权力及其在“私人”生活中的基础这一现实做辩护，就是为了掩饰这一现实。有些激进女权主义者更进一步主张，男人与女人之间在行为和特质方面的差异是由生理因素决定的，而不是由社会环境赋予的，女人拥有比男人优越的品质；对其中一些人来说，这就意味着所有的男人都被当做“敌人”，从而使女同性恋的性别隔离主义成为唯一可行的女权主义选择。其他人反对这种主张，但仍认为男性作为一个群体在生活的各个领域中都是压迫女性的，而且必须把这一点作为一切女权主义政治学的中心命题来加以理解。
一些现代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主张将马克思主义和激进女权主义的精华结合起来。他们赞同激进女权主义所坚持的观点，即男性权力的无所不在以及把生活的一切领域当做政治领域来对待。然而，他们又试图为父权制权力找到一个历史的位置，以此去理解它与其他统治形式的关系。他们特别关注的是，探讨阶级压迫与性别压迫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相互作用的方式。在女权主义政治的意义上，他们在各个层面推动开展斗争；有时这种斗争包括自治的妇女组织，但有时也包括同男人的合作。与自由女权主义和正统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不同，这些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认为，保持目前的性别不平等状态至少与男性的短期利益相符；而且，与一些激进女权主义也不同，他们并不认为男性与女性的利益是永远对立的。
上述分类法把女权主义的观点划分为四类，并把妇女的状况归咎于恶劣的法律，恶劣的经济条件，恶劣的男性，或者是这一切的集合。然而，这一分类法还是把复杂的理论概括得过于简单，而这些理论是不能够被一清二楚地划分在这些类别中的，它们还在不停地发展变化，因此这些标签的使用，有时会掩盖女权主义思想和行为的复杂性。因此，在使用这一理论分类时，必须十分谨慎，尤其应当注意不同观点之间的交互影响。尽管它们之间仍存在着大量的差异，但近几年来，女权主义思想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趋同倾向，其中至少包括一些既存观点中最为简单明确的事实。
然而，差异仍存在于一个关键的领域，即“差异与平等”这一颇多争议的领域。许多女权主义者无论如何不愿为男女两性间的生理差异赋予任何政治意义，并认为这一点总是被人利用来作为妇女不利地位的依据。一些女权主义者长期以来一直争辩说，女性是天生优越于男性的。目前，在现代激进女权主义中有一股强大的势力坚持认为，正是生理的差异为女性的全部生活添加了异彩。他们特别予以强调的一点是，男性天生就是富于竞争性的，富于攻击性的，在性方面是富于掠夺性的；而女性能够生育的这一生理能力就意味着她们与生俱来地赋有和平、抚育和与人合作的“女性气质”。有些人甚至认为，实际上女性同男性的思维方式都不同。女性的爱用直觉和善解人意，比起男性的精算慎思和追求理性，更能够提高人的理解力；对其中一些人来说，女性在性方面的宽泛散漫性质使她们更容易接受“非线性的”理解的思维方式，从而突破男性逻辑的限制。这类论争有可能为传统的观念提供一个有用的校正，而这种传统观念正是以行为与思维的男性模式为不可批评的规范来定义人性和理性的，“客观性”实际上是男性偏见的遮羞布。这一论争还为那些在传统上同女性联系在一起的活动和品质赋予了价值。然而，这种生理决定论似乎代表了政治理论上的一个极端。虽然它很有影响，但也因此遭到不少现代女权主义者的强烈抵制。
另一个有争议的领域是所谓现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中的种族主义。正如女权主义抨击传统政治理论的排斥女性或将女性边缘化一样，女权主义本身也被批评为欧美的白种女性将她们的想象和需要世界化，而基本上忽略了黑种女性及第三世界女性的众多各不相同的观点——从前述的那些女权主义分类术语本身就能看出，第一世界白种女性的观点被视为规范，其他群体的观点有可能被安放在其中，从而掩盖了被这些术语分了类的女性中所存在的大量的差异。目前有一些女性提出，应当把迄今为止一直被边缘化的妇女们的经验当做中心起点，而不是把它们仅仅当做可供女权主义理论和实践随意取舍的额外的东西，此外，还应当把既存的观念同男性理论一起抛弃。也有人认为，既存理论的局限性是能够被克服的，一般来说，西方女权主义者比过去较多地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然而，还有一个悬而未决的大问题，即究竟有没有一套适用于全球妇女运动的原则。这一问题将成为今后数十年间最有争议的关键领域。
近年来，女权主义对传统理论的批判已经同“男性主流”政治思想及哲学的危机结合起来了。东欧的政治变迁使许多马克思主义者陷入迷惘，不仅如此，整个西方的政治思想都受到了“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攻击，这一理论从原则上否定了世间万物具有确定性和客观性的可能性。从这一新观念出发，终极真理和最终的知识将不复存在，“正义”或“正确”一类概念均丧失了意义，自由主义等学说的确定性也同样遭到否定，而被视为特殊历史时期的某种产物。后现代主义受到一些女权主义者的欢迎，他们把后现代主义当做权力关系理论的非神秘化和重建，认为它能够打破“女性”这一类别，提请人们注意到这一类别中所包含的千差万别的经验。然而，一些对此持谨慎态度的女权主义者则认为，有必要将真正的理论框架从学术潮流中梳理出来，而后现代主义绝不会为女权主义政治提供基础。有人甚至认为，它不过是保守理论的一个新变种而已，它否定了对现存地位结构发起任何挑战的企图的合法性。
这部书一个最主要的发现是女权主义政治理论的复杂性，这些理论在过去和现在都在不断地发展。女权主义一向超出传统政治争论的界限，向旧有的命题挑战，并把新的命题列入议事日程。这也就意味着，女权主义政治理论将很难被“定位”，而它提出的各种命题对于政治权力的理解又是绝对重要的；在寻求对妇女状况的解释和不断提出挑战的过程中，它提高了我们对政治生活的一切领域及政治理论的理解，而一切忽视它的存在的政治理论将不可避免地成为片面的和贫困的政治理论。
（李银河 译）
海迪·哈特曼
